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_姚建华_9787214266118

在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将劳动数字化、数字技术使用者劳工化的趋势下，数字劳工作为的分析范畴，逐渐成为传播劳动研究领域的前沿。本书通过对数字劳动研究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两个维度的系统性分析与探讨，希冀建构经典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场域。一方面启发读者深入思考数字劳动问题，充分发挥经典理论的思想潜能，以此来穿透实践与现实，同时为相关研究者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也使本书具有更强的否思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让读者切身感受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张力，以实践引导对理论的理解，更为深刻地洞察资本、技术与劳动三者之间多重复杂的勾连关系。

序一数字劳动新解
张涛甫

如今，世界似乎变得愈加复杂了。一因世界本来就复杂，洞穿世相，远非常人所能，在世之在非人之目力和脑力所及；二因人把世界弄得复杂。人为之因增厚了人世之果，致使世界堆积了太多人为之物，也招致诸多认知之障。
面对复杂的世界，因能力所限，我们只能分而治之，以学科、知识细分之名，将世界知识分割成星罗棋布的知识茧房。于是，知识界的生产积累越多，知识间性的壁垒越多且厚，知识钻井越多，口径越细、越深，被困在知识深井中的知识者头顶上的天空就越小。
当今知识星盘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格局和实践视野是阔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受惠于马克思的开源之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先见之明和深刻洞察，及其提出的重大命题和解题方法论，至今仍让毛细化的知识界受益。窃以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没有走远、走失的学科。因其离马克思的理论之源近，其视野是阔大的，理论刀锋也是锐利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给中国传播学注入了一股异质性的知识激流，也给中国传播学理论工具箱增添了锋锐的斧凿。但是，在中国传播学理论版图中，传播政治经济学所持的份额不多，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处境相似，它虽是锋利的存在，但其理论光圈小，在知识界的辐射半径不大，在实证主义理论方法的巨大光晕之下，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武器，时有英雄迟暮之感。
不过，与那些抓小放大的分众化知识茧房比起来，传播政治经济学却能坚持抓大放小，抓住那些重大理论命题，诸如资本主义、劳动、资本、剥削、交往、权力、意识形态等理论命题，同时关注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联结，强调理论的现实关切和价值及物性，并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激发理论的活性和想象力。
在当前国内传播学界，活跃着一批学有所成、渐露锋芒的青年学者。他们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春耕夏种、日积月累，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可谓喜看稻菽千重浪。在这一批青年学者中，建华是颇为杰出的一位。建华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巨擘文森特莫斯可教授门下苦读多年，受到系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训练，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敏感，能够拿捏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感，既没有内卷在理论的茧房里，也没有沉浸在经验表象里，被表象问题遮蔽其理论洞见与清醒。近些年，他一直致力于数字劳动研究，创获颇丰。其专著《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即是一项颇具理论分量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
数字技术在快进键上不断迭代，传播技术进化论已超出传统理论所界定的工具论范畴，其边界已超出人体延伸的范域，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元技术意义上的技术体系，它给人类劳动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诚如建华所说，技术不再是功能主义传播研究中被置于中立位置的工具，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其影响所及，改写了人类社会的固有社会逻辑和传播逻辑。
数字劳动问题是由新传播技术革命引致的簇新命题。随着数字技术和新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深广影响，这个问题变得愈加突出和尖锐。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技术、劳动等问题有明确且深刻的界定，但数字劳动的内涵与外延远远超出了经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域，也溢出了马克思之后诸多理论者对劳动价值论的阐释。
数字劳动作为一种后劳动，其所蕴含的复杂性远超出传统劳动，而且，它还在以动态的方式变化着。对此，建华作了如此界定：数字劳动囊括了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和数字技术产业链上的所有劳动，涉及数字媒体生产、流通与使用所需的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如ICTs和数字硬件设备的原料采掘、加工组装等体力劳动；软件开发、在线平台的设计与维护等脑力劳动；以及互联网平台在线用户的生产性消费行为；等等（第189页）。因有数字技术的广域性影响，这种后劳动问题迅速升级，弥散在泛劳动空间中，而且，虚拟空间劳动问题的复杂性远超经典劳动理论的解释范畴，亟需新生理论的跟进和补给。既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虽然在理论、对象、方法和对策等方面不断创新和丰富，学术队伍也日益壮大，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灯下黑的问题（第190页）。用数字劳动理论概念激活既有理论记忆和解释力，同时重构数字技术语境下的劳动价值和关系逻辑。数字劳动理论概念探讨传播新技术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不仅嵌入于既有的社会场域中，而且以自己的逻辑重塑与劳动相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生产政体、雇佣模式，甚至劳动者的意识形态（第27页）。在这些方面，尚有不少理论空间有待开掘。
关注数字劳动，自然需要关乎劳动的媒介化问题。与以往传播技术相比，数字化媒介技术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空前突破：一是通达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延展；二是传达一体化、去时间化。更为关键的是，这场深广的数字传播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因为它改变了人类本质、基本的社会行为：交往行为和劳动行为，而数字劳动正是二者的深度联结。新传播技术是以数字化为基础、不断扩充、日趋扩容的技术革新体系，体系的不断壮大，终形成了一个持续迭代更新的新技术星丛，正是这种新技术星丛推动新传播技术革命向前加速迈进。数字化摆脱了物质性约束，依循人的意志和想象力或数字技术自身的智能逻辑进行场景再造和意义赋能。
然而，丰富多彩的媒介化研究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维度劳动的媒介化。如今是所有事物都媒介化了的时代，那么当我们在探究媒介对于既有建制化权力过程的影响时，没有理由忽视劳动这一人类赖以存续与发展的基本实践，劳动可以说是当前媒介化研究的空白和盲点（第25页）。数字劳动与19世纪血汗工厂中面对面发生的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压迫看似具有延续性，实际上，它在实现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劳动控制如今也被媒介技术所中介化了。明显的莫过于ICTs和数字技术在有偿劳动领域的应用使工作强度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它使得马克思所言的产生剩余价值的工人之间的协作效率更高，但终成果仍然为资本所攫取（第26页）。媒介技术亦如此，它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不管劳动者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电话与网络能够通达之处，雇主便可以吸纳这种时间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钟表确定的上班／下班时间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这才令非生产时间在资本面前荡然无存，时间继而被消灭了。在这种时空皆为媒介技术所重新规划的情况下，劳动者不断面临弹性的日程，陷入时刻保持待命的工作状态和劳动权困境（第31页）。以上发现，体现了建华敏锐的问题意识，也展示了他犀利的理论解剖能力。
这场数字技术革命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进而催生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扩张。数字媒介技术的迅速扩张，不仅源自技术逻辑的控制，更受制于资本逻辑的驱遣。数字技术的神奇作用体现在：它不仅提升了生产的效率，还遮蔽了资本逐利的贪婪性。在数字技术的包装之下，资本的罪感和耻感被技术美化、过滤了，资本不再是赤裸裸地剥削劳动者的劳动，资本被技术中介化之后，退隐在技术的幕后。值得关注的是，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变得更加社会化和个人化，传统组织化、固态化的生产方式和资本变现方式被高度灵活、个人化、零工化的生产方式替代了，非稳定就业、灵活劳动、弹性工作等，被冠以自由的名义，遮蔽了资本的豪夺和剥削。这种用工模式彻底改变了劳动力雇佣关系，重要的是，它重塑了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因此，知识劳动者和产业工人一样，构成了全球劳动力后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资本提供取之不竭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蓄水池，供跨国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进程中大量、廉价、灵活地使用（第106页）。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种新型的外包形式应运而生：众包任务发起者将任务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社区的生产组织过程。众包在本质上是大众和外包的结合。大众可以是网络志愿者，任务发起者充分利用他们的兴趣爱好与闲暇时间，以灵活用工的方式让他们完成相应的任务，且不提供报酬或仅仅提供微薄的补贴作为回报（第107页）。建华以亚马逊土耳其人（MTurk）在线众包平台为典型案例，解析其运作机制和内嵌其中的劳动控制。他研究发现：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美好的生活。就托客（任务参与者）的劳动过程来看，他们的任务高度重复，且报酬普遍较低，在计件工资制度的持续作用下，他们不得不选择延长工作时间，因此他们的劳动不仅呈现体力化的特征，而且消泯了生产与闲暇的界限。此外，来自任务发起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对托客的个人隐私、工作时间、任务成果和工作意愿等方面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对托客的准入机制、质量控制和强制退出形成了霸权式的管理。MTurk案例并不是孤例。数字技术对劳动的全面入侵，并没有改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逻辑，只不过改变了劳动方式以及资本载体的表现形式。这种不稳定的新型劳动力组织方式在资本全球化下呈现日益普遍化的趋势，这恰恰是数字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第77页）。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劳动带来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不稳定无产者。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以及对仇恨的恐惧。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另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充满激烈的斗争。但也能看到，自在的阶级并非一直处在集体无意识的蒙昧状态。建华认为，劳动者并不只是控制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具有能动性和自为意识的主体，他们往往也能对控制做出积极的回应。在MTurk，这种回应表现为组建网络社区，它作为托客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网络论坛和职业共同体两种基本形式，在缓解托客自我驱使的紧张压力，以及拉近托客彼此距离、增进感情、影响行为、加强团结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托客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第120页）。
劳动的媒介化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显豁特征，这种新劳动方式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迅速扩张，并搭乘全球化大潮，顺流而下，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不管是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全球北方国家或地区，还是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在传统产业，抑或是在新兴产业，全球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与劳动者技能的弹性化，使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因缺乏必要的保障而陷入不稳定的状态（第40页）。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终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的必然结果（第75页）。随着ICTs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公正传播的新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有些被遮蔽的劳动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些盲点和议题是数字劳动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的源泉。
劳动的媒介化也包括媒体的劳动。新传播技术不仅改造了传统媒体的生产方式和传播逻辑，同时催生了新的媒介组织形态和生产方式。数字媒介技术引发了传媒业的深刻变革，这在人类传媒史上是空前的。媒体劳动的专业壁垒和职业意识形态在这场深刻的数字技术革命的强劲冲击之下，变得千疮百孔，深度解构了传媒业与既有社会结构的深度互嵌。传媒业出现了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趋势，原先狭义的传媒业边界被彻底打开，传媒业液态化和平台化的特点日渐凸显。在此背景下，传媒劳动也渐渐被数字劳动接管，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生媒体；无论是再中心化的新媒体平台，还是去中心化的自媒体，其生产方式均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建华也密切关注传媒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他以众包新闻这一新生现象入手，探讨数字劳动在其中的表现和运行机理。众包新闻是指，依托于新媒体技术，将原本应由专业新闻工作者完成的任务通过平台外包给自愿参与的公众的新闻生产方式（第129页）。在这种方式中，公众通过网络参与线索提供、资料收集、专业剖析，甚至是新闻修改和编辑等工作，与专业记者和编辑协作共同完成新闻的生产。在书中，建华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这一新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揭示他们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如何有组织地生产国际新闻。建华的研究发现，新媒体环境下建制化的媒体通过灵活积累策略，将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转换为劳动生产力，进而为媒介机构创造核心价值，同时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增殖。这种新闻众包方式掩盖了在参与、兴趣和自我实现伪装之下的准灵活用工问题。对于素有新闻专业主义执念的专业媒体标杆财新尚且如此，至于那些超大型的新媒体平台，诸如脸书、推特、微信、微博、B站等以用户生产内容作为主导生产方式的新媒体平台，其灵活用工的方式更是普遍性的存在。海量的数字劳动被大面积收割，为平台型新兴媒体创造了巨量的财富。
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浓厚的济世情结，这情结源自马克思的精神传统。与那些强调价值中立的理论研究不同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保持对现实社会介入的传统。这种精神和理论追求，在建华的研究中表现得也较显豁。建华的研究有强烈的问题代入感，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亲密的互动，关键是，他努力尝试用理论的烛火去照亮实践行动的方向，推动问题的解决和治理的向善。他提出重新激发数字劳动的主体性。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可理解为数字劳动者所具有的独立性、个体性、能动性以及占有和改造客体的能力（第191页）。建华关注劳动者个体的赋权（如职业技能的培训），同时关切组织层面的制度性、结构性、系统性的改革，诸如劳动关系的规范与革新、劳动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升级等。中国数字劳动者与传统体力劳动者面临着相似的，乃至更加恶劣的系统性风险，如劳动力商品化，技术变迁对工作场所的宰制，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如鼓励主动超常加班、知识技能迅速贬值、自我监督与残酷竞争、计件工资与淘汰制度），工作的不稳定性（如劳务派遣和弹性雇佣），社会福利的瓦解（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商品化所导致的脆弱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孱弱的应对和抗争。在与网络平台的力量对比之间，数字劳动者处于明显的劣势。此外，大量产生实际价值的观看与玩乐劳动尚未被视为劳动。作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是否应为全球的网民群体支付红利？国家是否应该介入监管，改革数字生产资料（如数据、平台）的所有制，使其在一些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和传播公地的特色（第65页）？这些问题关切，彰显了作者宽广、热切的济世情怀、坚韧可贵的探索勇气，同时也显示了他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不凡的理论见地。建华认为，在未来的数字劳动研究中，亟需关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数字劳动者如何摆脱拜物性、制度性、文化性的异化与桎梏，发挥其能动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其二，数字劳动者在将自我命运与他人命运乃至社会命运紧密关联之时，如何通过个体性、群体性或社会性的行动，迸发出自己的力量（第191页）？
值得欣慰的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数字劳动表现出不同于数字资本主义语境的特征，中国在充分利用数字劳动之利的前提下，并未放任资本的资本主义化，而是利用制度优势，遏制资本对劳动的反噬。近年来一系列的规制行动，遏制了被资本绑架的流量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拆解了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从而将数字劳动纳入到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框架之内。
理论研究的理想境界是：能建设性地推动问题的优化解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志在解释问题，更在于解决问题。正在向纵深处推进的新传播技术革命，带来的广域影响，全面改写了人类的劳动生态和劳动机制，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性活动，因数字技术的元技术介入，引致的问题既非单一知识领域所能解释，也非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所能解决，而是需要更多力量的正向介入和建设性推动。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更需要中国社会的常量去解决中国社会的变量。
建华新著临盆，我先睹为快，深感荣幸，从中获得诸多启迪。以上心得，显然配不上序言的资格，才疏学浅，力有不逮，也许会有创造性误读，但属非主观故意。其实，建华书中论及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学理解析，远在我的视力之外。更何况，建华的研究还在上行路上，谨以小文，祝贺他已获的成果，也祝愿他未来更大的收成。

2021年10月6日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