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林业政策过程_刘金龙著_9787520354035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林业政策成为我国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式林业政策过程》尝试将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引入我国林业发展政策发起、制定、监测和评估的过程中，总结了当代参与式林业政策过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介绍了国际参与式林业政策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和具体方法，并实际运用到“福建省三明市林木采伐指标管理分配制度”制定过程中。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林情，该书形成了我国参与式林业政策过程的具体方法、步骤，分析了在我国推进参与式林业政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的前景。

　　参与式林业在行动层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将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引入到森林管理实践中；其二是将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引入到林业发展战略、政策、法律、法规的形成过程中以及林业行政管理机构的建设中。近20年中，在森林管理实践上，参与式林业已经显现出积极的影响。在人力资源培养，特别是改变林业部门及其职工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态度、处理森林和社区的关系，以及在区域林业发展项目的选择、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森林管理模式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针对我国重大的森林资源保护工程项目——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研究提出的村级森林管理规划的概念（刘金龙，2006），村级森林管理规划已经成为参与式林业在我国森林管理实践中的重要行动话语。在欧盟委员会的资助下，我们在甘肃省小陇山林区的部分社区，试验性地开展了村级森林管理规划，在行动过程中研究基层森林管理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相关利益者、权力关系和冲突、知识体系的形成和转移，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等项目以及这些项目的干预对社区机构、权力关系、不同角色的利益等方面带来的影响，阐释这些变化的政策含义，提出导向森林可持续管理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双赢的战略。
　　然而，参与式林业的理念在我国林业制度建设上的作用还不显著。2000年以后，一批在森林社区从事森林管理、林区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同仁，站在社区角度审视我国的林业政策，在林地林木权属安排、利益分配方案和促进私有林、合作林发展政策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工作仍然是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基于社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立场，思辨当前的林业政策。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能够得到强调“为人民服务”、“有利于人民的政策”的那一部分专家和政府官员的呼应。而这些专家和官员往往被人冠之以“教条死板”的一群人，进入21世纪，这些人陆续退休了。而我国林业政策和制度制定与实施领域，长期以来一直被传统林学所主导，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限额采伐、资源管理、良种良法、工业用材等话语主导了林业的政策和制度构建。而在林业政策和制度研究领域，则被一大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熟悉的但坚持新自由主义教义的研究人员所垄断。客观地说，中国森林管理政策和制度建立与完善、实施、监测和评估的大门并没有真正向利益相关者打开，不同相关利益群体也没有主动参与到森林管理政策和制度建立与完善、实施、监测和评估中来。如果非要说进步，这些社区视角的工作更加立足于基层，在政策设计中充分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国家林业局国际合作司的支持下，与福建省三明市林业局合作，实施了“参与式林业政策过程试验”的项目。这个项目历时8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年5月至2008年12月，主要活动包括在福建省三明市开展了参与式林业政策过程的培训，以集体林权改革背景下制定《三明市林木采伐管理规定》为切人点，开展了参与式林业政策过程的试验，首次尝试将参与式的理念运用到林业政策和制度的制定、监测和评估中。这个过程得到了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助。第二阶段，2009年1-12月，主要活动包括组织了一次亚洲参与式林业政策过程研讨会，探讨亚洲国家参与式林业政策过程的工具、方法和逻辑。这个阶段是在国家软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开展研究工作的。第三阶段，2010年1月至2016年10月，在系统整理参与式林业政策过程理论、方法、工具的基础上，在贵州黔东南州、福建三明市、湖南怀化市，推广参与式林业过程方法，运用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配套政策措施的研究中来。这些政策措施包括森林、林木所有权流转政策，林业税费政策，采伐管理规定等。这个阶段的研究纳入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南方集体林权改革配套政策”中去。不难预料，将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引入到林业政策过程中远比引入到森林管理实践中要困难得多，很难为绝大多数从事林业政策工作的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所认同。之所以迎接这个挑战，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当前国际林业发展新的潮流和思路介绍给中国，为中国林业政策的形成开辟一个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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