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美术学科一品丛书·解题之魅：作为油画教学现场的艺术家访谈_陈群杰，谭毅著_9787559828873

本书是国内首部将油画教学现场实录和艺术家访谈录结合起来的艺术类著作。本书如实记录了2012年至2016年间，陈群杰教授、谭毅讲师和云南大学美术系油画（MFA）研究生，对15位云南艺术家的访谈过程，还包括就两位已故的著名画家廖新学、刘自鸣先生对云南省博物馆负责人的采访。本书的访谈对象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云南画家，既包括姚钟华、陈崇平等老一辈写实主义画家，也包括曾晓峰、唐志冈、李季等当代艺术家和和丽斌、虞华等青年艺术家。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获得对云南油画艺术的历史发展与当下面貌的理解，并对书中所尝试的油画教学理念和方法进行反思。

探寻“进入现场的教育”

读者眼前的这本书是一门学院油画课程的产物。这门课程是由我的绘画导师陈群杰教授为云南大学 MFA 油画创作硕士生开设的“油画创作研究专题”。从 2012 年起，陈老师带着我们四处寻访在昆明附近居住的艺术家和画家，向他们求教；而我作为陈老师的学生和助教，参与了其中大部分访谈活动并做了一些文字记录整理的工作。这本书因而首先是对这门课程的教学现场的实录。其中的对话或问答，与常见的艺术访谈录中的交谈方式并不太相同，因为其中的问题，是一些学习绘画的学生从自己的实际创作经验出发提出的、与创作过程直接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由媒体记者、作家文人和艺术学者向艺术家提出，而是一些实际“做艺术”的人提出的，带着他们各自特殊的感受方式和理解角度。其中的某些提问或许是稚嫩的和不够深刻的，但它们是学习历程中必经阶段的真实体现——正是通过提出和解决这些看起来不够“深刻”的问题，一个学画者才可能逐渐走向成熟和深刻。这本书不同于常见的艺术家访谈录的另一特征，是它具有一种 “艺术田野调查活动”的性质。这一“田野调查”所指向的“田野”，就是艺术现场。因而，本书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它所针对和试图纠的，是当代中国的学院美术教育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从很早时候开始，陈群杰老师就试图寻找一种能将艺术的活跃现场带入到学院油画教学之中的方式。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当前中国学院美术教育体制中那些积重难返的缺陷：观念上的陈旧、僵化，文化教养和艺术见识上的狭隘、孤陋，由于远离正在发生的艺术现场而带来的艺术感受力的迟钝和滞后。为了救治这些艺术教育中的沉疴，陈群杰教授另辟蹊径，想到了一种古老时代就已存在的教育方式：寻访和游学。他带着学生们去拜访、叩问那些正在“做艺术”并且对艺术思考得很深的人，使学生直接与艺术现场相接触，就像牧人带着羊群到水流更开阔的河中饮水。陈老师带领学生们游学的足迹不限于云南本地，而是遍及中国那些著名城市（北京、上海、成都等）中的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家工作室，甚至延伸到国外。当学生们不再只是围着学院里的那口井转圈儿，而是看到了更广大、生动的天地时，他们才可能开始真正思考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显然，这本书关心的问题，与国内外从事美术教育、学习的老师和学生们有着深刻的相关性。本书可以看成是一种对“进入现场的教育”的探索。“进入现场”意味着将教学现场和艺术现场进行连接，使它们能够相互理解、互相支援。这本书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当代中国的学院艺术教育，同当下的艺术现场和成名艺术家的个体探索关联起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今天的艺术教学获得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陈老师才会不辞辛劳地领着我们这些学生一起和艺术家们进行长时间的交流。这是开眼界、扩脑量、长心力的事情，而我有幸作为陈老师的学生之一，在这些访学活动中也获得了许多进益。这些活动的组织、安排和联络，几乎全由陈老师一人承担——陈老师作为一位师长的责任心，让我们每一位参与访学的学生们都深深感念，而他身上对艺术、对教学的热忱，本书的读者们想必也能从字里行间读到。在我整理访谈录的时候，我发现陈老师具有的不只是责任心和热忱。事实上，这些访谈中，陈老师经常会做一些较长的发言，他是在回顾、展示、引导，在提示问题的线索，在提出他个人对问题的见解和对可能性的思考。他向我们展示出，一位艺术家是如何理解其他艺术家的工作的。在访谈某位艺术家时，他从来都是安然处在一个配合的位置上而不是强调、突出自己，但他又不动声色地牵引着整个访谈的走向。这些访谈的问题意识取向和行进路线，其实都是陈老师引导的产物，而他也以某种水到渠成的方式，将我们带到了那些他早已深思的问题面前。我愿意在此举出这些问题中的两个，来佐证这本书中陈老师对艺术的理解。第一个是艺术家的历史意识问题。陈老师在每一次访谈中，几乎都要提醒我们注意某位艺术家所在的历史处境，他与具体的艺术传统或谱系之间的关联，这样，对某位艺术家进行理解就是将他嵌入到某些历史性的艺术脉络之中进行定位和分析。但这种历史关联，却并非单线因果的，而是常常包含着迂回曲折、盘根错节、草蛇灰线的微妙性。艺术家必须了解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的这些复杂的“来龙” 和“去脉”，否则，他会因为对自己位置、来历的无知而陷入盲目和

混乱。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我们常常不太清楚自己做的艺术和前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了解的关系只是僵硬的、单线条的，因而我们总是会丧失一些原本具有的可能性。而陈老师的这些观点却启发我们，要在历史中、在自己与历史之间建立更多样的关联方式。第二个问题是“艺术的地域性”问题。在云南，不少艺术家会通过地域性的特征或风情，来为自己的艺术增添某种意味和情调。然而这样做也会导致艺术家把自己局限于某种风格，将这种风格当成卖点和噱头，或者陷入类型化和不断自我重复之中。陈老师在访谈中说，地域特征固然是塑造和规定一位艺术家的重要力量，也是艺术家需要认真面对、汲取的东西，但他必须是经过反思的汲取，同时也要将地域性和普遍性、个体性的要素相结合，才能创作出有效的作品。我想，陈老师的意思是，地域性不能变成一种自我束缚。我觉得这里可以用得上德勒兹的一个命题：“植物的智慧：即使它们自身是有根的，但却始终存在着一个外部，在其中，它们和其他事物一起形成根茎——风。”（《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2010 年，第 13 页）也就是说，艺术家必须像植物一样，既要在大地上扎根或从属于某个 “地方”，又要通过“风”这样的解域化力量来与外部相连接，去探寻超地域、非地域、无地域的可能性。

以上只是我这位访谈记录整理者对本书的读法。当然，这本书还可以有别的读法。除了最常见的读法，也就是将它当成一部云南当代 17位艺术家的访谈录之外，我们还可将它当成一部关于云南油画艺术发展的口述史资料，或者当成对云南当代艺术状况的田野调查资料集。不过，无论读者怎样阅读这本书，都不应该忽略对艺术家们见解的聆听——在我们时代，艺术家的声音是珍贵的，因为要成为艺术家就意味着把自己交托给真实。时隔近五年之后，重新整理这些记录，我依然能记起当时陈老师和我们众多学生一起待在那些画室或工作室中的场景。那些漫长午后的光线和气息，至今仍萦绕着我，似乎永不消逝。这些访谈的现场感并没有被时间磨损，相反，它就像一帧帧足够用心的画作一样，在当下更强烈地唤起了记忆。于是我确信，这些访谈记录，作为一段时光中教与学的见证，不仅使我们与一位位艺术家和艺术教师相遇，也使我们与历史、与我们内在深处的自身相遇。

2018 年 12 月于昆明

谭毅，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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