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古国之一。我国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就是《尚书》。
《尚书》又名《书经》，也可以单称作《书》。古人往往把《诗》《书》并称，指的就是《诗经》和《尚书》。他们在引用《尚书》的时候，通常只说“《书》曰”或“《书》云”。但因为用《书》来专指《尚书》容易和一般书籍发生混淆，所以这个名称现在已不通行了。至于《书经》的称号是由于后人把《尚书》列入儒家经典之内而来的。《尚书》是我们今天所习用的一个正式名称。
这部书为什么会叫作《尚书》呢？后代学者在解释这个名称时都认为“尚”和“上”是同义通用字，《尚书》就等于《上书》。可是，对于这个“上”字却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上”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于“君上”的言论的记载，所以叫作《尚书》。这三种说法似乎都不能使我们感到充分满意。此外还有一些别的说法，更加牵强，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尚书》的内容：大部分是古代帝王们向臣下或民众所发表的训令和向军队所宣布的誓师词，以及大臣们向君王所提出的建议和规劝；小部分是关于远古历史的传说。这是一部历史档案汇编，它包括了许多篇不同时代的史料。它所涉及的时代，上起唐、虞，下迄春秋前期，为时至少一千三百多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至公元前7世纪）。但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尚书》中的文献资料并不完全是真实可靠的原始史料。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直接的档案文献，另一部分是后代人所追叙的古史传说，还有一部分是时代更晚的人故意伪造的作品。究竟哪一篇是可靠的最古的档案文献呢？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就目前的一般看法而言，其中最古的真实史料是记载殷王盘庚迁都的《盘庚篇》。《盘庚篇》并不一定就是盘庚时期的作品，它可能是时代稍晚的史官所写的，但基本上是一篇真实的记录，所以也应当被视为原始的档案文献。这篇档案文献的写成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上半期。a它由人们口传笔录，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我们近代考古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字以属于盘庚时期的为最早，而《盘庚篇》正是与最早的甲骨文字时代极为接近的珍贵史料。因此，我们可以说，《尚书》中所保存的最古的档案文献，其时代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
保存这样古老的史料的书籍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我们知道，古代埃及的《死人书》中最古老的材料见于第五王朝的金字塔中，时当公元前26世纪；虽比《盘庚篇》早一千多年，但那只是极为零星的宗教咒文，其价值远远不能同成篇的档案文献相比。古代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编于公元前18世纪，比《盘庚篇》只早四百年左右。此外，如古代以色列人的《圣经》中最古老的部分是公元前9世纪的作品，古代希腊人的《荷马史诗》是公元前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作品，它们都比《盘庚篇》要晚五六百年。至于古代印度最早的史学作品《古事记》中最古老的材料始于公元前6至前4世纪，时代就更晚得多了。何况，上述这些以古老闻名的典籍虽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都包含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荒唐无稽的内容；而《尚书》却保存了许多公元前9世纪以前的正式档案，是真实、朴素、严肃的记录，没有神话的成分。由此可见，《尚书》在全世界著名的古老文献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要想对祖国上古的历史具备基本的知识，《尚书》是一部必读的书。可是，谁都知道，这部古书是很难读懂的。两千年来，数以千计的学者对《尚书》下了不少的钻研功夫，写了许多详细的注解，考证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迄今仍然保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争端，仍然有一些无法解答的疑难，甚至对书中某些词句还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标点句读。
为什么《尚书》会这样难读呢？当然，首先因为它的时代太古。它所记载的是两三千年前的语言，在语法和词汇方面都与秦、汉以后的古文有所不同，和我们今天的语言距离更大，所以很难理解。其次，因为《尚书》原本是用先秦时代的古文字写下的。自秦朝以后，我国文字经过几度变革，《尚书》自然也经历了各种字体的转写。在转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认错或写错的情形。当没有发明印刷术以前，又很难固定一种标准的版本。所以，古代的《尚书》各种本子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分歧，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尚书》已经远远不是原来的面目，所以对于某些颠倒错落之处无法纠正，当然也就造成了阅读上的困难。
然而，《尚书》的问题并不只此而已。这部书本身曾经有过一段离奇曲折的历史。《尚书》原本据说在秦末一度遗失，到西汉初年出现了一个残本，不久，又出现另一个残本。前者被人们称为“今文《尚书》”，后者被人们称为“古文《尚书》”。但到了晋朝以后，忽然得到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本子，这个本子竟取代了早先流传的“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而成为唯一通行的定本，一直保留到今天。可是，经过后代许多学者的研究，才发现这个定本《尚书》中原来有一部分是后人伪造的作品，于是又把这一部分称为“伪古文《尚书》”。关于“今文”
“古文”“伪古文”这些版本上的问题非常复杂，它是我国学术史上纠纷最多、争端最大、最富于传奇性的一桩公案。
我们在阅读《尚书》以前，对于上述各个方面应当具备一点基本的知识，特别是对于这部古典文献的历史应当略有所知。
马雍（1931—1985），字孟池，湖南衡阳人，国学大师马宗霍之哲嗣。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高材生，专攻西欧历史，精通多种外语，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史学大师。195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融会古代经史，考证各地出土文物，尤其是新疆出土文物，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还是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成员，遂有“献身高昌”之宏愿。他主要专著有《战国纵横家书》《新疆历史文物》《〈尚书〉史话》《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另有代表性译著《斯巴达卡斯》（1955）、《伏尔泰评传》（1957）、《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1958）、《古代社会》（1981）、《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1985）等多部传世。
改革开放之初，国人对国际学术界的现状尚不十分了解，马雍却一马当先，分别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用英文刊发学术论文，如《隋大兴城之城市规划》（巴黎，1980）、《近代欧洲汉学家之先驱卫匡国》（特伦托，1983）、《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文书考》（东京，1984）等学术论文，率先问鼎国际学坛。马雍先生是史坛罕见的奇才，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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