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玄黄：李鸿章家族传_王万顺著_9787568065276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李鸿章处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期，清政府内忧外患，其建淮军，平祸乱，出将入相；办洋务，创水师，与洋人争利；促外交，为晚清补裂痕。
本书从李鸿章科甲奋起，助攻太平天国讲起，再到李氏兄弟位列封疆，办洋务运动走向事业巅峰，李鸿章带领李氏家族及淮军为晚清呕心沥血；然而甲午战争，李鸿章一手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覆灭，其迅速由盛转衰，李氏家族也随其在历史的舞台上沉浮。李氏一族大起大落的家族史，就是近代中国的缩影。

序
要了解晚清历史，不能不提李鸿章。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命运大转折中，李鸿章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
理解了李鸿章，也就理解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缘何走向灭亡，近代中国为什么会有一段屈辱历史，中国现代化之路是怎样开启的，中国何以为今天的中国。
李鸿章在晚清的地位和一生重要行迹，拉拢之而不得，欲除之而后快的维新派中坚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言之甚详。在他看来，李鸿章作为一个毁誉皆达到顶点的“非常人”，已经不能用“非常之奸雄”“非常之豪杰”来评价了；他认为，“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中国近四十年第1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
梁氏虽夸张，但此言不虚。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决定清王朝前途命运的军国大事和经略大计，李鸿章都是参与者，有时是决策者，大多时候则以领导者、指挥者的身份负责实施，因此他是那段历史重要的缔造者和见证人。
李鸿章出生于道光初年，在他青少年时期，清中期乾、嘉之后，以第1次鸦片战争为标志，古老中国这辆超载的破车一路开挂，被迫走上了挥别昨日辉煌的穷途末路。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官场，纳入统治体制，进而登上政治舞台的李鸿章，对国家、社会、时代产生直接影响主要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作为淮军首领，他率部协助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并取得了终胜利，因此位列封疆。在这个过程中，他显示出了过人的、令曾国藩叹服的军事领导能力，在与洋人打交道方面，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当然，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也随之壮大起来。太平天国行将被剿灭时，曾氏兄弟担心李鸿章助战争功，但李鸿章不是那种人，他并不愚蠢，而且懂得感恩。戡平捻乱时，曾氏半途而废，改由李鸿章担当大任。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外交方面的弱项暴露出来，李鸿章再次迎难而上顶替老师，任直隶总督，位居八大总督之首。接着他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在位时间长达二十余年，权势赫赫，一时无两。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平乱到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李鸿章始终是中轴甚或领袖人物。直到大清国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李鸿章亲手葬送了自己在洋务运动中苦心经营的军事成果，包括前半生的丰功伟绩。
李鸿章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太成功的案例。
与曾国藩一样，为了维护清朝统治，李鸿章手上也沾满了农民起义军（太平军、捻军、义和团等）的鲜血，同类相残没什么可炫耀的。他与曾国藩搞洋务，创建军械厂，初是出于镇压内乱的需要。引进外来文化、科技，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是为了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采矿、建铁路、办船厂、开医院、兴学校、通电报，以及做其他商业企业和公共事业，是为了富国强兵，与洋人争利，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至于与洋人抗衡，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面对纷至沓来的外来侵略，李鸿章无暇应对，缺少深谋远虑和真正的准备。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被动的。虽然如此，李鸿章仍是继林则徐、魏源等先哲之后对世界大势有着较为清醒认识的智者，是近代化事业的推动者、奠基人，他的努力功在当时，利在后世。而且从晚清到近代，中国破除腐旧，开始走向现代化，思想文化方面的蠢蠢欲动或者开放，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在保守派的阻挠之下，李鸿章的洋务革新运动很不彻底，更不能从根本上提出动摇政治制度的主张。他的革新愿望终也没有完全实现。因此，在“戊戌变法”时，作为慈禧太后曾经的眼前红人，即使失宠，维新派不待见他，他也敢于公开声明自己是“康党”，支持变法。
自从成为北洋大臣之后，从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来看，其职责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大清国的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形象上则更高级一些，类似于除皇帝之外首相级别的二号人物。李鸿章大部分时间在天津办公，外国人进京，大都先去拜访他，以打探虚实，或者争取他的支持。李鸿章虽然不是亲王、军机大臣，但朝廷中枢机构总理衙门基本上会参照其意见和态度，慈禧和光绪也对他甚是倚重。“洋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与洋人打交道，接待外宾、谈判、签约，合作或打仗，尤其是那些不平等条约，打败后被迫签订的屈辱条约，不管是不是他的直接责任，他都“义不容辞”地勇于承担了下来。谁都知道这是遭受国人唾骂甚至遗臭万年的差事，替人擦屁股，其他人都推脱自己不懂洋务，李中堂是专家，让他去办吧。李鸿章在这方面又自大自负，有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或者说是一种愚忠。“背锅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做的，没那能力，也背不起来。李鸿章并非愚蠢，他说：“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对此他是十分明了的。
甲午战败之后，犯下弥天大罪的李鸿章没有身家性命之虞，因为朝廷尚念其曾经有功，又忌惮其残存的势力，还有外国人的支持——弄不好就扶持他当皇上。身败名裂的李鸿章投闲贤良寺，下放两广总督，他不是真正闲着，而是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直到庚子之乱，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侵华，惹下祸端的慈禧太后收拾不了局面，挟持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存亡之秋，大家想起了偏安南隅的李鸿章。于是乎举国上下，各路大员，纷纷请求他出面主持大局。此时他已年届七十八岁，老朽年迈，病骨支离。内战内行，外战也有一套的李鸿章决心充当一把“救火队长”，李鸿章抱着重病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两个月后与世长辞。为了大清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鸿章是配得上这句话的。
由于时代的局限，李鸿章站在维护清政府统治的立场上发言，始终忠于朝廷，我们也不必苛责。至于骂李二先生是汉奸国贼，笔者也想骂几声，但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叹于国势衰微。东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迫使中国与全世界为“敌”，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关系危机。李鸿章所说的“破屋”的“裱糊匠”，是他后半生的写照。他没有生不逢时，一切都是命，这是历史的必然。假如我们处于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位置，是不是能比他做得更好，谁也不敢说。
说李鸿章是官二代不太确切，他的父亲李文安和他先后考中进士，相差不过九年，父亲做官后混得不好，对儿子的升迁帮助不大。但李文安的进士同年曾国藩成就了李鸿章和李瀚章兄弟则是毫无疑问的。时局动荡，兵荒马乱，别说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家族，甚或一个国家，气运都充满了太多变数。如果不是“非常之人”，不具备高超的智慧，从一介平民跻身仕途，沙场征战，一路扶摇，出人头地，位居宰辅，权倾朝野，左右国家命运，何其难也。李氏其他兄弟建功立业，发财致富，泽被后世，依靠的是李鸿章这棵大树。李鸿章的姻亲、后代、部将、幕僚、好友、同道，鸡犬升天，攀龙附骥，受惠发达者多矣。没有李鸿章也就没有如此庞大的一个家族，因此，把李鸿章作为李鸿章家族传的主角，应没什么毛病。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李鸿章非常知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镇压内乱到抵抗侵略再到倡导洋务，不断受到清议派的攻击，他也以严词和实际行动进行反击。李鸿章有责任，有担当，是一个能臣干吏，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好面子。好面子的表现不仅仅是事事讲究，喜欢排场，追求光鲜外表，李鸿章的好面子还表现在念旧情，护犊子，对内、对下心太软，纵容包庇。李鸿章非常注重人情关系，年轻时是为了仕途升迁，后来是为了延揽人才，笼络人心，培植势力，并为了工作方便，以施展拳脚，实现洋务革新之愿望。好处是有一帮人为他效命，形成了以其为首的淮军集团、利益集团，所以李鸿章的势力在当时为庞大。坏处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不辨是非忠奸，掩盖问题，尤其是在军队中，影响军纪，容易滋生腐败，导致战斗力减弱。当时整个国家机器都烂透了，一触即溃。李鸿章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局面，何况他也脱不了干系。好面子的结果必然会被打脸。甲午之役让他赔个底儿掉，颜面扫尽，狠狠地被羞辱，而且遭到日本愤青刺杀，差点要了老命，至死左脸颊骨上还嵌着一颗耻辱的子弹。
追溯历史，总有一个因由，总有一个萌芽，总有一个事件，总有一个关键人物。晚清数十年的那个关键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乡榜同年俞樾，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当时的国学大师，他给李鸿章写的联语多，有五十、六十、七十岁整寿的寿联，还有三副挽联，以及多副专祠对联。挽联是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多夸大吹嘘，比如俞樾说李鸿章“臣系天下重轻”。但挽联中有半句还是比较客观中肯的。他写道：“甫四十即封疆，未五旬即宰辅，经文纬武，盖代勋名，历数寰中荡寇，域外和戎，力任其难，相业巍巍千古少。”寥寥数语，概括了李鸿章的一生，并给予高度评价。“力任其难”，大起大落，毁誉交加，而能忍辱负重，承受来自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也只有李鸿章。
这也是一种强大。
有人说，我们绝不做李鸿章。李鸿章只有一个，不会再有第二个。
相似的是命运。
李鸿章的时代已经过去百余年，有时感觉很远，有时感觉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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