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情报告_卓今，赵飞主编_9787520158251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由湖南省作家协会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撰，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高校、研究机构、文联、作协的文学评论家撰写。本书以“新时代湖南文学发展研究”为主题，分析了2018年湖南文学的发展形势，以及湖南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和状况。通过对湖南作家、批评家、文化专家的成果的总结、分析与评价，在历史性和现实性双重观照之下，较为全面系统地观察和反映湖南文学成就和发展状况。

文学蓝皮书的新“视界” 2019年“湖南文学蓝皮书”以2018年湖南作家、评论家出版和发表的重要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重点评点、综述、目录等形式，尽可能悉数纳入，文学蓝皮书的编写方法也还在探索之中。我们编写湖南文学蓝皮书的初心，是对湖南文学现状进行整体观察，为湖南文学发展提供某种依据，更重要的是从资料整理的角度考虑，使其具有史料价值，希望能给未来的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可靠的参照。我们在做资料整理和作品评论时，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视界”，甚至有一个文学史的观念性的东西高悬于我们的头顶。文学资料的收集、汇编、评价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客观标尺，编纂者不可避免地带有“选家”和“史家”的眼光，尤其在重点作品评价环节，这一特点更加明显。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有关文学史的问题。文学史作为一种经典的标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新时期以来，在短短几十年内，文学史写作问题就经历了四次大挑战，即“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的挑战。这种挑战毋宁说是一种观念上的冲击，每次面对新一轮的理论冲击，文学研究者都有必要调整策略和视野。最开始是接受美学方法的挑战。对于接受美学的冲击，文学史书写不得不考虑读者的因素。传统的文学史书写以文本和作家为主体，主要考察作品的思想性（历史性维度）和艺术性（审美性维度），两种维度很难中和，常常形成两极或者对立的状态。以姚斯为代表的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将视线转移到读者，认为读者作为中介，起到连接历史性维度和审美性维度的作用，读者也成为文本的建构者之一。接下来是新历史主义方法的挑战。新历史主义的冲击使文化研究逐渐抬头。新历史主义采取多种批评视角和阐释方法，其批评实践基础建立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互文性等理论和方法上。在视野上把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纳入文本阐释。审美性维度被肢解，历史性维度被扩充。在新历史主义方法挑战之后是比较文学方法的挑战。比较文学的冲击主要来自国外汉学家书写的中国文学史策略。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李欧梵、韩南、王德威等人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成果，将中外文学文本汇集，进行比较分析和阐释，视野开阔，方法新颖，影响了国内文学史撰写，引起重写文学史的大讨论。之后是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方法的挑战。以种族、阶级、性别、生态为考察对象的文化研究刚刚兴起。文化研究边界的无限宽泛，方法的无限庞杂，外延的无限广阔，使文学内涵本身被掏空，只剩下文化外壳。文学的本质被弱化。旧经典将面临各种后理论的重重考验，“新经典”通过考验却与人们的期待相违背而遭到质疑。文化研究这一方法本身也在接受考验。多种观念影响下的文学史书写，直接干预文学经典化过程。本土经验与世界性交融之后，文学史书写会面临视角和观念的难题，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偏重于历史性，西方偏重于宗教性。文化研究方法（如种族、阶级、性别、生态问题）是对两种传统的挑战，同时作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被泛化。研究主体（研究者）谁的声音最大？谁最有说服力？由谁来评判？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在这件事上一锤定音。文学机构和文学团体在文学史书写上可以算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古代有文学世家、写作家族化的传统。许多大工程是子承父业，师生相授。比较典型的是西汉。西汉是文献经典化的关键时期，“秦火”之后经籍的整理、修订工作量巨大，有文献整理和意义阐发双重任务。西汉的馆藏制度和文献整理提升了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效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文献分类也拓展了学术的深层次发展。对“六艺”的研究以及“五经博士”的文化体制化，使朝廷掌握了话语资源。官方学术机构与民间学术团体形成共建的繁荣局面。被康有为批评为最大“伪经制造者”（钱穆驳斥了这一说法）的刘向、刘歆父子，他们通过校书建构了西汉文献谱系，重新构建了先秦的知识系统，使各类文献（经典）各归其位。近代以来一大批文化大家在文学史书写上不断地刷新观念，如王国维、刘师培、鲁迅、胡适、郑振铎、郭绍虞等，都有里程碑式的文学史著作。当代文学史书写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又与汉魏六朝时期类似了，也是在团体、流派的通力合作下进行，也需要国家、部门、地方性的基金资助。团体协作的好处是评论者个体独识参与到公共话语之中，在这种交融汇通中形成一种具有公共理性的讨论。在世界性视野与后现代理论的双重夹击下，文学史书写处在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学术研究本身需要深层拓展。传统和现代，本土与西方，多种观念的融合之后，“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需要同时兼顾。新的文学史书写体现以下几点要求。第一，运用新理论，打开新视角，采用新体例。第二，文学史扩展到文化史，文学审美同经济社会结合起来评判考量，将当前流行的多种理论和方法综合考虑（如前文提到的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和方法）。第三，打破统一论调，强调多元化，重点关注边缘化（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并发掘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对作品的本土经验和世界性进行双重观照。更在意跨文化交流中的功能。文学文化化将转移到文学历史化情境。社团、编纂、生产、传播、文学体制等，将文学审美纳入文学与思想文化、文学与经济活动、文学与地域文化等大的环境之中，重新定义，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于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说唱表演、口头文的关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对民间文学十分重视（第七编专门介绍民间及周边文学，如贵州傩戏唱本、江永女书梁祝故事的改编、爱情故事改为说教性的女德故事。地方性口头艺术列举了长江三角洲的弹词、广东的木鱼传统、北方鼓词和满族的弟子书等）。民间文学实际上与精英文学形成对应和互动，民间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探索偏僻资源和偶然性现象，形成去中心化、边缘化研究趋势，文学谱系建构也重视偶然性因素。这一改革思路打破了原先因循守旧的文学史书写模式。文学史料、文学汇编，以及文学发展报告等书写模式的革新，也给非中心体裁的文学作品带来机会。当中心和权威被解构以后，任何一种有质量的文学作品——无论它以何种体裁呈现，将在文学史中获得同等重要的位置。卓今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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