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一次谢朋友馈赠拿破仑手下的将军之一马波男爵回忆录：我从未见过那本马波译本，书棒极了。那年月人们的信写得多好，看我们的信写得多糟。他一生都在谦恭地给朋友们道歉，说自己的信写得无聊而且愚蠢。然而，除了很个别的例子，他说的与事实不符。因为，他那卷帙浩繁的书信随处可见风言风语、掌故轶事。有的煞有介事，有的道听途说，庄谐并存；有的是吹牛大话，有的是自我攻击；有抱怨，有忏悔；有给别人的指导，有自我反思；有无边而不乏智慧的捏造，有对朋友和敌人进行的人物素描；有惹人注目的中伤、回忆与预测，也有口无遮拦的文学、政治与社会言论；有某日某时所做所想的什么，并且连当时的气候信息都有。总之，还有千百个话题，那充满了他活跃丰富的头脑的话题。
除非场合要求语言细致精准，他的信从不摆出正式的架势，连装都不装。他清楚这一点，心不由衷地哀叹过，其实又满不在乎。很多时候，写作最好的人往往写信最糟。1929年他说，这几乎是定律。1957年他又道：此信潦草，满是错字；写得匆忙；是信，不想当散文来写。尽管老这么说，他自己一定知道日后读者自己会发现，从他的书桌台子抑或打字机书写板上流出的每一封信几乎都给人留下印象：这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的东西，毫无疑问。
成年后终其一生，海明威习惯写信，甚至有写信强迫症。对他来讲，通信是生活必需品。如果算上水火之灾殃及的书信，或者蠹鱼乃至热带虫子咬噬掉的书信，更或者有意无意不声不响扔掉的信（自己或别人干的且不论），再或者箱子里保险柜里堆着的以及被人扣着不见天日的信，在1961年他死之前的50年里，他大约写了六七千封信，还不包括有时长信之后发的洪水般多的电报之类。
假如他没写那么多信，严肃的小说作品也许还要多产些。海明威自己常这么想：任何时候我能写一封好信，那就是我没在工作的征兆。他曾经如是说。写信是摆脱工作的令人陶醉的方式。同时又感觉你干了点什么。他热爱写信，愿意浪费笔墨时间，无论身在何处，朋友在哪儿，皆令妙笔湍流或者涓涓细流。只有习惯写了才难停下。即便是写信的方式我也愿意跟你谈，尽管话蠢得可悲，并且自说自话。1951年他对查尔斯·斯科瑞布纳如是说，时正当他书信之花盛开的岁月，约从1949年始，延续至1952年。类似的时期还包括： 比如1924到1928年，他迅速成名的时候，名誉的阶梯有时他爬得快得有点不留情面。再比如1939到1941年，他写《丧钟为谁而鸣》时期以及之后。
即便是写小说顺利的时候，他似乎也需要通过写信来松弛一下创作的注意力。在信里，他笔头松懈，鬼才在乎，长得没谱，措辞重复；而正经写作时却一次超不过500个单词，约束自己给最佳的词汇以最佳的秩序。所以，一天严肃界限的写作开始之前，一大早他通过写信来热身，让脑子动起来。手头的故事或章节在下午或晚上放到一边之后，他用写信来冷却头脑，很像运动员在赛后于跑道上再慢跑一下。
表皮下是他特有的工作与游戏之间的区分。游戏属于调剂： 在最紧张的工作间歇提供放松，如此严肃的写作才有可能完成。写信是他的一种游戏形式。正因为是游戏，他的信才浑然天成；假如内容和组织都有花费心思之苦，就缺少直截了当了。而写小说则是最艰难的那种工作。为了流芳百世，编故事的人得设计安排。尽管海明威不吝惜时间写信，书信于他还是副产品，是游戏产品，属于一时的创作冲动。书信不是旨在长远的写作。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一次跟他说，一个人写信要总想着身后。海明威1950年说，这话给我的印象如此之坏，以致我烧了房里所有的信，包括马多克斯的信。你把只有0.5卡的豆壳攒着等身后?这破玩意儿?那就留着吧。它们可不是为身后写的，豆壳也不是为身后当燃料的，只为此日此时；身后的事情会自己照料自己。
海明威说自己单词拼写比菲茨杰拉德强点。这牛皮吹得虽然不为过，但他一生却总在犯明显的拼写错误，比如apoligize（道歉），responsibility（责任），optomistic（乐观），itsself（其自身），volumne（卷）以及manoever（演习）等。这最后一个单词对一个热爱军事语言的人来说总成问题。前面有了否定式，接着不用or却用nor，这是海明威个人文风的特殊商标。对语法学家轻蔑，他在加ing或者able的时候往往保留原单词的e,比如loveing或comeing,再或如不朽的书名短语《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他从不在乎who和whom的区分，也不介意lying和laying有什么不同。我对中学英语最后的记忆是，他一次写道，有回大争论，到底该写already还是all ready。怎么会有这种争议?海明威书写的时候常字迹潦草匆忙，难以辨认。每当此时，他总是忽略缩略语所有格撇号。他很少在t上加横，或者在i上点那一点。他相信Murphy之类恰当名词的简单复数就代表Murphys了。海明威写地名少有可信者，虽然他所知比所写强些；一般的借口是写错了因为字典隔着好几间屋子呢。我的信拼写和结构不佳，是因为粗率，而不是因为无知。1952年海明威如是说。他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能听，加上大抵不查字书，他常在这些外语标记上犯语法硬伤错误，又喜欢在信里用外国字当佐料。海明威的态度是，这些纠错小事能雇人做。也有人怀疑兴许不受约束的语言恰可达既定规矩的彼岸，反倒是有自己的生命力。海明威显然会同意阿特穆思·沃德的观点：我们好好的干吗在乎语法?
海明威有时竭尽全力避免人指责他在语言方面装腔作势；那习惯弄得人管这语言叫海明威切口。莉莲·罗斯在《纽约客》人物报道的文章里专访我们这位来这座伟大的城市度假的伟大作家，就用了几个例子。跑堂的带他进旅馆房间，他说：接缝看上去还行。参观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之后，他喃喃自语：对像我这样的乡下孩子来说好玩。午饭大嚼，说了句：吃好，消化好。这语言倾向开始似乎是为了避免不礼貌地重复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接下来干脆连其他人称代词也剔除了，连带一定的动词和普通的an和the之类的冠词。这可能跟他喜欢电报语言有关。他在报社干的那些日子就开始喜欢电报语言了。然而，演讲和写信的时候他似乎也这副腔调，因为他觉得这样讲话踏实简洁，有阳刚气。与周围的人不同的是，他一次写信给福克纳道，从小……我总过乡下人的生活。在谈及人类进入现代后逐渐堕落时他反复用一个短语，据他说这短语是从实有其人的一个印第安老人那里捡来的：从前好，现如今臭屎一堆。
海明威一封接着一封地写信跟他远方的亲友谈他所谓的丑闻，以令他们觉得开心好玩。已故伊丽莎白·德鲁写及十八世纪书信体文字宣泄时，称之为谣言文学（Literature of Gossip）。海明威的许多书信段落很可戴上这顶帽子。把丑闻告诉我，总十分安全。他写信对约翰·多斯·帕索斯说，一个耳朵听，再从我嘴里出。这种惠特曼式的唠叨常出现于哥们之间的闲聊，又极可能被复制，只要他手里有支铅笔或者钢笔；他们如果没东西听，他就写信再说一遍。谣言闲话从他记忆中流出，如西班牙酒从放倒的羊皮酒囊里流出一般。我跟你讲个有趣的故事。他常这么写道，故事经常是有时有趣，或者吵吵闹闹，或者恶意中伤，或者话语不堪，但很少枯燥。我写信是因为喜欢得别人回信。1950年他曾如是说。他如魔鬼咂摸滋味般地期盼回信里有丑闻。跟我说说，他总乞求，我寂寞得很……此地无聊……有什么新闻?他期盼的信和成百封不期而至的信雪片般来到他书桌上。假如他喜欢，就回信，从不放弃传谣或收谣的快乐。
海明威天性喜欢编故事，也有编故事的倾向，职业也是编故事的；所以他信里再陈的故事并不都可靠。他相信并且常说作家都是说谎的人，显然乐于在谈话和书信里实践自己的言辞。在作家自己的真假王国的地图上，疆界不是飘着的旗子划的。许多收信人和听他独白的听众被他煞有介事的神情所说服，相信所陈故事皆属实，结果届时发现大抵是虚构的东西。一辈子都在叙述，海明威总把报告文学和虚构小说混为一谈。在书信写作的热头上，他根本不想放弃这习惯。
末了，有充分证据证明他用写信的方式来进行职业理疗，大概等同于坐在心理医生的沙发上治病，以此缓解当天故事情节给头脑带来的压力。我可以此刻把它写出来，也可以那样挥之去。1926年他对宝琳·费佛如是说。25年后，他跟妻子玛丽说：此信如空袭警报的哀鸣，在你的小钢琴上弹奏一下，让周围住的人害怕……我刚才是说今天有点情绪低落，对你倾吐以挥之去。他的四任妻子不是仅有的听众，不过无疑的是她们听得最多。远在儿时，他写信给比尔·史密斯，用的是两人常模仿的奇怪的方言土语：Havta carp along wit cheerful facial all diurnal and seek relief in a screed.翻译过来是：你一整天得满脸欢笑活着，然后通过写信来松弛一下。
类似的陈述表明作者有忏悔心理。尽管如此，它们还不属于解罪请求保佑我，神父，因为我有罪它们只是对理解的要求，渴望合理的要求，甚至是想在别人的眼里心里看见羡慕的那种愿望。讲出内心的困扰能帮助他解脱红与黑式的愤怒，撇掉头脑里沸腾的残渣余孽，以满足同志式的交流需求，让信任的人理解自己并明白自己的生活大体是怎么回事。我寂寞得可以。他有一次说，想写信给识文断字的人、知我所知而且似乎有头脑的人。无疑，往往是他在自己跟自己解释，假定有个同情而默默的听者。在所有的通信中，一个声音反复出现： 那便是热切希望别人照他本来的样子看待他，明白原本事情真相是怎么个情况，而不是广为传说的怎样怎样。
海明威9岁的时候写的三封信留到了今天。一封是在新奥尔良度假时写给父亲的，另两封是从南塔基岛写给母亲和姐姐的。这几封信粗略提供了艺术家少年时代的自画像。
这些小信札直指他未来的某些偏好： 热爱自然，对剧烈的体能运动感兴趣，乐于竞争，对个人的无畏感到自豪。尽管如此，它们并不代表少年时期的无度。再过些许年，我们自认所最了解的海明威才从雏菊童年期走出，出现于比他处在青春期的边缘时更崎岖更广袤的世界。我们因此首先选1917年的那封信： 18岁的结实小伙，中学刚毕业，在北密歇根湖畔的土地上收获土豆和牧草；活快干完了，歇下来回忆在左近霍顿湾刚抓的四条大鳟鱼。44年后我们与他告别时一个世界级的人物，病体老迈，充满幻觉，过度紧张，站在自杀的边缘想想远在天边田园风光里的那个高个子年轻人，真是让人动心；那是基督教中产阶级家庭一个被人关爱的子嗣，勤劳，有责任心，渴望父母的赞扬。到1961年，他变了，但还不彻底。海明威生命最后几个星期里写的两封信反映出他仍然欣赏美利坚风光，仍然乐道美国的两条大河： 密西西比河和黄石河；在那里，鲈鱼仍旧在跳，鳟鱼仍旧在游；60年生命转瞬已逝，鱼们仍在跳，照旧游。
1917年初秋，海明威行将开始第一次离开家庭圈子远游六个月，初出茅庐，去《堪萨斯城市之星》当记者。1918年5月，他向相反的方向旅行，此行的结果影响更深远。这次火车带他到了纽约。在纽约，他激动不已地探索这个大都会；穿着崭新的军装行至第五大道，随后高高兴兴登上部队的运兵船只去意大利北部开救护车。不到两个月，他成了皮亚韦河前线首批美国伤病员中的一员，米兰新建的红十字医院最早一批伤员中的一位。
他从米兰给家里写的信，反映了对自己战场表现的骄傲，在战火中勇敢行为的自豪，以及恢复期间如何克制；同时反映了他乐于对战事有所贡献，那场战争本该是打来结束一切战争的。1919年1月，回到橡树园的小伙子改变了许多。参与作战、伤势严重、与红十字会护士恋爱、在异国结识新战友诸事都开阔了海明威的眼界，使他长大成人。两年前汗流浃背给《堪萨斯城市之星》写报道，这回有强烈愿望写另一种东西。他现在学会了喝酒抽烟；对有女人为伴的兴趣也显然增强，虽然不到他日后吹牛吹的那个程度。
内心的野性呼唤仍然强烈，于是夏秋最好的日子都是在北密歇根湖畔溪流度过的，不愿忙着去找工作屈身就饭碗，先抓条肥鳟鱼吃了再说。《军人之家》里的科瑞布斯和《大双心河》里的尼克·亚当斯的经历是海明威战后初期生活的最佳小说叙述。不过，两篇小说的背景以及其他作品的背景都生动地反映在他同一时期的书信里了。我们可以从这些信里追溯他文字的变化。这些信加起来是他写的最长的书，是他最接近自传的书写方式。
除了家人，那些年他的写信对象有： 一起在密歇根度夏的忠实少年伙伴比尔·史密斯、比尔·荷恩、豪厄尔·詹金斯，还有一起在意大利开救护车的拉里·巴涅特，佩托斯基他那15岁的路可嬷嬷格瑞斯·昆兰，伊萨贝尔·西蒙斯，稍后有橡树园邻居戈多尔芬以及未来的妻子圣路易斯的伊丽莎白·哈德莱·理查森。
随着场景变化，通信人的名字也变了。不久，海明威写信的对象包括一些当时最著名的文学人物： 欧文·韦斯特、埃兹拉·庞德、舍伍德·安德森、葛特鲁德·斯坦因、詹姆斯·乔伊斯、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阿奇巴尔德·麦克莱什。不久，他与如下出版人进行了接触： 罗伯特·迈克阿尔蒙、厄内斯特·沃尔什、哈罗德·洛布，以及霍瑞斯·利弗莱特；海明威并不真喜欢他们。他的写信对象还有： 帮他起步的爱德华·奥布莱恩，别人模仿不了的编辑麦克斯威尔·帕金斯，最后是老少两代查尔斯·斯科瑞布纳；这些人他都相处不错，有口碑。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他给沃尔多·皮尔斯、亨利（迈克）·斯特拉特写了大量的信，这两位是他美国画家圈里的主要密友。他也写信给《布鲁克林每日鹰报》巴黎办事处的盖伊·希科克，互相开玩笑对骂。与他先期和后期通信的记者还有： 《纽约客》的詹尼特·弗兰纳和莉莲·罗斯，《纽约时报》的J.唐纳德·亚当斯、哈维·布莱特和查尔斯·普尔。他与《老爷》杂志六年的交情引发了与阿诺德·金里奇的友谊；这段友谊贯穿了西班牙内战时期。在成功地使埃兹拉·庞德获自由的过程中，海明威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和T.S.艾略特发展了点头致意的友谊。他写信的主要文学评论家对象有埃德蒙·威尔逊和马尔科姆·考莱，还有苏联的伊万·卡什金。海明威晚年还同80多岁的艺术史家贝尔纳德·贝壬松建立了愉快的通信关系。一些最有见地的关于菲茨杰拉德的文字是寄给菲氏传记的作者阿瑟·米泽纳的。他最喜欢的雇佣兵是E.E.多尔曼史密斯，稍后叫欧格万，一战回来后的终生朋友。查尔斯·T.朗汉，他心目中二战及战后的主要军队英雄形象，也是他最喜欢的人。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海明威常写信给阿德莲娜和吉安弗朗哥·伊万奇奇姐弟，他们是他所谓家族威尼斯分支的核心人物。海明威承认威廉·福克纳是他在美国小说领域的主要对手。他对福克纳的评估时冷时热，一般是通过第三方来提及后者的。尽管如此，海明威和福克纳互致对方的信至少各有一封保留下来了。
观察这乡下小子逐渐脱离少年时的乡土气、开始以不名一文拜见者的身份与名人打交道是件很能帮助了解海明威的事情，也很有趣。接着是社会、文学层面的平等交往，最终在他命定的领域作为大师与别人交往。20世纪20年代海明威的书信生动地反映了他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奋斗。正如许多划时代的作家一样福克纳是另一个例子他得为读者创造一种品位，同时自己的作品也被这种品位评判、接纳；海明威并没有即刻突破。直到1925年秋，战后他来到巴黎四年以后，《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第一本引起人注意的短篇小说才为海明威树立起不太起眼的读者群。《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给他打上无可怀疑值得较量一番的作家烙印，那还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
同年，即1926年，海明威私人年历里特别难过的一年。他说自己不是圣徒，也不是圣徒的材料。较早的书信有些已经反映了他非圣徒的一面，今后几年的岁月里还要暴露一些。在背后咬人一口的技术在他一开始就不是新手；然而，他早年晚年都被很多人背后咬过。回头以加倍的兴致反咬一口是他的特点。海明威脾气坏是出了名的，无论何种对他不利的批评都惹他发脾气。海明威非关文学的不满有时凝结成排斥，从前他爱过的人成了排斥的对象。他母亲因为寄给他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侮辱性评论，被指为对他不忠。他姐姐因为责怪他离开第一个妻子也同样被指不忠。受到一样指责的还有他最小的妹妹，因为她违背他的意愿嫁人了。有人夸他的作品总令他高兴；贬损的评判则点燃他的怒火。海明威经常威胁要痛打跟他作对的人；虽然很少真的那么做，但还是显露他从小欺负人的苗头。他修改了吉卜林《假如》里的一句子，吹牛说他可以与小人同行而不失寻常本色。在他，这寻常本色往往成为朝牺牲品不幸的头上涂抹的醋和苦胆；他对罗伯特·迈克阿尔蒙、麦克斯·伊斯特曼、埃德蒙·威尔逊、葛特鲁德·斯坦因和温德姆·刘易斯的批评即如此。海明威对詹姆斯·琼斯的过度攻击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可是斯科瑞布纳公司一起出版东西的同行作家啊。他认为琼斯没有尽到战士的责任，即此一端就招来他的攻击。海明威通过谩骂来广泛清洗郁结的情绪，谩骂的强度至少不次于江纳森·斯威夫特的口吻。被他贴过笨蛋标签的人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富兰克林·D.罗斯福、蒙哥马利元帅、勒克勒克将军、安德烈·马尔罗、斯佩尔曼大主教以及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不太有名的还有几十个人。
《丧钟为谁而鸣》有一段文字虽然有力却不乏毒素。海明威坚持保留，他自我辩护的理由是删除它就像把低音提琴或者双簧管从交响乐队里剔除，因为单独演奏时这两样乐器都很难听。难听的咩咩声音从未消失于他的书信。很遗憾，他有时还用frog（法国佬）、wop（意大利佬）、jig（黑鬼）和kike（犹太佬）之类的字眼。尽管我们得提醒自己像弗罗斯特、庞德和艾略特(姑且点几个)一样海明威出生的时代里，这些表述词语在美国社会大多数层面很遗憾地属于常用词。海明威的反犹态度不过是表皮的。他的反犹只停留在口头习惯，而不像庞德那样成为恒久的主题。在《太阳照常升起》里，哈罗德·洛布成了当街示众的罗伯特·科恩，有人指责海明威让此人成为示众的对象，海明威反驳说，法律并不因为一个行为不端的粗俗男子碰巧出于犹太血统就禁止描画他。《丧钟》里上述那段文字显露出的海明威对巴黎大基诺剧院的口味引出几个段子，也许这些段子都不足信，但都说他在二战期间定有害人行径。没有必要过度详述类似不得体的例子。这些不得体是跟一个复合人格结构里的其他毛病并存的；在正常情况下这一人格结构够高够强壮。假如他的信里时不时冒出近乎自大狂式的傲慢吹牛，那很有可能不过是口头角力，以掩饰常常袭来的自我怀疑，即便是对自己的作品深信不疑的时候也复如此。他的疑心病像延长的呻吟伴随了他一生；这疑心病可以用他自己反复承认的说法来解释，即便解释不掉： 疾病是文学产量的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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