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的情报研究一直存在两大范式，即以信息管理为研究对象的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范式或图书情报范式，以军事情报工作、公安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的情报研究（Intelligence Studies）范式。两大范式虽然都冠以“情报”之名，但在情报工作起源、情报工作的作用、情报工作的组织、情报研究的议题、情报研究的方法乃至情报学的教育等诸多领域，都存在根本分歧。
情报工作源远流长，最早的情报工作发生在军事斗争领域，而所谓图书情报、科技情报和竞争情报，都是军事情报工作的原则、方法在这些领域的运用，这应该属于基本的历史常识。有了战争，就有了情报工作，就有了对情报工作的理论探索。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兵圣孙武就对情报的作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情报用人（“上智为间”）、情报要素（“五事”、“七计”）、情报搜集（“用间”、“相敌”与“动敌”）、情报分析（“庙算”）、情报谋略（“诡道”、“反间”）等，进行了系统总结，《孙子兵法》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军事情报学著作。现代中国的军事情报理论研究起码可以追溯至1943年军统特工郑介民出版的《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等系列著作。郑介民勾勒的军事情报理论体系与今日西方的情报研究体系并无实质区别。美国的情报研究则可追溯至1949年谢尔曼??肯特出版的《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在该书中，肯特把战略情报定位为战略家制定和执行计划所必需的情报，是身居高位的文武官员保卫国家福祉必须掌握的知识。这些事实说明，情报学的理论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图书馆教育，也不是始于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创建的“科技情报大学”，更与图情学派奉为圭臬的《As We May Think》没有关系。
我过去一直关注军事情报的理论研究，也致力于两大情报范式的融合。2017年我参加了苏新宁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负责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改革子课题的研究。这使我有更多机会与地方情报学者进行交流，思考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理论构建和情报学两大范式的融合问题。我发现交流越多，分歧越大。比方说，我们对情报（Intelligence）与信息（Information）两个名词的讨论，对两大范式不同研究议题的讨论，尽管已经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学界对此视而不见，情报工作起源于科技情报或图书馆学的说法依然不绝于耳，我对两大范式的融合也产生了怀疑。在2017年出版的《军事情报学》中，我这样写道：中国的“情报科学”从未以军事情报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它奉布什（Vannervar Bush）和克劳迪??香农（Claude E.Shannon）为鼻祖，而忽略了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兵家对军事情报研究的开拓性贡献。在谈到中国情报学的发展时，我认为，军事情报学应该借鉴科技情报学已经取得的成果，科技情报学则必须全面引进军事情报学的研究范式，实现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2018年我重新修订《军事情报学》，继续讨论国内学者在情报学融合方面的见解，特别是沈固朝老师、苏新宁老师和赵冰峰的观点。我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信息科学与情报研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其理论和学理根基截然不同，因此也没有必要强行融合。我也指出，情报学与信息科学不能整体融合，并不意味着两大学科之间不能相互借鉴。情报是经人的智力（文字理解能力、认知能力、推理能力和处理各项关系的能力）将序化了的数据加工成更高层次的信息。信息科学已经为这种加工和转变在理论、方法和技术方面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信息科学擅长的信息搜集方法、组织方法、分析方法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工具，这样的工具弥补了传统军事情报工作在分析工具方面的缺陷。所以，在军事情报分析中引入定量分析方法，提高情报分析的科学性，使传统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是摆在军事情报研究人员面前的任务。至于中国的科技情报学和社会科学情报学是否考虑引入军事情报学的研究范式，将其研究主题从一般的科技信息和图书信息拓展到国家安全信息，将其主要工作从建库、建网、建平台、数字化资源建设等信息服务职能转移到信息分析、智库建设上来，将其主要方向从信息组织、信息服务、信息检索延伸到对信息的“研判、洞察”，实现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履行国家赋予的“耳目、尖兵和参谋”责任，完成其与信息科学的分离，提炼出自身的学科属性，则有赖于其学科自觉。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我对图书情报和科技情报的转型，是抱有深深疑问的。我认为它们没有必要进行这种转型，而且也不可能完成这种转型。作为一门组织信息的学问，信息科学在科学研究方面自有其用武之地。所以，我把信息科学摆到了工具的位置，与逻辑学、语言学等诸多基础学科一样。我们做学问需要检索信息获取信息，我们需要严谨的逻辑进行思考，我们需要通过流畅的文字把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仅此而已。
2019年我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角度揭示国家安全情报研究与信息科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其中《情报分析方法论的演变》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获取能力有了大幅提升，云计算等计算技术的进步为情报分析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但是，分析人员的认知偏差、对手的战略欺骗使国家安全情报分析与一般的信息分析存在本质的区别，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的数据匮乏问题并不因大数据而解决；数据本身并不能说话，对数据的解读依赖于分析人员的思维模式的指引；大数据在揭示相关关系方面作用明显，但大数据能否透过对手释放的虚假信息，揭露虚假关系，依然有待探索。因此，大数据分析能否应对国家安全情报分析中的复杂问题，依然存有很大疑问。另一篇《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在态势塑造中的作用》则认为，情报工作可以在塑造国家安全态势中发挥重要作用，塑造态势的方式，则有政治战、经济战、准军事行动、战略欺骗、影响间谍等，其目的是干扰对手的认知，影响其对外政策取向。这篇文章揭示的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主题，与信息科学找不到任何对接之处。
第一章 情报基础
第一节 情报理论
一、情报的定义
二、美国情报理论研究
三、情报分析理论创新
四、孙子情报理论与思想
五、中美情报转型与理论发展
六、美国情报研究进展
第二节 情报历史
一、一个情报强国的崛起之路
二、美国国家情报体系改革
三、“五眼情报联盟”的兴起和演变
四、日本走向情报大国的历程
五、美国国防情报整合路径
六、美国国防情报分析力量的发展
七、美国执法情报共享融合的改革发展
第三节 情报智库
一、美国防务智库对国防改革的影响
二、情报智库：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三、情报智库：情报与国家安全联盟
四、情报智库：IARPA的管理机制及运行模式
第二章 情报分析
第一节 分析思维
一、情报分析中的批判性思维
二、情报分析中的非逻辑方法
三、情报分析中的群体思维
四、辛西娅??葛拉博的预警情报思想
五、战略欺骗中的认知干预
六、情报场理论及其应用
第二节 分析方法
一、情报分析中的结构化分析
二、情报分析中的证据证明
三、预警情报中的机会分析
四、公安情报预警中的地平线扫描
五、国家情报产品的特征及形成条件
六、科技安全中的情报预测
七、美国犯罪情报预测分析技术
第三节 情报失误
一、情报失误中的文化因素
二、情报失误中的组织因素
三、决策失误与情报失察
四、美国对俄在叙军事行动的情报失误
五、朝鲜战争初期美国的情报失误
第四节 情报评估
一、战略情报评估
二、国家情报评估
第三章 情报活动
第一节 情报决策
一、战略情报与国家安全决策
二、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情报功能
三、情报工作的“政治化”问题
四、美国的情报政治化特性
五、法国情报决策的政治化
第二节 情报实践
一、国家安全情报工作
二、英国警务情报工作改革
三、以色列军民融合的情报工作
四、军事情报工作的智能化
五、美国情报分析网络共享系统
六、国家安全情报与战略抗逆力的融合
七、非常规作战中的文化情报
第三节 反情报
一、美国国家反情报管理
二、网络间谍的国际法规制
三、网络间谍的防控策略
四、美国网络威胁情报应用
第四章 情报管理
第一节 情报战略
一、国家情报战略概述
二、国家情报体系构建
三、中国情报界的战略选择
四、美国国家情报战略体系
第二节 情报体制
一、美国情报管理体制
二、美国国家情报管理机制
三、俄联邦情报管理体制
四、英国秘密情报转向诉讼证据
五、韩国情报体制及工作特点
第三节 情报立法
一、国家安全情报法律体系构建
二、美国国家情报立法及对外情报立法
三、俄罗斯联邦情报法制建设
四、俄罗斯对军事技术情报的法律规制
第四节 情报监督
一、英美情报监督体系
二、美国总审计署的情报监督
第五节 情报监控
一、国外情报监听立法比较
二、美国涉外情报监控法
三、欧盟对情报部门元数据监控管理
四、德国通信战略性监控制度
第五章 情报教育
第一节 情报学科
一、情报的本源内涵和情报学学科边界
二、中国情报学的研究内容
三、中国情报学学科重构
四、面向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基础
五、军事情报学与中国情报学学科融合
六、中国公安情报学的演进和范式
七、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情报教学
一、情报专业特色教育
二、美国高校情报教育
三、美国情报专业课程设计
四、美国情报分析教学培训
五、美国执法情报分析师的认证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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