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江南研究是区域研究的重要领域，江南文化以及江南儒学是江南研究的应有之义，但江南文化的研究却要晚起很多，而江南儒学则完全是刚刚起步。这一现象一方面表证了认识的由表及里存在着一个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认识者主观上的盲区。我们希望这本关于江南儒学的著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学界对于江南儒学给予长久而深切的研究兴趣，使江南儒学的研究成为江南研究、儒学研究、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乃至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于江南儒学的研究虽然是才开始，但在江南的儒学研究却一直是学术重心所在，研究成果不断。江南儒学与在江南的儒学，根本的区别应该是前者对后者的江南性的聚焦与揭明。当然，两者有密切的关系。离开了在江南的儒学，江南儒学根本无从谈起；但离开了江南性的关注，江南儒学也丝毫无必要提出。事实上，凡冠以区域称谓的学术思想研究，无论浙学、吴学、皖学，甚或中国哲学、德国哲学，理应都是要在学上去彰显所冠区域所具有的特性。
不过，江南儒学与在江南的儒学，两者之间的分寸感是难以清楚界定的，因为江南性终究是呈现于在江南的之中。但是，如果研究者以此为遁辞而遮蔽或辩解江南性关注的不够或不到位，那么终究又是认识上的问题，主观的或客观的，更多的是兼而有之。在本书中，上述问题显而易见。一方面，在江南的儒学研究作为既有的学术研究，获得了非常明显的接续，甚至重复；另一方面，儒学的江南性研究虽然已获自觉的关注，但落到具体的研究中又总是容易忽略。
上述困境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区域性研究，尤其是非整体性的区域性研究，而是某一专门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如江南儒学的研究。提出这个问题，乃因我们习惯于从中国的名义来研究某一专门领域，仿佛如此便代表了中国，而将某一区域性研究视为低一层级的，从而根源上就隐含着某种自蔽与不足。殊不知，从更广的视野看，中国的，同样是一个区域性的指称。标示这一问题，其实还是为了反思我们自己在研究中所体会到的困境。如果冠以中国的名义可以引来谁代表中国的质疑，那么降低一个层级，或几个层级，即便是某一个体，逻辑上同样具有什么代表它的问题。
这些问题事实上构成了我们进行江南儒学研究的一系列前设问题。对这些问题，虽然无法给出明晰的回答，但却促成了这本书现在的样子。在首章，着重说明江南儒学的提出、指义与时段，希望对江南儒学建立起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并试图呈现出一点江南性的思考。二至六章，分述江南儒学的孕生、唐宋变革与江南儒学的崛起、明清江南儒学的演化，以及江南儒学的现代探索，其间就明末江南儒学与西学专辟一章。照理讲，江南儒学的现代探索应该涉及既深且广的西学问题，何以不在这一部分处理与西学的问题，而偏偏放在明末？也许正是所涉既深且广，因而有深层次上避重就轻的考虑，但在自觉的层面上，选择明末江南儒学与西学的相遇，更是希望能在一个不复杂的关系中更清楚地理解江南儒学。举此一例，便概其余。总之，如何能够揭明江南儒学的构成与演化，又摆脱因追求系统完整性而失之表象化或简单罗列，这是本书所希望的，至于结果，却又总是令人不够满意的。其中遗憾的是，在江南儒学的孕生一章中，没有能够就孙吴、东晋，以及南朝宋齐梁陈的六朝江南儒学作一个专题研究，这个时期的儒学正在经学、玄学、义学的交融中，发生着重要的思想演化并影响着生活。希望后续的研究能补上这一缺憾，并不断深化对江南儒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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