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与思：我的学术旨趣与经历_梁治平著_9787509011089

　　1978年，梁治平先生考入西南政法学院，从这里开始，他走上了“以读书为乐，以学术为业”的人生道路。“入学界数十载” 的“求学”与“为学”经历，成就了梁先生“学重说理，文尚简约”“每著一书，每撰一文，必苦心孤诣，力求发人所未发”的大家风范。
　　《观与思：我的学术旨趣与经历》亦是其四十年的学术心得，文字净雅，言必有据。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学者，梁先生的学术经历既是其上下求索、探寻发现的过程，亦是大变革时代的一份侧记。

这本集子收录的，主要是与我个人学术生平有关的文字，其中，最早在《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刊出的学术自述《在边缘处思考》，虽然写于二十年前，却最完整，也最有代表性，而以“在边缘处思考”来勾画我的学术立场、学问脉络乃至人生轨迹，似乎也最恰切。因此，在考虑本书书名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这个标题。遗憾的是，此前我的另一本文集已经用它做了书名，为避免因为书名重复而给读者造成困扰，我只好另拟书名。尽管如此，在这篇说明题旨的自序里，从“在边缘”这一立场出发加以申说，可能依然是恰当的。

通常， “边缘”是相对于“中心”或者“主流”而言。《在边缘处思考》提到，从中学到大学，从学生到学者，我似乎是一步步走向“中心”，然而与此同时，在学术路向乃至从业机构选择等方面，我却把自己一步步“边缘化”了，讲的主要是这一层。不过， “在边缘”还意味着其他一些东西，比如距离和距离感，疏离意识，观察姿态，审慎态度，以及由此生发的反思意识等。同一篇文章在提到阅读黄仁宇的感受时写道：“我最欣赏的恐怕还是作者那种论列历史的高屋建瓴，驾驭史料的从容不迫，以及，那种既切近历史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的学者姿态。” 这里，所谓“学者姿态”或“学者风范”，在我那时的理解中，是同“耐心的研究和严肃的思考”“学术的和理性的开放立场”“平心静气的学术的态度”等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在当时的语境中，这意味着要从“更具反省意味的立场上去理解和把握传统”“以公平心对历史，对古人，对他者”。倘非如此，则不仅会“妨碍对问题更深入的探讨，还可能使研究者丧失反省的意识和能力”，令有生命力的理论，最后蜕化为意识形态。（以上引文均出自《在边缘处思考》一文）而这一切，都与“距离”有关。

在这里， “保持距离”还意味着要抑制学者作为社会成员的主观冲动，意味着要暂时地悬置研究者本人价值上的好恶。因为， “单凭自己的好恶去裁判历史是危险的和不公正的，那些热衷于影射的历史学者，既失去了对于历史真实的了解，也丧失了学者的品格”。我接着又补充说：“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现代意识，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当下问题和情境的影响。我所反对的，是把学术研究中的这两个维度混淆在一起的做法。”（引文同上）所谓两个维度，简单说就是价值与事实，尽管后者最终也只能以主观方式呈现出来。

这种与“在边缘”相伴的距离感，其含义还可以借一则故事来说明。若干年前，一位朋友转来一篇讲大陆新儒家的文章，文中引述某学者的话，提到一种说法，说某某是文化新儒家，某某是政治新儒家，又某某是经济新儒家，梁某（按指我）则是法治新儒家。这位朋友因此建议我出来讲讲“近年的思想进路，相信很多朋友想知道”。下面是我回信中的相关内容：

也谢谢你传来的资讯，让我知道自己原来是新儒家的一分子。类此封号皆好事者为之，兄不必认真。其实，该“有人”提及诸人当中，据我自己看，唯独我最不像新儒家。因为我最少排他性，所谓无党无派，但对于各党各派，均愿作同情之了解。这种立场的“代价”，便是成为各派信息传送的对象，有时也难免被归入不同派别之中。兄自谦只是较理想的读者，仿此，我或许可以把自己算作一个还过得去的倾听者。倾听者也会有自己的立场，但基本上不太极端，也不太强硬。更重要的也许是，他不在“力图解决……问题”的某群人里。当今之世，此种若即若离状态最不易被理解和归类，因此所有显见的标签，均去真实甚远。

倾听是理解的前提，也是达至理解的重要途径，而“不在‘力图解决……问题’” 的人群当中，或有助于保持距离，虚心观照，而听得真切。世人（当然也包括专家学者之流）辄谓：事实昭然，胜于雄辩。但最基本的“事实”却是，人各一心，所见不同。其实，透过有色眼镜看世界，原本出于“自然”，更何况，人们要揭示的“事实”，往往利益攸关，牵动人心。故论者若不能与论说对象保持距离，所见必狭，对与己意不符的“事实”，或难免“充耳不闻”“视若无睹”。而“在边缘”所带来的距离感和反思意识，能让我们尽可能摆脱无形中支配我们的好恶和预设，从而获得更大自由，进而更好地倾听他人，理解他者。而这，不但是在边缘处思考的要义，也是法律文化研究的旨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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