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心理治疗中的社会潜意识_[美] 厄尔·霍珀（Earl Hopper），[以] 哈伊姆·温伯格（Haim，Wein 著，张荣华，孔延风，任洁译_9787111674658

社会潜意识的概念化是团体分析的本质，它既是人格和社会系统研究中，也是人类关系情境中精神病理治疗的一种观点。传统主流的精神分析对人格的研究长期忽略社会情境，传统主流的社会学研究则不考虑人们的潜意识世界。这正是团体分析的创始人福克斯、厄尔·霍珀及其同事特别强调“社会潜意识”的原因。

从家庭到社会，从团体到组织，从小型、中型到大型的治疗团体，都有社会潜意识的身影。社会潜意识对于理解个人和团体都至关重要，对于综合性的临床工作也至关重要。本书收录的文章来自多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分析心理学家、团体分析师等，他们借鉴了弗洛伊德、克莱茵、荣格、比昂、福克斯和莫雷诺的经典思想，以及当代关系视角、自体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重要观点。书中主要讲述了社会潜意识的理论，涉及的话题包括地位、社会性、社会性大脑、认同、意识形态、基础矩阵、精神撤退、假性集体自体和社会性做梦。

总　序

团体辅导、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作为专业的助人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初被引进中国大陆后，因其有效性强、受益面广等特点，逐渐在学校系统、医疗机构、企业组织、军队、司法系统以及社区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

在帮助那些有共同发展课题和相似心理困扰的人时，团体是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方法，这已经成为专业助人工作者的共识。作为助人工作者，无论你的专业训练背景是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学，还是社会工作、医学、护理学；无论你的理论取向是认知行为治疗学派，还是精神分析治疗学派，或是人本治疗学派；也无论你的工作场所是中小学校、高等院校，还是企业组织、医疗健康部门、社会福利机构、军队、司法系统或其他地方，专业的心理服务无外乎就是一对一服务的个别咨询和多人参与的团体咨询两种形式。团体咨询与治疗的有效性已经被大量研究证明，它不仅是一种有效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也是一种有效的教育与促进成长的方法。相比个别服务而言，团体的效果更好，因为它和人们的真实生活情景非常贴近，就像一个生活的实验室，在团体中学习到的态度和行为、改变了的情感与认知，更容易迁移到现实生活中。

其实，人的成长和发展从来都离不开团体。人从一出生就在团体中生存、生活与成长，用团体的形式帮助人更自然、更真实、更有效。当然，团体咨询与治疗可以让专业助人工作者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更多的人提供心理服务，这也是当前国内心理健康服务最急需、最迫切的任务，因为社会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非常强烈且涉及各类人群。我个人从事团体咨询与治疗的教学、研究、实务和培训20多年，我坚信，团体的魅力和团体的效果不仅可以增进个人的心理健康，更可以造福我们的社会和国家，造福于我们的组织和家庭。

但是，由于团体咨询与治疗的过程非常复杂，团体动力千变万化，团体领导者必须从个人层面、人际层面、团体层面三个层面关注团体和干预团体，这使得对团体领导者的培训更加不易，要求更高。而最让我担心的是系统的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培训还比较缺乏，那些学过一点团体知识的人来不及得到专业的指导就匆匆上阵，误把带领结构式团体练习当成带领团体咨询，从而无法达到团体咨询应有的效果。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专业人员必须是经过大学正规的相关专业（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研究生学历教育，再经过实习机构数百上千小时的实务技能训练，然后通过专业资格考试的人。这样培训出来的人具备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所必需的能力。例如，在美国学习心理咨询专业的研究生必修的八门核心课程中就必然包括团体咨询（包括咨询理论与技术、团体咨询、生涯发展/发展心理学、心理测验、多元文化咨询、统计、心理疾病及诊断、专业伦理及实习）。在中国台湾，大学的咨商与辅导心理学系所培养的咨商心理师，必须经过四年硕士层级的研究生教育（包括两年的基础和专业课程、一年全时实习、一年撰写硕士论文），毕业获得学位后才有资格考咨商心理师的专业资格。在研究生学历教育过程中，团体咨询也是必修课中的核心课程（以台湾东华大学咨商与临床心理学系为例，核心课程包括五门：心理评估、心理测验、心理衡鉴；个别咨商与心理治疗；团体心理咨商与心理治疗；社区心理卫生推广；临床伦理法规）。核心课程学习阶段至少要有三学分以上的团体咨询或团体治疗的学习。台湾心理师法规定，全职实习阶段必须有六种实作训练，其中之一的团体咨商与心理治疗有明确的训练时数。政府组织的“咨商心理师”考试的六门科目中必须考“团体咨商与心理治疗”。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掌握团体咨询的技能就像掌握个体咨询的技能一样，是基本的、必需的、必要的、必备的。

但遗憾的是，面对民众日益增加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国内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尚未形成规模的学历教育，而大部分在职培训中由于缺乏师资，团体咨询的内容常常不考不教，使得专业的训练有一种缺胳膊少腿的感觉。虽然自2000年以来，我已经在人社部心理咨询师与卫生部心理治疗师的培训教材、教育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骨干教师培训教材、员工援助师的培训教材等众多相关的专业培训教材中，负责撰写了团体辅导、团体咨询和团体治疗的有关章节，也坚持开展了持续20多年团体心理咨询的专业培训，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仍然摆在面前，接受团体心理咨询系统训练和掌握团体咨询技能，并能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有效提供团体咨询与治疗服务的专业人员实在太少了，急需开展和扩大培训。无论是对于正在从业的心理咨询人员，还是对于在校学习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学生而言，他们都需要学习和演练团体工作的理论与技能。

为此，我在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培养中，已经摸索和尝试建立了六门课程组成的团体咨询与治疗专业技能培训体系，包括个人的团体体验、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题、团体心理辅导、团体心理治疗工作坊、临床心理实务与督导、临床心理实习，至少250个小时以上的团体技能专业训练。近20年来，我们已经编写了《团体咨询的理论与实践》《团体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身心灵全人健康辅导模式：中国文化与团体辅导》

《团体心理咨询：理论、技术与设计》《结构式团体咨询应用案例》等专著与教材，初步构建了专业助人工作者团体带领能力的学习和提高培训模式。

但是，要培养出扎扎实实带领不同类型团体的领导者，培养具有胜任力的团体咨询师和治疗师，当前最需要的是参考国际上最有代表性的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的教材和图书。近年来，国内虽然在翻译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国外专业图书方面进展很快，但是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相关的译著很少，仅有三四本，很难满足不同岗位、不同服务对象的团体工作需要。

2011年10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团体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很荣幸成为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团体专委会是一个学术机构，肩负着推动团体事业繁荣发展的使命，其中任务之一就是引进高水平的专业图书，作为培训和教学的参考，作为学习和实践的工具。为此，我们精心挑选了几本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团体咨询与治疗图书，形成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译丛，推荐给国内的专业人员。经过团体专委会及我的工作团队的讨论，依据如下原则选择入选丛书：①具备工具性指南作用；②介绍基础知识；③对团体工作的应用有指导作用；④不同流派不同形式的团体。基于此原则，我们初步选择了《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指南》（Handbook of Group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咨询师与团体：理论、培训与实践》（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 Integrating Theory, Training, and Practice）、《认知行为团体治疗》（Cognitive Therapy in Groups: Guidelines and Resources for Practice）、《团体心理治疗基础》（Basics of Group Psychotherapy）等书，涵盖了宏观介绍、理论知识、不同流派（认知行为、心理动力学等）的团体应用等方面。例如，最先完成翻译已经出版的《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指南》，就是一本团体咨询与治疗的百科全书，无论你是从事学校教育、心理咨询、临床治疗、医疗机构、企业组织、社区服务，还是军人管理、监狱矫治、危机干预等特殊领域的工作，你都能从中找到符合你的需要，对你的工作有参考价值的内容，该书必将成为团体咨询与治疗学习的极好的参考书。

国外的专业书能否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翻译质量至关重要，因此，我们组建了专业的翻译队伍，翻译者几乎全部来自我的团队，包括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以及我培训的学员，还有团体专委会的青年骨干们，他们首先具有对团体工作极大的兴趣，多年跟随我学习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既具备团体工作的理论知识，又有团体带领的实践经验，而且都有国际的视野和熟练的英语水平，愿意投入时间到丛书的翻译过程中。根据每本书的内容，我把译者分成小组，负责每本书的翻译。他们每周交流读书心得，切磋重点难点，讨论合适的翻译语言。我相信这样的一支懂得专业的翻译队伍，是能够把这套丛书的精髓精准地翻译出来的，从而在宏观方向、理论基础、具体实操以及应用领域内推动国内对团体工作的理论学习和应用攀上新的台阶。

在团体工作的科研和实务方面，团体专委会也将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伦理规范继续推动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的规范化。相信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与成功经验的借鉴，有基于本土环境的实践探索和总结，更多优秀的团体领导者将迅速成长。期待着中国大陆的团体咨询与治疗事业能够健康发展，蒸蒸日上，为中国人的幸福，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我们专业团体人的力量！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李欣玮女士欣然应允与团体专委会共同推动此系列丛书的出版，深表感谢。

樊富珉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教授/副系主任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4年9月

推荐序

2016年2月，本书编著者之一厄尔·霍珀先生邀请我在伦敦的团体分析研究所做一个关于团体治疗在中国的发展的报告，而且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在报告期间住在他家里，因此我有机会和霍珀先生就团体分析以及团体治疗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也就是在这些交谈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潜意识”的概念，可以说，当时这个概念对我而言完全是陌生的。

霍珀先生是“社会潜意识”相关领域最权威的专家，这和他作为社会学家接受精神分析以及之后的团体分析训练的经历是紧密相关的，他早期发表的文章大多聚焦于人类心理，尤其是潜意识心理的社会来源。他谈到，众所周知，人类的潜意识心理肯定是具有社会性的，但传统主流的精神分析长期在忽略社会情境的情况下研究人格。尽管精神分析从早期弗洛伊德的“一人心理学”发展到现在的“二人心理学”，但传统主流的社会学在研究社会时却不考虑人们的潜意识世界。这就是团体分析的创始人福克斯（S. H. Foulks）、厄尔·霍珀和他们的同事特别强调“社会潜意识”的原因。正如温尼科特（Winnicott）所说，“（没有母亲就）不存在婴儿这样的东西”，福克斯认为，

“不考虑团体，我们就无法讨论个体，也无法讨论不包含个体的人类团体”。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没有社会的个体，也没有没有个体的社会”。社会潜意识的概念是团体治疗，严格地说是团体分析的核心。

恰巧团体分析研究所邀请我做的报告题目是“精神动力学团体治疗适应中国文化吗”，这个题目的背景是当时国内心理治疗领域正对精神分析，包括更加广义的西方心理治疗是否适合中国文化以及西方心理治疗的本土化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我相信社会潜意识的概念和理论对我们理解和回答上述问题大有裨益，而不只是对团体治疗的理论和实践非常有帮助。这是我决定组织翻译这本书，将社会潜意识的概念和理论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初衷。

当真正着手组织翻译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这项工作，尤其是书中大量抽象的术语和概念，难度很大。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三位译者，张荣华（负责翻译第1～5章）、孔延风（负责翻译第6～9章）和任洁（负责翻译第10～13章），他们为翻译此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我负责翻译前言和引言，以及全书的审校工作。虽然已竭尽全力，但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指正。在此我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刘利英老师，她的耐心、包容和督促对本书最终的顺利出版是不可或缺的。当然，还有许多无名的贡献者，我在此一并致谢。

团体咨询和治疗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很短，供广大团体工作者阅读的专业参考书还非常有限，我希望本书作为“团体心理咨询与团体心理治疗丛书”中的一本，能够为促进我国团体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治疗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徐勇

2020年4月12日

前言

社会潜意识的概念化是团体分析的本质，它既是人格和社会系统研究中，也是人类关系情景中精神病理治疗的一种观点。不幸的是，精神分析持续地贬低人性中社会性的重要性，这反映在对一些社会事实的忽视上，诸如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国籍、语言团体、家庭结构、组织生活，更不用说巨大的社会创伤；类似地，社会科学也持续地忽略潜意识心智及其在人们相互重叠的社会情境下的关系生活中的表达的重要性。幸运的是，建立在对我们感知的双目视野和格式塔的理解的基础上，既作为科学研究，又作为疗愈方式，团体分析为这些多重参考框架提供了一个整合的空间。

当我们悲惨并滑稽地从有限的方案中做出选择时，我们虚伪地向内和向外看，往回看我们的起源，往前看我们共同创造的命运。对社会潜意识的研究往往既是一个政治的也是一个宗教或哲学的课题。在对这种复杂且注定是抽象的现象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被弗洛伊德、克莱茵、比昂和拉康的工作吸引，也被福克斯、莫雷诺和皮雄-里维埃（Pichon-Rivière）的工作吸引，但很少有人能样样精通。虽然我们使用来自社会科学、深度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的数据和假设，但我们认识到生命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尽管一粒沙子可见宇宙，但是对人类关系和其变迁的研究并不能简化为对本能和与本能相关的投射幻想的研究。最后，人类活动的意义总是需要我们在理解开放的生命系统时，将它们放在时间和社会空间中去思考，不管是按照同心圆，还是更可取地按照一系列相互交错和相互渗透的螺旋的方式。

尽管本书各章的作者提供了许多阐释他们基本论点的例子，但他们课题的核心都是对创伤体验反复循环的和强迫性的持续理论化。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更全面地理解人性，以帮助缓解人类的痛苦。虽然这样的领悟并不总能带来更强的个人和社会控制，但它会增加我们做出更明智和更公正的决定的可能性，使我们成为更明智的（即使是更悲伤的）人类。

大家可能会对这套关于“个人、团体和社会的社会潜意识”系列丛书的历史感兴趣。在团体心理治疗的几位创立者去世后，不同国家的同道一直在强调理解社会潜意识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尝试迎接他们提出的理论、实证和临床上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哈伊姆·温伯格向我建议，将围绕社会潜意识的重要主题展开的文章编辑成一本书，这本书的意义将超越我个人研究的意义。我提出，将本书纳入“新团体分析国际图书馆”丛书是很合适的。我们将2008年8月在都柏林召开的第14届欧洲团体分析论坛—该届论坛的主题是“绝望、对话、渴望”，作为开始我们拟定各个章节主题的一个机会。无论如何，一套系列丛书就准备就绪了。我们决定将“个人、团体和社会的社会潜意识”分成“以理论为主”“以矩阵为主”“以临床工作为主”三册。

准备第一册花了大概三年时间。我们很多作者的母语并非英语。那些欣然同意社会潜意识研究在他们的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作者，之后在对这个主题的多个焦点的强调上出现了分歧。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的国际交流有它自身的问题，更不用说对编著这样一本书的理想化预期和现实的差距。

第一册出版延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和哈伊姆·温伯格一起写本书引言时遇到了困难。我们的工作很有可能潜意识地受到了各个章节的主题，甚至本书结构的影响。我之前是一名社会学家，现在既是精神分析师，也是团体分析师，已经对这些学科进行了个人视角的整合。哈伊姆之前是一名电子工程师，后来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和团体心理治疗师，最后在以色列经过模块培训（block training），成为一名团体分析师，他也对这些学科进行了个人视角的整合。我是个居住在英国的美国人，他是个居住在美国的以色列人。我们出生于不同的年代。我是家中的长子，他是家中排行居中的孩子。他在编辑方面比我更善于妥协，这可能是解决中东冲突的努力的一种置换。不过，尽管我们之间有差别，又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我们从为了完成课题所做的必要交流中学到了很多。引言部分之所以如此清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必须向另一位主编解释我的想法，而他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

本书由六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讨论了社会潜意识的一个特定的方面。第一部分包括三章，讨论福克斯、雅各布·莫雷诺和恩里克·皮雄-里维埃的工作，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他们可以被称为“团体心理治疗之父”。福克斯来自法兰克福，在伦敦开始了他的团体工作，并和詹姆斯·安东尼（James Anthony）以及许多其他的同事和学生合作。迪特尔·尼茨根（Dieter Nitzgen）在第1章中总结了福克斯使用“社会潜意识”这个术语的各种方式，并指出了需要详细说明这个概念的意义的各种情景。雅各布·莫雷诺最初在维也纳，后来到了纽约，之后他的研究成果很快传播到了南美。他试图概念化潜意识的人际维度，发明了“共同潜意识”这个名词。受荣格工作的影响，他认为完整地理解心智需要在一个整体的宇宙中将心智情境化。海洛伊莎·弗勒里（Heloisa Fleury）和安娜·玛丽亚·克诺贝（Anna Maria Knobel）在第2章中讨论了莫雷诺的工作。恩里克·皮雄-里维埃在阿根廷和巴西开展的研究聚焦人们将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人格化的方式，他认为重要的是将人们放在他们的社会情境中。他发明了“操作性团体”这个名词。胡安·图波特-奥克兰德（Juan Tubert-Oklander）在第3章中讨论了他的工作。

在第二部分的导读中，马尔科姆·派因斯（Malcolm Pines）解释了从“社会性大脑”的角度思考的必要性，这和团体分析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正如A. P. 汤姆·欧尔毛伊（A. P. Tom Ormay）在第4章中所解释的，社会性大脑是以“我们为中心”的空间为特征的。在第5章中，伊芳·阿葛扎恩（Yvonne Agazarian）和苏珊·甘特（Susan Gantt）在关于能量和信息流动的当代神经生物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团体心智的存在。

在第三部分的导读中，罗比·弗里德曼（Robi Friedman）解释了人们和他们的团体是相互关联的。此外，正如马丁·韦格曼（Martin Weegmann）在第6章中讨论的，人们和他们的团体实质上都是相互渗透和主体间性的。而且，正如约书亚·拉维（Joshua Lavie）在第7章中概述的，福克斯早期关于人性的社会性的工作是建立在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一些观点的基础上的，即同时社会化和个体化的“矛盾”以及社会的社会性系统（societal social system）与它们的个体成员并不是对抗和对立的，社会的社会性系统是由相互关联的人们组成的。

在第四部分的导读中，菲利克斯·德·门德尔松（Felix de Mendelssohn）借助他来自维也纳这个优势—他对欧洲社会动荡的场景是如此贴近，同时又离它如此遥远，注意到人类最痛苦的方面深深地植根在人们和他们的社会中。在第8章中，海伦娜·克里莫娃（Helena Klímová）探讨了捷克斯洛伐克集体假性自体的可能的发展。在第9章中，玛丽娜·莫约维奇（Marina Mojovi）探讨了塞尔维亚社会精神避难所的共同运作。这些作者讨论了受到创伤的人们的特性是如何在极权社会系统的特性中呈现的，以及极权社会如何成为其“公民”的创伤体验的来源。

在第五部分的导读中，格哈德·维尔克（Gerhard Wilke）注意到以矩阵自己的术语去讨论矩阵的特性是多么重要，而不要把它们简化为参与其中的人的特性，也不要将社会关系系统的基础矩阵与团体的动力性矩阵相混淆。在第10章中，法尔哈德·达拉尔（Farhad Dalal）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意识形态的社会防御，它帮助我们抵御因认识到社会无力感而产生的焦虑。在第11章中，雷吉纳·肖尔茨（Regine Scholz）思考了社会的基础矩阵如何约束和限制有关与人们及其社会部分联结的生活轨迹的时间度量。

正如阿梅莉·诺亚克（Amélie Noack）在第六部分的导读中建议的，应对创伤的社会退行理论和新荣格学派的文化情结理论有很多相同之处，这可以在社会性做梦（social dreaming）的模式中看到。她对整合来自精神分析、分析性心理学和团体分析的观点的可能性很敏感。在第12章中，法里斯（Fariss）阐述了在美国与不同种族团体之间充满冲突的互动相关的文化情结的限制，将这些互动与美国和贩奴世界未解决的社会创伤联系起来。正如戈登·劳伦斯（Gordon Lawrence）在第13章中建议的，在社会性做梦矩阵情境中的社会性做梦研究表明，任何社会系统成员的集体的和相互关联的梦包含了他们共同的困境、担忧，甚至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换句话说，梦既包含了他们社会情境中的世俗信息，也包含了宇宙情境中的神圣信息。

这些章节描绘了一幅非常吸引人的关于社会潜意识理论和概念的多个方面的画面。它们和它们的作者是由同道和其观念组成的社会-文化-交流网络上的重要节点。

厄尔·霍珀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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