译者后记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英格兰汉普郡斯蒂汶顿村。这村庄四面都是幽谷丛林，环境极其安静，奥斯汀就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
她父亲乔治·奥斯汀系牛津大学毕业，兼任两个教区的主管牧师，很喜欢读书。她一共有五个兄弟，一个姐姐。其中两个兄弟查理和弗朗西，都在英国海军里当军官。她的长兄詹姆斯比她大十岁，对英国文学有相当造诣，简小时候文学兴趣的养成也很得力于他的帮助。正如当时一般女孩子一样，简所受的学校教育很少，全靠父兄指导，从小就读了李查逊、考柏尔、克拉伯等人的作品。她也爱读约翰生、司各特、拜伦等人的著作，但特别推崇克拉伯（1753—1832），她有一次曾经说，如果她要嫁人，一定要做克拉伯太太，这因为克拉伯是十八世纪末叶一个古典诗人，他的作品不带一点传奇文学的色彩，能够现实地刻画生活，特别是刻画当时农民的苦痛。她精通法文，学过意大利文，熟读英国历史。
家庭环境对她文学兴趣的发展，实在起了不小的作用。她的兄弟姐妹们都喜欢在家里演戏消遣；吃过晚饭以后，经常由父亲挑选一个剧本，让孩子们排演起来，作为全家的娱乐。这些剧本不光是由父亲选择出来的，有时候也有孩子们自己的创作。因此简从小就培养起了写作兴趣，到十六岁那一年，她便想到写作出版方面去。她花了四年的工夫写成了《理智与情感》，二十一岁那年完成了《第一次印象》，这便是我们现在所读的《傲慢与偏见》的初稿。她父亲很喜欢《第一次印象》，曾写信给伦敦一个出版家凯德尔（Cadell），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出版，或让作者自费出版，结果竟被退回。可是我们的女作家并不泄气，她还是继续不断地写作，因为她既不求名，也不图利，而只是有一种写作的冲动，要把自己所熟悉的人物、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观感都写出来，于是在以后的两年中（1796—1798）修改了《理智与情感》，同时又另外写出一部新作品《诺桑觉寺》。
自一七九八至一八〇〇年的两年半中，她几乎没有写出什么作品。一八〇一年，她父亲七十岁，把牧师职位让给她长兄，带着女儿们去巴思休养。在以后的三四年中，他们全家曾到各处旅行，其中有一次曾经遭遇到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据简的侄女珈罗琳事后的记载，当年简去德文郡（Devonshire）旅行时，曾结识一位绅士，很爱简，简也很爱他，不料事隔不久，那位绅士就去世了，简之所以终身没有结婚，大概同这一次的遭遇不会完全没有关系。
巴思是英格兰内陆一个疗养休憩的地方，有闲阶级借着养病的名义在这里赌博游荡，他们一家人对这种社会风气都很厌烦，可是我们的女作家却在这里观察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替她以后的作品积累了素材。一八〇六年她父亲去世，加上巴思这个地方已日趋繁华，不适宜于她母亲孱弱的病体，全家便迁居南安普顿，以便让母亲呼吸一点清新的海风。他们在这里住了四年。总计自一八〇一年迁离斯蒂汶顿起，到一八〇八年为止，这八年中间，由于生活比较不安定，她几乎停止了写作，只写了一部未完稿的《华青家史》。
一八〇九年，简·奥斯汀才在汉普郡的乔登村确定了永久的寓所。这儿的环境也很好，离她的老家斯蒂汶顿也很近。就在这段时期里，她和她的侄儿侄女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使他们日后为她写下传记及其他资料，供给我们今日研究简·奥期汀的参考，使我们不至于光凭着她生前和她姐姐卡珊德拉（Cassandra）的一些通信作为研究她的根据；也就在这里，她恢复了文学创作，写成了《曼斯斐苑林》（1813）、《爱玛》（1815）和《好事多磨》（1816），她早年的两部作品《傲慢与偏见》及《理智与情感》也相继于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出版。
一八一五年，她兄弟亨利得重病，次年经济破产，加上她自己又写作用功过度，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但是她仍旧不断地带病写作和修改旧稿；一八一七年，她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家里再三劝她去温彻斯特疗养，结果医治无效，于七月十八日去世。
简·奥斯汀的一生，只不过活了短短的四十一岁半，一共写了六部小说和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其中《好事多磨》和《诺桑觉寺》都是她死后的第二年才出版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她早年写的两部小说《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都是脱稿以后二十年左右才获得出版的机会。一直等到一八一六年《爱玛》出版以后，她才为大家所赏识，司各特才在《季刊》（Quarterly）上写文章推荐她。她所以迟迟没有被大家注意，实在是由于当时出版家的盲目，实在是由于现实主义的小说在十八世纪末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奥斯汀能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断地工作，确实难能可贵。她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肃，每部稿子完稿以后，都要读给家里人听，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反复修改（有时甚至从书信体修改成小说体），亲自读几次校样，才出版问世。她的侄儿奥斯汀·李（J.E.Austen Leigh）在《简·奥斯汀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她写作情况的记载：“她平日都在起坐间写作，经常要遭受到各种打扰；她为了不愿意让外界知道她的工作，便用一些很小的纸张来写作，听到门响，就连忙把这些小纸张收起来。她到什么地方去旅行，也总是带着那些稿本。”她还有个侄女说到奥斯汀在一次旅行中，“正坐在书房里的火炉旁静静地做针黹，半晌不作声，然后又突然大笑起来，跳起来，跑到房间那头的一张桌子跟前去，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一阵，然后又回到炉边去继续做针黹。”这些地方都足以说明奥斯汀一生的写作态度是如何勤勉，如何小心，如何不向困苦艰难低头，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了出来。
奥斯汀所处的那个时代，实在是个不平凡的时代。她出生的那一年，正是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那一年；以后的法国革命，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溃败，英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及拿破仑帝国整整二十个年头的交战，这许许多多历史事件都发生于她那个时代，然而在她的作品里，我们嗅不到一点火药气息，听不见一声炮响，也看不见一个历史人物活动的影子；拿破仑的军队在欧洲纵横驰骋，而简·奥斯汀笔下的一群中产阶级人物，却悠闲自在地谈笑风声，俨然是两个毫不相关的世界。然而这一点并不妨碍奥斯汀的进步性。当代英国批评家杰克逊（T.A.Jackson）在其所著《无与伦比的简》（The Incomparable Jane，见《好友常共》第52—55页）那篇文章中，就非常恳切地说过：“不可否认，简·奥斯汀的小说里丝毫没有写到雅各宾党人，简直没有让这些人插足的余地，可是在我看来，有决定意义的一点还在于：她的作品里也丝毫没有反对雅各宾党人的描写。”在当时，“许多有学问的人，心里都同情法国大革命，可是却不愿意当众宣布，简很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她所以在她的小说里特别小心，一字不提，也不过是为了免得惹是招非罢了”。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奥斯汀的作品的可贵，乃在于细致地、幽默讽刺地描写了她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她自己说：“我的作品好比是一件三英寸大小的象牙雕刻品。”后人都认为她作品的细致，的确当得起这个比喻。文学批评家都认为她作品的取材面虽然不及菲尔丁和萨克雷来得广，但是在细致方面，足以和菲尔丁、萨克雷相颉颃。司各特说：“这位年轻的小姐在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心感情以及许多错综复杂的琐事方面，确实具有才能，这种才能极其难能可贵，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说到写些规模矩矩的文章，我也像一般人那样，能够动动笔；可是要我以这样细致的笔触，把这些平平凡凡的事情和人物，刻画得这样惟妙惟肖，我实在办不到。”这几句话实在道尽了简·奥斯汀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的手法。
英国小说之所以盛行于八十世纪，这和英国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分不开的。在中世纪，反映封建意识形态的文学乃是传奇（Romance），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便在文学领域内通过这种非现实的传奇（当然，中世纪的伟大史诗如《尼伯龙根之歌》和《罗兰之歌》不属于这种传奇的范畴，而是具有人民性的英雄叙事诗）来麻醉人民，冲淡人民对现实的不满，而去醉心于一个逃避现实的“理想”世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科学慢慢发达起来，教育慢慢普及，中产阶级兴起，因此才产生了十八世纪的小说。传奇所描写的都是些英雄美人，而小说则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生活，“小说是针对中世纪的传奇以及十六七世纪间由传奇一脉相承下来的宫廷文学的一种现实主义的反映，所以一切十八世纪的伟大小说都是反传奇的”（见凯特尔《英国小说导论》第30页）。但是英国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发展到十八世纪中叶，却突然停止了，这是由于英国本身的发展趋势所致，因为那时候日益增长的金钱势力败坏了人与人的关系，败坏了男女关系，贫富对立，农民的土地受到残酷的征收，新兴的城市过着悲惨的生活，这时期的小说家已不能现实地去刻画生活；华玻尔（Walpole）的虚伪的浪漫主义，是“斯摩莱特、菲尔丁和斯登的成就的可悲的堕落”，所以杰克逊曾经强调指出，由菲尔丁所建立起来的英国小说的古典类型（Classical model）一直未能够保持下来，只有奥斯汀才成功地保持了菲尔丁这个标准。所以我们通常都把奥斯汀称作“十八世纪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古典作家”。
在奥斯汀那个时代，也即在十八世纪末叶，英闲流行着一种“哥特式传奇”（Gothicromance），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位虚伪的浪漫主义者华玻尔，正是这种传奇的创始人，他于一七六四年出版了一本《奥特兰托城堡》（Castle Of Otranto），模仿者接踵而起。这种传奇尽写些荒唐无稽、神奇惊险的故事，来迷惑读者，或写才子佳人的奇遇，或写某某神秘人物在地下幽道中演出惊人的幻术，或写某某堡垒中出鬼，或写某某年轻的女侠客独守危楼，于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之夜从梦中醒来，思量着下一步的侠义行为，或是满篇长吁短叹，无故感伤，总不外这一套滥调，而简·奥斯汀的小说，确实是针对着这种风气的一种反击，譬如她的《诺桑觉寺》的主角咖苔琳·莫兰只不过是个“身个瘦小、血色不佳”的女性，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物，没有一点惊险怪僻的地方，然而却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奥斯汀的现实主义在反传奇的任务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对当时以芬纳·伯纳（Fanny Burney）为首的家庭传奇，或是“哥特式传奇”，她都进行了有意识的挑战，正如别林斯基评论塞万提斯那样：“对于小说的唯心论倾向给予了断然的打击，使小说转向现实。”一般都认为《傲慢与偏见》是反《茜茜丽亚》（芬纳·伯纳著）的，《诺桑觉寺》是反《尤多尔夫》（瑞构里夫夫人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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