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远溯先秦诸子、史汉儒林，上起南宋(伊洛渊源录)，下迄民国间(清儒学案),对我国学案体史籍的演变源流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梳理.
《中国学案史》学案体史籍，是我国古代史家记述，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特殊编纂形式，其雏形肇始于南宋初，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完善和定型则是数百年后，清朝康熙中叶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它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系变通〔儒林传〕、〔艺文志〕，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所谓学案，就其字义而言，意即学术公案。〔公案〕本佛门禅宗语，前哲释作〔档案〕、〔资料〕，至为允当。顾名思义，学案体史籍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评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
中国历代史籍，不唯以浩如烟海而令人叹为观止，而且还以其编纂体裁的完备而自豪于世。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若三足鼎峙，源远流长，争奇斗妍，为史籍编纂确立了基本格局。其间所派生的各种专史，或通古为体，或断代成书，或记一族一姓，或述一地一时，博及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诸领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晚近以来，又融域外史籍编纂之精华为我所有，推陈出新，别辟蹊径，开创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新局面。作为古代学术史的特有编纂形式，学案体史籍的兴起，是宋、元以后的事情。南宋朱子著《伊洛渊源录》开其端，明、清间周汝登、孙奇逢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畅其流，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出而徽帜高悬。乾隆初，全祖望承宗羲父子未竟之志成《宋元学案》，学案体史籍臻于大备。清亡，徐世昌网罗旧日词臣辑《清儒学案》，学案体史籍至此极度成熟。梁启超并时而起，融会中西史学，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别开新境，学术史编纂最终翻过学案体之一页，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
谈中国学案史而推祖于朱熹《伊洛渊源录》，自梁启超先生首倡，今日已成史学界共识。然若究其发轫，则渊源甚远，来之有自。诸如先秦诸子之述学，汉唐纪传体史籍的挺生，佛家宗史、灯录的风行，北宋中理学的崛起，等等，凡此皆从不同角度为其提供了文献学和思想史的依据。
陈祖武，一九四三年十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一九六五年七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夫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专著有：〔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旷世大儒顾炎武〕、〔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等，以及大量古籍整理成果。
第一章 学案体史籍溯源
一、先秦诸子论学术史
二、《史记》、《汉帖》的发凡起例之功
三、佛教史籍提供的借鉴
第二章 学案雏形的问世
一、撰述背景
二、《伊洛渊源录》之成书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四、学术价值
第三章 阳明学与《圣学宗传》
一、道学统绪的延伸
二、阳明学的崛起
三、周汝登与《圣学宗传》
第四章 理学危机与晚明学术
一、理学营垒中的“由王返朱”声浪
二、经世思潮的兴起
三、晚明的中西文化交流
第五章 明清更迭与《理学宗传》
一、明清更迭与清初社会
二、清初学术演进之大势
三、孙奇逢学行述略
四、《理学宗传》的结撰
五，编纂体例及其影响
第六章 《明儒学案》的里程碑价值
一、从党争健将剑学术巨擘
二、《明儒学案》成书时间商榷
三、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四、《明儒学案》与《皂明道统录》
第七章 《宋元学案》的纂修
一、黄氏父子的创始之功
二、全祖望与《宋元学案》
三、《宋元学案》的刊行
第八章 从《理学备考》到《学案小识》
一、康熙间的三部《理学备考》
二、朱子学的独尊与化僵化
三、汉宋学术之争与《学案小识》
第九章 学案体史籍的殿军
一、会通汉宋以求新之晚清学术
二、徐世昌介议修书
三、夏孙桐与《清儒学案》
四、《清儒学案》举要
五、读《清儒学案》商榷
第十章 学术史著述的阳新
一、梁启超在学案与学术史间的抉择
二、钱穆与《清儒学案》
三、学案体史籍的余波
四、学案解题
第一章 学案体史籍溯源
作为一种独立的史籍编纂体裁，学案体史籍以专记学派的承传流衍为特色。始而述一家一派源流，继之汇合诸多学术流派为一编，遂由一家一派之学术史，而演为一代乃至数百年众多学派的学术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率先对学案体史籍的渊源进行探讨。根据梁先生的卓见，清初黄宗羲《明儒学案》，乃近承朱子《伊洛渊源录》，远绍诸史《儒林传》、《艺文志》和佛家宗史、灯录，有其久远而深刻的文献学和思想史渊源。谨遵梁启超先生之教，追溯其渊源如后。
一、先秦诸子论学术史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迄于西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并无私门著述文字，故亦无所谓学术流派之可言。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格局，清代乾隆、嘉庆间史家章学诚撰文论究，称之为“官守学业合一”①。春秋战国间，历史大步跃进。社会的急剧动荡，终于将旧有历史格局打破。私学挺生，云蒸霞蔚，呈现出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气象。
先秦诸子，各倡其说，自成流派。诸家学说皆保存在各自或相关的著述之中，这便是流传至今的《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管子》、《苟子》、《韩非子》等。只是当时中国史学尚处于其发展的早期，就史籍编纂体裁而言，则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统天下，因而并无专门的史籍来记录学术流派的传承。不过，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之中，学术史的萌芽已经初露端倪。率先在这方面进行较为系统梳理的，当推庄周。
据《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载，庄周为战国间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早年曾做过漆园吏．后摆脱羁绊，我行我素而终身不仕。其学上承老子，著书十余万言，“剽剥儒、墨”，“洗洋自恣”①。关于庄周所著书，《史记》未称其名，而《汉书．艺文志》则归人道家一类，著录为《庄子》五十二篇。今本《庄子》已非汉时旧观，系经西晋郭象编定，凡作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共三十三篇。在《庄子》卷末的《天下篇》中，庄周谈到了一时“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百家之学”。根据其所述之先秦学术分野，除讲《诗》、《书》、《礼》、《乐》的“邹鲁之士”而外，主要是六派。墨翟、禽滑釐为一派，名之为“墨”。承其学者，有“南方之墨者”相里勤、五侯、苦获、已齿、邓陵子等，统谓之“别墨”。墨者之学，“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墨子及其后学，为之孜孜砣砣，“虽枯槁不舍”。庄子认为，“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然而逆物伤性，因此书中予墨子及其后学的总评价，则是“才士也夫”。宋钘、尹文为另一派，其学以“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为职志，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乏战”，提倡“情欲寡浅”，并以此周行天下，“强聒而不舍”。第三派则由彭蒙与田骈、慎到师弟倡立。其学奉“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为师门之教，讲求“齐万物以为首”，憧憬“物我一体”的浑然境界。第四派是“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的关尹、老聃一派。庄周于此派之学最为服膺，推作“古之博大真人”。第五派为庄周所自创，据称其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因而他甚为自负，于一己之学大加张扬，称为：“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在庄子看来，唯有其学将长留于天地问，用他的话来说，就叫做：“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最后一派便是以善辩名家的惠施、桓团、公孙龙。庄子虽然赞赏其雄辩之才，但是认为“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因而痛惜其仅能以善辩而得名。他就此喟叹：“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①
继庄子之后，对一时学术流派加以评述者，则是苟子。荀子名况，战国末赵国人。《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称之为苟卿。据载，他五十岁始游学于齐，时当齐襄王在位。由于田骈等人皆已故世，荀子遂以老师宿儒见称于世，三度尊为齐国祭酒。后遭谗言诋毁，离齐往楚，为春申君所用，任兰陵（治所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令。春申君死，荀卿职废，于是客居兰陵，以课徒著述终老。他“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遂“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②。荀卿之所著书，司马迁亦未详其名。东汉班固著《汉书》，于《艺文志》著录为《孙卿子》三十三篇。荀卿何以称孙卿？据唐初颜师古注《汉书》，称：“本日荀卿，避宣帝讳，故日孙。”③开元年间，司马贞著《史记索隐》，承袭颜师古说，亦称：“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④尔后，历代学者相沿不改。直至清代乾隆末，谢墉著《苟子笺释》，始出别解，指出：“荀音同孙，语遂移易。……以为避宣帝讳，当不其然。”⑤至于卷帙，《汉书》以后，《隋书》、《旧唐书》之《经籍志》则作十二卷。之后，唐人杨惊注释本通行，始作二十卷、三十二篇。今日所存，即杨氏注本篇第。
荀子之学，推尊孔子、子弓，并由此上溯而祖述舜、禹。在《荀子》卷三《非十二子篇》中，他对先秦学术流派进行了一次批判性的总结。就宏观的学术分野而言，一如庄周，苟况亦在孔子、子弓之学外，将各家学术区分为六派，只是具体分合略异于庄子。他所分六派皆各以二人为代表，依次为：它嚣、魏牟；陈仲、史鳍；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荀况认为，此六派十二子，皆属以各自之说“欺惑愚众，，之辈，同样是“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甭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具体而论，它嚣、魏牟一派，其学“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陈仲、史䲡一派，其学“忍情性，綦谿利跛，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墨翟、宋钎一派，其学“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慎到、田骈一派，其学“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纠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惠施、邓析一派，其学“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而对子思、孟轲一派，荀况尤大不以为然，他批评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辟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日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苟况认为，思孟一派之说，淆乱孔子学说真相，最为误人子弟。因此，他使用了批评诸子所未曾有过的激烈言词，指出：“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主张：“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他的结论是：“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篇末，苟况的批评所至，下及孔门弟子子张、子游、子夏后学。于此三家后学，他认为皆非圣人之徒，无非得其貌似而已，因而同样冠以“贱儒”之称。他说：“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日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与三家后学迥异其趣，荀子主张：“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侵，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①
战国末，顺应结束纷乱时局、谋求国家一统的历史大势，荀子的弟子韩非崛起。据《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载，非本韩国公子，其学宗尚黄老，喜言刑名法术。他早年师事苟况，著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书流传至秦，为秦王赢政激赏，喟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此后，秦国即以获韩非为由而发兵。韩不敌，遣非使秦。惜赢政听信谗言，迫韩非自杀于狱中。关于韩非所著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韩子》五十五篇，《隋书》以下诸史经籍、艺文志，则不载篇数，作二十卷。今本《韩非子》作二十卷、二十五篇。
韩非于所著《显学篇》，沿袭其师苟况的思路，集中对战国末儒、墨二家之学进行批评性总结。他不仅在先秦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儒墨并称显学的判断，而且还述及孔子、墨翟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历史。他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①韩非所做的总结，虽意在批评儒、墨而非述学史，因之而有嫌疏略，但他的努力无疑是一次可贵的学术积累，为尔后史家之梳理先秦儒、墨源流，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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