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天哪！我们真的把人送到这种地方来打仗？”
朗斯洛特?基格尔爵士（Sir Launcelot Kiggell）是英国远征军总部的一位高级参谋军官，他造访帕斯尚尔战场之后说的这段话在战争史上臭名昭著。这段话尖锐直白又骇人听闻，似乎完美总结了1914—1918年间战斗的触目惊心。话语出自“堡垒中的将军”，他们玩忽职守到了几乎犯罪的地步，身在后方，对前线境况毫不知情，却将一代青年送向污秽而恐怖的死亡。相关描述（zui）先出现在英国（zui）著名的军事思想家之一巴兹尔?李德?哈特（Basil Liddell Hart）的《大战真相》（The Real War）一书中。该书出版于1930年，是对第1次世界大战的一次爆炸性揭露。书中并未提及基格尔的名字（李德?哈特只在基格尔于1954年去世后才曝光了他的名字），李德?哈特在提到他时说的是“英军总部的一位权重位高者，首次踏上了前线”：当车子接近战区沼泽地带边缘时，他愈发不安。（zui）后突然流泪道：“天哪！我们真的把人送到这种地方来打仗？”他的同行者回答说，再往前走情形更凄惨。如果这番感叹出自他的良心，就显示了他所坚持的“攻击”是基于一片错觉与不可原谅的无知。
李德?哈特认为，1917年的佛兰德斯战役完美诠释了英国统帅部的短视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他写道，帕斯尚尔的情形“有如1世纪以前‘瓦尔赫伦之役’，是英国军事记录上，该用黑框框起的‘战败’同义字”。
基格尔到底有没有说过这些话经常引起争论，很多历史学家都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质疑以道听途说而闻名的李德?哈特在这种问题上是否值得信赖。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指挥官不可能如李德?哈特所称的那样对前线情形一无所知。那些描述（zui）初似乎来自詹姆斯?埃德蒙兹爵士（Sir James Edmonds），他当时正致力于第1次世界大战多卷本官方历史的写作。李德?哈特经常与埃德蒙兹通信，将自己的书稿寄给埃德蒙兹。两人常常共进午餐，讨论过去的事情。李德?哈特的论文里还包含他1927年10月和埃德蒙兹谈完话后所做的注释，简要描述了该事件，只是引语稍有不同（“我们真的命令别人在这样的地面上行进？”）。这一定引起了李德?哈特的共鸣，因为他的《大战真相》一书讲到了这一事件，当然他也顺手将基格尔的话改得更富戏剧效果。一个传说就此诞生了。
关于这位“哭泣的参谋”的描述已经根植在大众的关于第1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中。基格尔的话出现在军事引语集和心理学课本上，还成了时事评论员们渴望激起大众情绪化反应时现成的套用语。事实上，对一些人来说，基格尔的故事虽然不够可信，却揭示了一个更大的真相。文学学者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仔细研究过这句引语，认为它听起来“因文学性过强而显得不太真实，好像（zui）初是由某个熟悉古希腊悲剧可能还有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人杜撰或速记下来的”。虽然如此，这句话却“在精神实质上是真实的”。本书从一方面来说，是对基格尔这段萦绕于心的话进行的一场调查，是为厘清20世纪（zui）声名狼藉的战役之一进行的一次尝试。这场战役因何而起？又是怎样可能的？人们是如何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下，为了看起来如此可怜的利益战斗并死亡的？有关帕斯尚尔战役的问题，包括这场战役为何打起来、怎样打起来以及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回答，或者说在过了100年后，还是常说常新。
这场战役发生于1917年7月31日—11月10日，在伊普尔（Ypres）镇以东几千米的地方。1914年德军的强势推进就在这里停滞。战役留下了屠杀的历史和苦痛的记忆，几十年后仍然历历在目。在4个月高强度的战斗当中，超过50万人阵亡或者受伤、致残、中毒、溺亡，抑或深埋于这个比利时的小角落。伊普尔梅嫩门（Menin Gate）令人痛彻心扉的失踪者纪念碑提醒着我们，很多人的尸体从来都没被找到。他们只是消失在佛兰德斯地区厚重、粘腻的泥土当中。事实上，在一场纯属徒劳无益的战争中，帕斯尚尔尤其成了毫无意义的工业化屠杀之终极表现。据历史学家丹?托德曼（Dan Todman）所述，这场战役现在是“总结一切战争罪恶的文化标准——战争意味着或不意味着什么，战争开展的方式，（zui）重要的是关于目的与手段的分割所带来的风险”。
英国官方称帕斯尚尔战役为“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德国人称之为“佛兰德斯战役”。不过，这场战役现在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作“帕斯尚尔战役”。以这个小村庄命名，是因为它标志着那年英军推进的高峰。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元帅原本希望这场进攻会对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这个被炮火彻底摧毁的村庄却（zui）终成为失望和遗憾的代名词。这场大规模进攻（zui）初设想的是突破德军防线、解放比利时大部，并且占领敌人海军沿海基地。但到1917年11月军事行动停滞为止，英军只推进了5英里（约8千米）。如果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尤其是该战役恐怖的第1天）可以被比作某种失落的纯真——彼时一代不列颠人面对着进入全面战争的可怕现实，那么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就是绝望的泥潭——他们陷入但丁《地狱篇》（Inferno）中的绝境，没有丝毫被救赎的可能。历史学家A.J.P.泰勒（A.J.P.Taylor）写道：“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是一场盲目战争中（zui）盲目的屠杀。”
就在进攻开始的那天，《泰晤士报》刊登了战争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表示反战的“公开信”，这在事后看来仿佛是个预兆。萨松“任性地违抗军事权威”，质疑这场战争是否已成为征服之战，是否“被那些有权力结束战争的人故意延长”。萨松从没有在伊普尔打过仗，但是他将写出关于这场战役（zui）动人的诗篇之一——《纪念碑》（Memorial Tablet），用萧瑟的笔触描写了突出部的死亡景象：
乡绅的纠缠和欺凌到我从戎而终止（应征于德比勋爵的全国登记制）。
我死于地狱（他们称为帕斯尚尔之役）：
我伤势轻微，蹒跚着回家，
一颗炮弹却在垫路踏板上炸起泥花；
于是我堕入无底的泥潭，光明尽失。
用污泥来定义这场战役并不令人惊讶。英国战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在他的《战争回忆录》（War Memoirs）第二卷中就称之为“烂泥战”。这本书出版于1936年，劳合?乔治将战役中黑格的短视看作大错（“这场战争中（zui）重大的灾难之一”），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同时还谴责了黑格和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Sir William Robertson）,指出他们在很多重要议题上误导了战时内阁，包括法国军队的处境、（表面上看起来）处于弱势的敌军数量，以及地面情况。“取得的胜利被过分夸大了。无论这些胜利前面加了多少限定词，其背后都是事实上的战败。我方的伤亡数量比上报的要多，敌方的损失却呈金字塔状……所有会使人慌乱和泄气的事实都被压了下去”，而“我们却在脸上不遗余力地沥粉贴金”。黑格已经“完全心态失衡”，同时“刚愎自用地坚持他的进攻”而不是承认他的失败。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就是一场“无意识之战”，这场战役“危及（zui）终胜利的可能性”。
劳合?乔治对该战役通篇否定的叙述深受李德?哈特的影响（李德?哈特曾被聘为《战争回忆录》的顾问），矛头不偏不倚直指总参谋部中的仇人。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叙述，总是有一些人，包括高级指挥官和军事史学家在内，辩称这场仗值得一打，也很有必要打。其中一人便是保守党议员达夫?库珀（Duff Cooper，1936年版黑格传记的作者），他试图逆转这个“烂泥与鲜血”的潮流，强调佛兰德斯地区——无疑是英国西线（zui）重要的防区战斗背后的逻辑和道理，还有为法国军队减压的必要性。库珀认为，这场战役固然恐怖，但战役结束时，英军在伊普尔周围占据了更有利的阵地。他们的盟友法军恢复了元气，而德军“没有得到一点疗伤或制订新计划的喘息时间”。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官方叙述才得以出版，那时，阵营的划分已十分明显。在《英国官方历史》（British Official History）的所有卷本当中，没有一本如《军事行动1917：第二卷》（Military Operations 1917: Volume Ⅱ）那么棘手，遭遇千弯百折才诞生。这本书的编写工作开始于1939年9月，但是进展缓慢、不断重写，内容也争议纷纷。终于在1948年得以出版——《英国官方历史》中（zui）后完成的一本。该书作者詹姆斯?埃德蒙兹爵士尽己所能地消除人们对这场战役的一些误解，尤其是“烂泥传说”，即被他称作“监听政府的知名平民批评家们”所兜售的内容——这些人指的正是劳合?乔治和李德?哈特。尽管埃德蒙兹并没有回避对总司令的批评——尤其在选任休伯特?高夫爵士（Sir Hubert Gough）为将军（第5集团军总指挥官）来指挥主攻的问题上，但是他对黑格发动战役的做法很是支持，包括战场和军事目标的选择。他的结论重申了其著作的主题之一：1914年以前缺乏对欧洲大陆大规模作战的准备，这在战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毁灭性后果。“除非一个国家准备好了战略、人员和物资，”埃德蒙兹警告说，“否则就不能指望立刻取得伟大的胜利”。
也许正如预期的一样，《军事行动1917：第二卷》从未获得过一致的评判。该书问世时，读者来信如疾风一般。弗朗西丝?劳合?乔治［Frances Lloyd George，娘家姓史蒂文森（Stevenson）］指责埃德蒙兹在为帕斯尚尔战役“洗白”；前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勋爵（Lord Trenchard）却不赞同，称该书“详尽而准确”；约翰?戴维森爵士（Sir John Davidson，曾就职于英军总部）说该书“公正而理性”，让读者能够“以恰当的视角审视黑格勋爵的责任和决定”。对李德?哈特来说，他认为尽管有正当证据，埃德蒙兹还是有意对战役进行了更中庸、更亲黑格的阐释，很显然是因为他的官职和他紧密的战争情谊意味着不可能“把无情的真相”拿去付梓（或许正因如此他才热衷于将“哭泣的参谋”的轶闻分享出来）。无论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埃德蒙兹尝试去站在黑格一边讲故事，或至少尝试着摒除一些对该攻势的古怪批判，但这种尝试注定要失败。《军事行动1917：第二卷》始终没能转变劳合?乔治和李德?哈特所促成的对帕斯尚尔战役的主流观点——这块高地已经被占领了。
即使公众对战役的记忆开始消退，争论也还在继续。20世纪50年代末，历史学家约翰?特瑞恩（John Terraine）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尝试，试图恢复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名声；到现在黑格都首当其冲地被骂为“蠢驴”。特瑞恩认为，劳合?乔治和李德?哈特应该为“曲解历史”和“极不公正地判决”那些谋划和实施战役的人负责。特瑞恩反对过分感性地解读所发生之事（他从不使用“帕斯尚尔战役”这个术语，而倾向于更严肃的“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他沿袭埃德蒙兹划定的路线，强调比利时海岸的战略重要性，给法军减压的紧迫必要性，以及佛兰德斯地区的战斗给守军带来的可怕后果。这场战役在宏大的军事目标面前也许是失败的，但它标志着从那一刻起德军在西线的士气开始萎靡不振。而且，英军在这场战役中发展了战术技巧和军备制造，并在日后的战争中将其发展到顶峰，尤其是1918年8月的亚眠战役。特瑞恩认为，这能让人们在合适的语境中去理解伊普尔战役如何成为胜利之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李德?哈特和特瑞恩多年来一直互争上下，从黑格日记的可信度争论到英军和德军的伤亡统计数据。他们的辩论继续成为作家日后写作的话题，尽管总是作品热度很高但亮点很少。利昂?沃尔夫（Leon Wolff）是一位美国空军军官，他在书中叙述了这场战役的始末，广为人知。书名叫《在佛兰德斯战场》（In Flanders Fields，1958），叙述模式与李德?哈特十分相像，把帕斯尚尔战役描述为缺乏理解力与想象力的指挥官们实施的无谓屠杀。尽管沃尔夫声称本来想以所谓的“与人性无关的中立”来写这部书，但还是承认“我无法相信我所写的东西”。1978年，琳恩?麦克唐纳（Lyn Macdonald）的《他们称其帕斯尚尔》（They Called It Passchendaele）出版，一切依然如故。麦克唐纳的书以超过600名目击者的叙述为资料，向新一代读者呈现了那些在伊普尔服过役的“英国兵、澳新兵以及加拿大兵”的故事。尽管作者总的来说避免了对劳合?乔治和黑格的直白谴责，但还是在一些地方提到。她的书读起来更像是小说或恐怖故事，而非严肃的军事历史作品。而且这部书的畅销更进一步坚定了大众对于帕斯尚尔战役的理解：“浴血奋战……超乎想象。”
到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有英国的也有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开始重新审视英国军队在西线的表现，传播更加积极的“学习曲线”观点。不过这一修正主义浪潮仍未触及帕斯尚尔。1996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宾?普赖尔（Robin Prior）和特雷弗?威尔逊（Trevor Wilson）出版了《帕斯尚尔：不为人知的故事》（Passchendaele: The Untold Story）一书，但远远没有恢复这场战役的名声。他们描述了一个更加黑暗的故事。虽然劳合?乔治和黑格的捍卫者们多年来一直在一较高低，就这场战役的责任归属彼此责备、相互打击，但普赖尔和威尔逊对“军事指挥的错误判断”和“政治领导的任性自私”都进行了强调。英国首相被描绘为精力充沛与了无生气、决心坚定和事不关己的古怪结合——他勉强支持佛兰德斯战役却拒绝为其承担责任，而必要的时刻也不愿挺身而出终止战事。同时，黑格因为始终未从以往的战役中吸取教训以及面对顽敌抵抗时近乎病态的过度乐观而受到批判。正如作者所总结的，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军事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
那么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帕斯尚尔战役的新书呢？尽管有着标志性地位，但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与第1次世界大战的其他一些战役相比，仍然算是相对着墨较少的。20世纪90年代，当普赖尔和威尔逊钻研自己的书时，发现对于该战役的历史研究“单薄得令人震惊”——只有有限的几部作品问世，在这期间填补这个空白。新近的作品已经聚焦于该战役帝国主义的一面，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历史学家则使我们理解到帕斯尚尔战役的重大影响能波及多远多广。然而，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种种重要元素仍然有待探究。德军的故事是（zui）大的遗漏，大多数叙述几乎都没有花时间讲述德军如何战斗，尤其是他们如何适应佛兰德斯地区战斗中变化的战术和行动需要。
《帕斯尚尔：碎入泥沼的希望》（Passchendaele: A New History）尝试重新讲述这个声名狼藉的战役，在一个世纪的学术知识积累之上，以新鲜的视角审视这场战役。较之以往的历史研究，本书以一系列更为完善的原始资料为基础，包括交战双方的个人叙述、信件、回忆录、官方报告和战争日记。本书致力于呈现对该战役一次崭新的叙述：这场战役是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于为战争付出全部努力的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来说意味着什么。本书在战略、军事行动和战术层面对该战役进行了全新的讨论，花了可观的笔墨来审视“山的另一边”。本书约1/3都关乎德军士兵，以及他们怎样在伊普尔突出部守卫其阵地。他们有着非凡的故事、在面对几乎不可想象的恐惧时展现出了勇气和智巧。事实上，只有把英德双方的经历结合起来，我们才能以新的方式再次评估这场战役，才能意识到黑格的军队在1917年9月和10月离决定性的成功曾有多近。甚至可以说，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从某些方面来说，是这场战争中“失去的胜利”之一。
“决定性的成功”或是“失去的胜利”，这样的概念与帕斯尚尔放在一起，第1眼看去似乎古怪又反常。不过，再看一遍这场战役，我们会惊讶于1917年10月英军离迫使德军在比利时大面积撤退有多么的近。通过加快军事行动以及让德军蒙受越发难以承担的伤亡率，英国军队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成果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也许甚至能达成某种妥协下的和平。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个故事之前从未被全面地讲述过，这场战役也绝非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徒劳，缺乏意义与目标。相反，1917年的夏秋，重大的成功对英国来说触手可及，若这场战役的指挥方式能稍有不同，不难想象整个战争的进程将会发生戏剧性改变。
帕斯尚尔战役有着复杂而漫长的历史。战役的谋划与展开便耗时数月。它还经常跟其他战役交织在一起，与这些战役同步进行，（zui）终于1917年的夏末和秋天成为整个战争的焦点。故事开始于1916年末至1917年初的冬天，当时新的协约国军政领导层试图挽救徘徊在危险边缘的战争运筹。1916年在凡尔登和索姆河进行的大战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只是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伤亡名单上增加了数十万的名字。战争在法国和比利时眼看陷入永恒的僵局，必须做出重大决策——如何赢得战争，必要情况下给予其他战线怎样的增援。在东线，俄国军队马上要接近忍耐的极限了，越来越无力抵御同盟国；而意大利的战争投入显然已经超出了维持国家运转的限度。就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势下，西线（zui）令人恐惧、也（zui）令人入神的一役即将打响。
100年过去了，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依旧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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