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中：秦汉三河区域研究_崔建华著_9787532598663

　　本书以秦汉时代的核心统治区域“三河”地区（河南、河东、河内）为研究对象，广泛运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全面细致地考察了该地区的资源环境、经济形态、军事地位、文化积淀以及行政运行等诸方面的发展情况及特点，注重将“三河”地区置于秦汉大一统的宏观视域中，探究宏观历史趋向对该区域历史演进的深刻影响，以及该区域与秦汉帝国全局性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下篇《西汉郡国沿革考证》的第一章即“司隶部地区郡县沿革”。分列4节：第一节，京兆尹（渭南郡）、左冯翊（河上郡）、右扶风（中地郡）、弘农郡沿革；第二节，河内郡沿革；第三节，河东郡沿革；第四节，河南郡沿革。①包括了“三辅”“三河”地方。“三辅”为行政中枢所在，地位十分重要。政体形式的全面设计，国家管理的高端操作，经济控制的顶级决策，文化导向的终极规划，均在这里发生。而“三河”则是中原文明基底最深厚的地方。许多学者以为与“夏”相当的文化遗存，在这里最为集中。两周先后在丰镐地方和河洛地方分别用心经营。西汉定都，曾经有不同建议，而刘邦因娄敬和张良的建议，将行政中心确定于长安。但是，正如《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所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②王莽曾经有“东都”规划。③东汉政治中心则正式向东转移。所谓“西都宾”与“东都主人”关于“汉京”的讨论，体现了当时有关政治重心设置的不同意见。④后来又曾经出现董卓强迫皇室西迁的事件。⑤河洛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长期与长安地方并列，于是东汉文学名著中，有班固《西都赋》《东都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世代传颂。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将“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的认识，可以看作区域文化研究的伟大学术发明。其中“中原文化圈”位列第一。李学勤曾经简要说明了“中原文化圈”的历史地位：“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战国时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一带，地处黄河中游，可称为中原文化圈。夏、商和西周，中原文化对周围地区有很大影响，①到东周业已减弱，但仍不失为重要。”②而所谓“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战国时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一带，地处黄河中游”的地方，正是“秦汉三河”所在。
　　秦汉之际，“三河”区域名号出现于正史。《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汉王二年（前205）三月，“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雒阳”，“为义帝发丧”，“发使者告诸侯日：‘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此言“收三河士”使用“三河”地理概念，出自很高等级的政治宣言，应为当时社会普遍认同。裴驷《集解》：“韦昭日：‘河南、河东、河内。’”③《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所谓“五诸侯兵”，理解并不一致。司马贞《索隐》与“三河士”联系起来予以说明：“收谓劫略收敛也。韦昭云河南、河东、河内。申阳都雒阳，韩王成都阳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阳，河东也。司马印都朝歌，张耳都襄国，河内也。此三河士则五诸侯兵也。”④《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说“晋阻三河”，⑤指出在秦人东进的军事扩张历程中“三河”表现出的战略地位。在秦统一进程中，对于所谓“三晋距秦”，⑥与“秦并吞三晋”⑦的战争史记忆，都可以说明这一情形。《汉书》卷九《元帝纪》可见“益三河大郡太守秩”的政策，⑧“三河大郡”之说，也显现了在汉代行政史中“三河”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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