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美学教程_[中国]刘宓庆章艳_9787500145868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翻译美学教程》是一部翻译美学教程，同时又是一部系统的翻译美学研究课题集，其中的课题分布反映了翻译美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结构框架。
《翻译美学教程》是一部理论教程，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实务操作性，做到了有虚有实，是翻译学一本难得的好书。
《翻译美学教程》作者力求对翻译学的归属作一个全面的本体论剖析和阐释，指出应该让翻译学回归美学，这也是翻译学界非常关心的大课题。

Part One

翻译美学简介

翻译学的美学模式是它的核心模式。从翻译实践的整个过程和步骤来分析，语际语言审美（意义定夺、斟词酌句、句段组织、篇章构建和风格体现）占全过程约三分之二。因此翻译学应该名正言顺地回归美学。翻译美学的基本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语言审美的认识论、语言审美的价值论和翻译语言审美的再现论。

Topic 1.1学科定位：翻译学归属于美学

翻译（指翻译活动或翻译行为）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交流而诞生。但研究翻译的翻译学（指研究翻译的科学，Translatology或Translation Studies, 简称TS，西方较常用后者）究竟属于什么学科？到目前为止，中外翻译界为数不少的人对此并无共识，认为翻译学这个学科归属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人至少占业界人士的一半。翻译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领域？应该属于普通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应该属于美学还是语言哲学？国外很多大学只是将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归属到人文学科列入人文学院（The Humanities）。很显然，这个基本定位问题不应当长期悬而不决，否则必然影响翻译学的发展。应该说，翻译之所以一直没有赢得应有的社会地位与学术地位，绝不是因为它没有做出世人瞩目的贡献，而是与它本身的定位失落（Lost in Siting?/?Placement）有密切的关系。定位失落招致社会认同的失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后果。欧洲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有位意大利翻译家从西班牙回到佛罗伦萨时曾经凄凉地感叹说，他多么希望漂移不定的翻译业（the drifting trade of translation）能够找个落地生根之地?！今天来看，他讲的就是翻译的学科归属问题。

不言而喻，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定位问题也就是学科归属问题牵涉到发展前景，显然是至关紧要的。世界上很多结论，其实都还是胡塞尔现象学所谓的未结待论，但世人却很可能不假思索地拿它当当然结论。比如，正是由于不少人过于自信地认为翻译学当然属于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科，因而使翻译学的发展（特别是理论的拓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有些翻译自学者急于提高翻译水平而埋头研究语言学，结果越学越糊涂，这就是因为他们登错了堂、入错了室，因为语言学只告诉他们认识语言的认识论，语言学中没有他们需要的基本方法论语言学是不讲语言审美的。事实上对翻译属于语言学这个当然结论，长期以来，很多翻译教师（包括译界前辈）一直存疑，而且一直在思考、研究，力求科学地论证翻译学的科学定位问题。

现在我们不妨从翻译实践及译者本身的感悟出发来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下面先将我们日常所从事的具体翻译（translation）做一番解构，拆分成两个阶段、一共十三项任务，如下所示：

Phase One（阶段）SL Analysis（原语分析）

[任务1]句法结构分析（析出词句结构）

[任务2]语义结构分析（析出意义）

[任务3]语段结构分析（从句到段的理解）

[任务4]篇章结构分析（从段到篇的理解）

[任务5]文化分析（语言文化内涵及价值判断）

[任务6]修辞分析（修辞审美手段扫描及理解）

[任务7]风格分析（文体特征化审美手段分析）

[任务8]意蕴分析（意象、意境及超文本意涵审美分析及理解）

Phase Two(第二阶段) TL Structuring(译语构建)

[任务9]语义转换的择善从优（审美任务之一）

[任务10]句式转换的择善从优（审美任务之二）

[任务11]行文语句组织与铺陈的优化（审美任务之三）

[任务12]风格、气韵的把握和表现的优化(审美任务之四)

[任务13]双语行文逻辑对比分析与审美调节（审美任务之五）

以上剖析表明，在上述翻译全程的十三项任务中只有四项（任务14）与语言学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作业时间大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他九项任务（任务513，第13项任务包括逻辑分析）都属于语言使用（Language Use）的审美运筹（Aesthetic Manipulation），聚焦于语言使用或转换操作以及逻辑表述上的顺理成章，可以统称为审美优化（Aesthetic Optimization），与语言学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与认知心理学、文化研究、语言美学、修辞学息息相关，作业时间占三分之二（如果是汉译英，花在英语译语上的斟酌时间比重可能还要大）。因此，很显然，将翻译定位为属于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历史的误会。就中国大陆而言，大约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由当时研究英语及英美文学的专家教授定下来的，理由是感觉上翻译靠语言学和文学近。这个认知显然受历史条件的极大限制，当时中国尚未开放，学术界对西方现代语言学知之甚少。中国内地大学教育界迟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知道应用语言学这个词。

按照这个错误的定位，翻译在体制上一直隶属于外语系或外语学院，有的地方竟由完全不懂甚至漠视翻译的行政主管掌管翻译教学和翻译发展大计。翻译（课）实际上被安排在外语系助阵，充当为外语打基础的一种技术手段。翻译家董乐山曾将它比喻为给当家的敲敲边鼓的小伙计，这种说法不算夸张。翻译学科完全失去了起码的自主性。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一直延续了约二十年。进入21世纪以来，翻译系在大陆纷纷成立，但作为外语科系附庸的体制性定位并没有什么变化，语言学课程在翻译系课表中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丝毫未变。在中国的大学里，将翻译系专业教育（以翻译作为专业的翻译教学）与外语系翻译教学（以翻译作为外语语言基本功训练手段的翻译教学）混为一谈，前者也并没有什么专业特色和自主性，而是守住属于语言学模式的一些课程安排翻译教学。

然而，无论如何，时代在发展。

1976年朱光潜教授在新版《西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79）的序言中写的美学由文艺批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美学由自己当家做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美学热及随之而起并蔚然成风的美学学习热潮，大大推进了中国人审美意识的觉醒和理论认知能力的提升，知识界和学术界则更得益于美学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改进。这些积极因素也促使《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刘宓庆，《中国翻译》，1987年第1期）、《翻译美学导论》（刘宓庆，2005）等初阶理论出版面世，从而强化了翻译教学和翻译美学研究的动力。

这期间很多我国外语教育界前辈和美学大师也纷纷发声倡导我们的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不应忽视美学，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唤起我们的翻译观回归美学（Back to Aesthetics）起着很大的激励作用。其中朱光潜（18971986）、宗白华（18971986）、钱锺书（19101998）、董秋斯（18991969）、傅雷（19081966）、王佐良（19161995）、卞之琳（19102000）、余光中（1928）、翁显良（19241983）、刘重德（19142008）、许渊冲（1921）等人有关翻译与语言美学的立论和主张对翻译美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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