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风尚：多彩的皮肤_庄唯著，庄华峰编_9787312043710

　　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服饰及其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时代变化的“晴雨表”，更是衡量社会生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具体而论，服饰除了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人类的精神生活。它是各族人民生活内容、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外在反映，具有“显”文化的特点，故有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服饰是人的第二层“皮肤”。
　　《服饰风尚：多彩的皮肤》从服饰的构成与形制、服饰与礼仪、服饰与年节、服饰与禁忌、服饰与身份、服饰与文艺、传承与变迁、魅力与影响等方面人手，从不同的视角展现服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时阐述其特定的文化传承脉络。

【丛书总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她曾经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文明成果。这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既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活动实践和社会生活活动中所形成的诸多智慧创造与技术应用的结晶；同时，这些成果的推广与普及，又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科技、文化、艺术的魅力。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不仅内容宏富，绚丽多姿，而且源远流长，传承有序。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社会生活史是以中国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内容的，它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认识历史原貌。关于生活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铂金曾如是说：“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然而这位“皇后”在中国却历尽坎坷，步履维艰。她或为其他学科的绿荫所遮盖，或为时代风暴扬起的尘沙所掩蔽，使得中国社会生活史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必要的历史资料，对其的整体性研究尤其薄弱，甚至今日提到“生活史”这个词，许多人仍不乏茫然之感。

社会生活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兴起，虽只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事，但其萌芽却可追溯至古代。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都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如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凡邑聚分布迁移、氏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风尚礼俗等，均有披露。《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丧葬制、婚媾、人际交往、穿着时尚、生儿育女、敬老养老、起居仪节等社会生活资料，做了繁缛纳范，可谓是一本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全国20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临淄地区，“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长安地区，“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他并非仅仅罗列现象，还力图作出自认为言之成理的说明。如他在解释代北民情为何“慓悍”时说，这里“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而齐地人民“地重，难动摇”的原因在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状况是“宜桑麻”耕种。这些出自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揭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演进中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将其视作有关社会生活研究的有机部分，似也未尝不可。

社会生活史作为一门学科，则是伴随着20世纪初社会学的兴起而出现于西方的。开风气之先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主张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进而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部社会的精神状态。“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维尔在《法国史》一书中指出：重要的社会制度的演变、改革以及革命等历史内容虽然重要，但是，“法国历史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式的历史”。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将第一卷命名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叙述了15至18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和生长规律，各地居民的日常起居、食品结构以及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表明他对社会生活是高度关注的。而历史学家米什列在《法兰西史》一书的序言中则直接对以往历史学的缺陷进行了抨击：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等因素对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年鉴学派”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其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社会生活史研究与方法也被介绍到中国，并迅速蔚成风气，首先呼吁重视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激烈地抨击旧史“不过记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是帝王家谱”，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为此，他在拟订中国史提纲时，专门列入了“衣食住等状况”“货币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等社会生活内容，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史学界的诸多研究者都涉足了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分别从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对古代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物质、精神、民俗、生产、科技、风尚生活的状况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研究的真正全面展开，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在此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这位“皇后”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走出“冷宫”，重见天日，成为史苑里的一株奇葩，成为近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繁荣的显著标志。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复兴，反映了史学思想的巨大变革：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的价值日益受到了重视，把“自上而下”看历史变为“自下而上”看历史，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它表明人类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彩绝伦和文物制度的美好绝妙，而且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如果没有社会生活这片“沃土”的浸润，人类文化将失去生命力。

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相比，其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个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人们的治史理念不无关系。

我们一直认为，史学研究应当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就是“眼睛向下看”，去关注社会下层的人与事；“面向生活”就是走近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包括生活习惯、社会心理、风俗民情、经济生活等等；“面向社会”则是强调治史者要有现实关怀，史学研究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近年来我总感到，当下的史学研究有时有点像得了“自闭症”，常常孤芳自赏，将自己封闭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抱着“精英阶层”的傲慢，进行着所谓“纯学理性”探究，责难非专业人士对知识的缺失。在这里，我并非否定进行学术性探究的必要性，毕竟探求历史的本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而且探求历史的真相，就如同计算圆周率，永无穷期。但是，如果我们的史学研究不能够启迪当世、昭示未来，不能够通过对历史的讲述去构建一种对国家的认同，史学作品不能够成为启迪读者的向导，相反却自顾自地远离公众领域，远离社会大众，使历史成为纯粹精英的历史，成为干瘪的没血没肉的历史，成为冷冰冰的没有温情的历史，自然也就成了人们不愿接近的历史，这样的学术研究还会有生机吗？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史学研究要转向（当然这方面已有许多学者做得很好了），治史者要有人文情怀，要着力打捞下层的历史，多写一些雅俗共赏、有亲和力的著作。总之一句话，我们的史学研究要“接地气”，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有意义。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那么，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的底气在哪里？我想，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其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夯实了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根基，奠定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编写了“漫画版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丛书。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就是想重拾远逝的文化记忆，呼唤人们对传统社会生活的关注。丛书内容分别涉及饮食、服饰、居住、节庆、礼俗、娱乐等方面。这些生活事象，看似细碎、平凡，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智慧，而且通过世代相传，已渗透到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这是一套雅俗共赏的读物。作者在尊重历史事实，保证科学性、学术性的前提下，用准确简洁、引人入胜的文字并与漫画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把色彩缤纷的社会生活花絮与历史长河中波涛起伏的洪流结合在一起描述，让广大读者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了解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加深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了解。这种了解，是我们创造未来的资源和力量，也是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的根基。

庄华峰

2019年10月12日于江城怡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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