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之剑信仰之盾_(美)安德鲁·普雷斯顿著;_9787506083980

本书以宗教为切入点对从16世纪末北美殖民地建立以来400多年的美国对外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得出如下重要结论：第一，宗教观念是塑造上自总统、下至普通公民的世界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从而能够持续地影响外交决策；第二，美国所享有的“免费安全”的地位使得宗教理念和价值观能够在其外交政策制定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第三，宗教的影响力并非铁板一块，也不总是将美国的外交推往同一个方向，这其中既有“灵魂之剑”，亦有“信仰之盾”。

　序
　　2003 年3 月，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耶鲁大学学生团体也被美国和伊拉克、乔治?Ｗ．布什和萨达姆?侯赛因之间的对峙所吸引。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这几乎是一定的。无论人们对战争持何种观点、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耶鲁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都各执一词。从2002 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一直到新的一年，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为发动战争找出好几条理由———从国家安全到推动民主以及介乎两者中间的理由，不一而足。
　　这些理由中包括宗教。从对“9?11”恐怖袭击的□初反应到伊拉克战争前夕，布什自始至终都在用宗教来描述危机。布什没有必要总是使用美国为谁而战这样的话语：但有时也会说漏嘴，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把伊拉克战争描绘成对伊斯兰的十字军东征。然而，按照新闻报道的说法，在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冬天和2003 年的春天，布什总统相信他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对上帝的责任感，而且在美国陷入危机之时，是上帝指引着他的行动并保护着美国。布什在2003 年国情咨文中陈述战争理由，宣称：“我们所珍视的自由不是美国给这个世界的礼物，而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在赠予此种礼物的过程中，美国只是上帝在世间的工具：“我们美国人深深相信我们自己，但不只限于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会声称我们通晓人间和上苍的全部真理，但我们深信它们，并且对仁慈的上帝充满信心。愿上帝指引我们。”1 个月之后，布什在纳什维尔告诉听众：“我们正在经受挑战，我们因自己的信仰而面临挑战。”他接着为伊拉克战争辩解，说那是针对仇视自由的原教旨主义者而进行的自卫战，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得到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一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就切齿痛恨，即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能够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崇拜万能的上帝。可能让他们更为愤怒的是，我们不会改变”。萨达姆?侯赛因同样使用宗教来形塑即将到来的战争。萨达姆宣称，与堕落的异教徒美国人不同的是，伊拉克人有着“光荣的信仰”，“真主不喜欢弱者。”受到总统鼓励的伊拉克神职人员也试图召集信众投入战斗。奥萨马? 本?拉登是世俗伊拉克复兴党的公开敌人，但他传递出特别明确的宗教信息。这位基地组织的领袖在战争前的一段音频信息中警告说，美国人就是“要占领伊斯兰前首都的十字军，这场十字军征战就是针对伊斯兰人民的战争”，是为了征服我们的宗教并偷走我们的石油，因此“所有的穆斯林，尤其是伊拉克的穆斯林必须准备行动，对此种令人厌恶的进攻展开圣战，并确保弹药和武器储备充足。这是他们的责任。”这是本?拉登自“9?11”以来一直传递的信息，事实上，这也是他自20 世纪90 年代对美国进行首次圣战以来一直传递的信息。
　　那时我正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年轻讲师，距离我完成有关麦克乔治?邦迪和越南战争的起源的博士论文时间不长。在2002 年的秋天，我在一个大班上讲授越战；在春季学期，我就冷战□动荡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开设了一个小型研讨班，内容涉及从约翰?Ｆ．肯尼迪的“猪湾事件”到吉米?卡特的伊朗人质危机在内的话题。这是一种离奇的体验，在考察冷战的同时，一段相似的历史正在我们面前实时展开。不过除了“9?11”所造成的创伤，2003 年与1973 年大不相同。美国不再脆弱，而是看起来不可战胜；美国没有受到越战这种灾难的影响，而是在冷战、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和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赶下台的过程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尽管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总统任期耗费在印度□□，记忆中似乎同样强大的总统乔治?Ｗ．布什却决定按照民主的美国形象改造中东。对于一个美国外交史的专家而言，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
　　我的学生和我就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展开过许多讨论，正如我们对古巴和智利、越南和柬埔寨、伊朗人质事件和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些问题的档案所进行过大量思考一样。只要他们避免哗众取宠的争论，同时将自己对于纷繁现实的判断建基于认真了解同样复杂的历史之上，我就对此表示鼓励。但是，令所有学生困惑的问题是：在通常讲求现实利益的外交世界中，尤其是美国外交中，何以会有宗教的一席之地？为何布什会利用宗教比喻和修辞来为他的外交政策辩解？这正常吗？在过去的百年中也有总统乞灵于上帝和耶稣来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吗？又或者布什只是一个后现代世界中的前现代错乱？我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但我所知道的就那么多：有些总统只是将宗教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常常被用于为干预进行解释或辩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是一种背景噪音和政治填充物，在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中并不特别重要。我让学生去研究几位常常受到怀疑的人物———伍德罗?威尔逊、约翰? 福斯特?杜勒斯和吉米?卡特———他们恰好是非常虔诚又时而使用宗教言辞的领导人。仅有几位学者浅尝辄止地探讨了一点宗教与外交之间的更宽泛的联系，而我也将他们的书推荐给了学生。但在其他方面，我没有太多的思考。
　　我无法说出准确的时间，但就在那个春天的某个时间点，我开始对宗教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我饶有兴趣地查看了一些书目指南、图书馆目录和期刊数据库。让我吃惊的是，现存文献并没有□□我向学生提过的那些常常被质疑之事。不过，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外正在出现。塞思?雅各布斯（ＳｅｔｈＪａｃｏｂｓ）、米兰妮?麦克阿里斯特尔（ＭｅｌａｎｉＭｃＡｌｉｓｔｅｒ）和安德鲁?罗特（ＡｎｄｒｅｗＲｏｔｔｅｒ）这三位同事□近发表了令人激动且极富创新性的文章，阐释了冷战时期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雅各布斯讨论越南战争、麦克阿里斯特尔论及中东、罗特则研究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是这些文章似乎是一般性的世俗规则中的某种一次性的宗教例外。我几乎不知道，这些文章已经处在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趋势的□前沿。
　　我对美国宗教史也非常熟悉，因此接下来转向这个领域。当查阅了相关文献后，我发现某些非常有趣的事：宗教史学家研究外交就如同外交史学家研究宗教那样，既不常见也不系统。然而，他们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对宗教在战时和外交危机中的有趣讨论，尽管他们关注的是外交政策如何影响了宗教而不是相反。和外交史学家不同的是，宗教史学家并不仅仅关注常被质疑之事。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却又令人不安的奇怪发现。在形塑美国方面，很难想到有比宗教和外交事务影响更大的两个学科。也很难找到哪个学科的文献像这两个学科的文献那样浩繁、多元或者充满争议；在历史分析的类别中，大概只有种族和经济学能与之匹敌。至少对我来说，问题在于宗教史学家只对宗教问题感兴趣，比如，他们讨论一战并非为了解释战争，而是为了了解宗教如何对战争作出反应或者如何被战争所改变。同样，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对宗教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兴趣。这两个领域常见的现象是，彼此互相提及，却极少有学者以一种持续和有意义的方式来整合这两个学科。然而，这两个学科肯定有那样的历史瞬间，即以一种有趣和发人深省的方式进行会合。基于这样的见解，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来回答我学生的问题———当然也是我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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