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声，心灵的合唱
有人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潘天寿却说：诗中有书，书中有诗。（《听天阁画谈随笔》）盖书法也有意象，唐人张怀瓘《文字论》曰：
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灵变无常，务于飞动。……探彼意象，入此规模。忽若电飞，或疑星坠，气势生乎流变，精魄出于锋芒。
所谓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灵变无常，务于飞动云云，就是书法之点线盘旋运动，或疾或徐，或勒或趯，或提或顿，或波或磔，或粗或细，或疏或密，从而形成诗乐般的韵律。一件好作品，无异一段活泼泼的生命之流。诗、书、画佳作皆为生命之形式，其相通处在此。是以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器因悟草书，吴道子观裴将军舞剑而画法益进，杜少陵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而写下好诗。文艺以再现生命的律动为境界，是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中国书法处于有形无形之间，不受羁束，其点之运行而成线的形式，更直观地逼近生命的律动，心电图以动态的曲线表现心律便是现成的佳例。 诗中有书，书中有诗岂妄言哉！再者，杜诗所具有的抑扬顿挫波澜叠起的语言风格，与书法以点线运动取势的运作方式有着心理上的同构关系，二者拍合，相得益彰。职是之故，书杜诗遂乃与杜甫诗意图一道，为历代书画家所青睐而蔚成大宗。
宗白华尝言：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乃将心灵的情韵表现于书法、画法。（《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书画与诗同其可贵的，正是其中所包蕴着的抒情主体的心灵情韵，二者所以能位列一起与诗歌沟通对话也端在于此。由此而言，篆刻又何独不然呢！
以杜诗为题材的书、画、印，排除文抄公与赶时髦者不必论，其作意之大端有二：一是悬之以陶冶性情，一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原文艺之始，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一种集体记忆，所以中国士大夫尤其强调诗要一唱三叹，反复涵咏，手写心追，以此不断将其内化，用来陶冶性情，构建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杜甫作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一人心，一国之心的典型，在宋代便确立了其诗圣的地位，这也是杜诗成为历代书画家首选对象的内在原因。文天祥《新淦曾季辅杜诗句外序》云：
世人为书，务出新说，以不蹈袭为高，然天下之能言众矣，出乎千载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则止矣。虚其心以观天下之善，凡为吾用，皆吾物也。
杜诗语言的直觉性及其对心理形象的创构，能道人心中事，言人所难言，且海涵地负般的丰富性几于无所不包，后人以杜诗代言，缘情写志，有他的道理在。尤其是杜诗慨世还是慨身一人心，一国之心的特点在动乱年代更能引发志士仁人的共鸣。南宋李纲于此体会甚深刻，《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云：
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时平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辞如生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
同为南宋民族英雄的文天祥《集杜诗自序》所言尤痛切：
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
显然，杜诗的真性情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与冲击力，入人至深，其儒学精神在那个历史阶段则起到稳定传统、团结整个民族的作用。明清之际蓬起的杜诗书画可加深我们这一理解，本丛书所收甚富甚精，读者细审必得。
于是乎杜诗成为至理人情性中语，具有符号性，口吟手写杜诗成为陶治性情、塑造人的心灵之重要手段。明了这一层非常重要，它帮助我们理解杜诗书写、绘画、篆刻的独特意义，同时也为当今文艺界解决形式与内容如何相适应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名画《杜甫诗意图册》作者陆俨少现身说法，说自己用功是：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 所言读书，特嗜读杜。其自序提到抗日战争期间入蜀，独携杜集自随，并以蜀山蜀水证诸杜集，此后经文革直至晚年，屡蹶屡战，尽平生仰慕之忱作此百幅杜甫诗意图，诗书画妙合无垠，令人读之动容。呜呼！天下芸芸学杜甫，能得几人用心之苦如陆公者？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因其天时地利，集诗歌、书法、绘画、印篆于一编，可谓好雨知时节，润物之功无量，喜极而为之序。
林继中 张家壮
丁酉秋分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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