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与自由:汉娜·阿伦特现代性问题批判研究_庞楠，叶颖著_9787515024738

《行动与自由》围绕政治行动自由这一核心概念，描绘阿伦特独特的自由观，阐明阿伦特现代性批判的真实意图，澄清她的自由观与其他几种有代表性的自由观的异同之处，还原阿伦特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真实面貌。此外，针对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批评，分析了马克思的自由观以及现代性批判理论如何实现对阿伦特的包容与超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阿伦特的政治理论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与局限性。

导论

政治思想是对时代状况的集中反映，真正的思想必定要观照现实。作为颇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声名鹊起，是因为她深刻体察了政治衰颓的时代境况，洞悉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探索了走出困境的可能进路。对政治现代性危机的体验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她没有将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视为自明的真理，而是将现代性以及与之相伴的自由主义观念作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她指出，现代人面临着公共空间衰落、行动能力减退以及尊严和自由丧失的危机。这种危机集中体现在20世纪兴起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之中。

西方现代性始于文艺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世俗化进程。历经几百年的时间，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民主政治赋予了公民更多的权利，科学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代替社会本位，世俗道德代替传统伦理，功利性社会关系代替超功利社会交往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伴，人们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关系以及何为幸福的理解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前现代社会，幸福和超验目的论紧密关联。传统形而上学设定了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元划分，超感性世界是感性世界的标准和尺度。人们的生活遵从超感性目的的指引。人越是接近目的、接近典范，就越完美、越幸福。与对两个世界的划分相对应的是，从事不同类型活动的人拥有不同的等级和地位。亚里士多德曾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享乐、政治和思辨三种生活方式，这三种生活方式分别对应享乐者、政治家和哲学家。对于享乐者和政治家而言，政治的生活是完满的。对于哲学家而言，沉思的生活是至善的。尽管古代人在对于政治家和哲学家何者更完美、更幸福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他们往往都不会将动物性的生产劳动或者享乐作为人的生活方式。

随着前现代社会的解体，自我取代了原本的\"真正的人\"的位置，幸福逐渐成了个体的主观之事。前现代社会清晰的目的论体系日渐瓦解，曾经作为人类解释世界、理解生存意义以及确定行为准则的超验存在坍塌。人们转而以自我的理性作为阐释世界和在世行为的依据。目的论蜕变为唯我论（solipsism），关于人的本质主义的图景转变为忠于自我的反本质主义模式。相信自我成为现代人的基本信仰，随性而活成为现代流行的生活方式。\"一种永恒幸福的彼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幸福和伦理分道扬镳，传统目的论等级体系中的善，转变为平面化的诸善。任何人似乎都可以建构个性化的价值体系，都可以选择自认为好的价值和生活。对幸福理解的多元化和非价值化（deva-luation），使人们很难就共同的善达成共识。阿伦特指出，古典城邦政治才是人生活的典范。真正的幸福是公共幸福，真正的自由是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现代人对于古希腊幸福观念的陌生和遥远，不只是物理空间上的，更是精神和心灵上的。

现代性不仅导致了人们幸福观念的转变，而且还加剧了人们精神家园的丧失。在前现代，人们将精神寄托于超验的存在、传统、共同体或者上帝那里。世界祛魅之后，人们的精神家园不断遭到破坏瓦解。人们原本赖以安身立命的绝对存在变成了相对、表面甚至虚假的存在。尼采呼喊出的\"上帝死了\"，深刻地表达了旧价值体系崩塌的境况。人们不再寄希望于\"天国\"，而是转向\"人间\"。一方面，人们对于自己改变自然、改造社会、寻求幸福的能力抱有极大的信心。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实践中体验到由能力不足带来的虚弱感。人类在实践中不得不承认，活动的最终结果往往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受到无数交错的社会力量以及自然必然性（necessity）的制约。在遭遇挫折之后，试图自行建构价值和意义的现代人逐渐放弃了对意义的追寻。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政治危机。它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域的衰落、政治行动的衰退以及政治自由的缺失。现代性的生发加速了政治衰落，而政治衰落又反过来推进了现代性。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政治一哲学传统）对政治的贬低、宗教改革对个人财产的剥夺、近代兴起的社会领域对政治的侵蚀、近代科学世界观对感官有效性发起的挑战以及资本对政治的挟制等原因导致了政治的衰落。政治衰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与公共政治世界的疏离。人们退缩到私人生活或者内在世界之中。很少有人从积极参与政治的视角来理解公民身份，也很少有人将参与政治事务视为实现人生意义的方式。

阿伦特对政治重要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她的特殊经历所激发的。作为一名欧洲犹太人，她亲历了20世纪的政治动荡。1933年，为了逃避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她被迫离开德国并作为无国籍者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1941年来到美国，直到1952年才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她的切身经历使她认识到，没有政治的庇护是极其危险的，缺乏政治行动的人在政治上是无助的。在二战前的欧洲，德国犹太人最能与欧洲文化同化，但是他们仍旧没能逃脱被屠杀的厄运。她认为，犹太人被屠杀、被排斥不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犹太人缺乏与他人共同行动的政治意识和能力，没能建立起保护自身权利和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不光是犹太人，世界上的许多人也都或多或少受到政治衰落后果的影响。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的兴起仰赖于人类政治世界业已遭到的破坏，同时极权主义的统治又进一步侵害了人类的政治世界。没有一个由公民交往确立起来的政治空间的保护，孤独的现代人就会面临政治和生存上的危险。被抛回到自身的人会被剥夺与他人言说（speech）、交往甚至是生存的权利。因此，阿伦特强烈抨击现代以来由政治世界衰落导致的世界异化（world alienation）和人的异化。

在20世纪的政治巨变中，阿伦特意识到，要想抵抗包括极权主义在内的暴行，就不能寄希望于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普遍人权，而是要以政治行动争取公民的政治权利。作为论证欧洲主权国家的基础，自然权利理论成为国家合法性和法律权威（authority）的重要来源。自然权利理论认为，自然权利（或基本人权）是天赋和不可剥夺的。但是，阿伦特尖锐地指出，自然权利在其落实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自然权利将人化约为没有公民身份、没有出身背景、没有职业差别的抽象存在者。虽然自然权利在理论上取消了种族、民族、宗教、经济、政治等差异对人们获取权利造成的制约，但是实际上它并不能消除这些因素的实质影响。权利与公民身份息息相关。只有在特定共同体及其宪法法律的保障下，权利才是真实有效的。自然权利和排他性的公民权之间存在的张力早已显露。一战时，民族国家拒绝为无国籍者、少数族裔以及难民提供法律上的保护。被剥夺了公民身份而处于法律之外的人，被迫退回到缺乏保护的自然状态之中。历史已经表明，当一个人失去在特定民族国家中的公民身份时，他可能会被剥夺包括生命权在内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因此，人应当在政治行动中获得和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阿伦特在人类不可预测、带有开端性质的创生性（natality）中找到了政治行动的生存根基。她指出，人在世界中出生、与他人共在的事实，决定了人们行动的政治本性。政治除了能够为人提供确定的法律身份、保护个人的权利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能够给人以行动的自由空间。按照阿伦特的理解，自由是公民在政治空间开启新的行动自由。政治的意义在于自由，自由的根基在于行动的自发性。因此，她特别强调，每个人都应当认识到成为政治共同体成员亦即成为公民的重要意义。

阿伦特对政治和自由的理解主要源自古希腊城邦政治，而对城邦政治的重视则受到老师海德格尔的影响。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回溯古希腊的目的在于揭示存在，而阿伦特是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政治行动。在海德格尔看来，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制造了很多误导性的观点，尤其对存在的看法存在谬误。他赋予古希腊开端极其重要的意义，并试图通过回溯古希腊关键术语的本源来寻找存在的本真意义。在阿伦特看来，传统哲学扭曲和误读了政治。她试图以古希腊政治经验为范本，来揭示政治的生存论意义。

阿伦特以政治现象学的方式来考察古希腊政治。较之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阿伦特的现象学摒弃了思考的抽象性，成了一种\"变异\"的或者改善了的现象学。现象学认为，不存在先验的、纯粹主观的意识，意识源于主体对客观对象的直觉把握。现象学关心使人的意识成为可能的意识结构问题。与现象学不同的是，阿伦特并不关注人的意识结构，而是注重对现象学强调直面世界理念的借鉴。她终其一生都在以现象学的方式重建共同世界的本体论意义。\"虽然阿伦特并不自以为现象学家，但人们却应该将她发现政治之世界性这一点视为现象学百年运动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阿伦特的政治现象学关注政治事务或者经验的呈现。在她看来，世界向每个人敞开，每个人都孕育着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虽然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观看到的图景不尽相同，但是人们可以将对世界的看法汇聚起来，从而呈现出世界的整体面貌。以现象学方式进行的政治生活，给予了人类复数性（plurality）和创生性的本体论承诺，避免了哲学对政治的偏见，克服了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对人的原子化理解。

尽管海德格尔对阿伦特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但是阿伦特充分认识到职业哲学家理论中唯我论因素的危害。宣称自我之外无物存在的激进唯我论以及将自我视为首要客体的温和唯我论，都会造成政治上的危险。在德国纳粹上台之后，阿伦特目睹了包括哲学家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囿于唯我论的知识分子缺乏政治性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他们要么对政治持冷漠态度，要么盲目地追随纳粹。阿伦特批评沉迷于学术象牙塔、轻视政治的职业哲学家，并尽力避免唯我论缺陷。因此，她在多数生涯中都坚称自己不属于骨学圈子。

阿伦特在远离政治的哲学家和关心政治的思想家之间进行了区分，并表现出对后者的赞赏。柏拉图、胡塞尔、海德格尔是远离政治的哲学家代表，苏格拉底和雅斯贝尔斯是关心政治的思想家代表。如果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阿伦特提供了思考的语言和工具，那么苏格拉底和雅斯贝尔斯则给予阿伦特的思想以生命和意义。\"来自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影响为阿伦特提供了各种形式上的哲学结构和概念，它们成为其思想所运用的工具，而在个人层面上推动着阿伦特哲学的，则是来自苏格拉底一雅斯贝尔斯的影响，它赋予阿伦特的哲学以生命和意义。简单地说，海德格尔为阿伦特提供了哲学语言和工具，她以此来建构其哲学，但雅斯贝尔斯则给她带来了一种特定的哲学气质，带来了她的'哲学意识'。\"阿伦特指出，像苏格拉底和雅斯贝尔斯这样的思想家，没有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样陷入唯我论。苏格拉底和雅斯贝尔斯拥有相似的思维方式，他们并不试图传授什么，也不试图得出什么最终的结论，而是用助产术式的交流来唤醒人们的思维能力。他们既坚持了独立的思考和品格的正直，又随时准备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尤其在政治混乱时期，他们都积极投身政治，并主张人们对政治责任的担当。苏格拉底和雅斯贝尔斯向世界敞开的理论和实践，为阿伦特提供了反唯我论的基础。阿伦特批判唯我论对人类复数性生存经验的否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政治意义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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