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研究_马援_9787509669068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探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所承载语言哲学现实功能的丰富思想，以其自身内部的发展演进为线索，展现其富有特质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本书通过对语言哲学的当代发展进行具体分析，关注其思想与现代语言哲学发展趋势之间的契合度，挖掘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语言哲学思想特征。这对弥补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完整性和进一步窥探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发展趋向具有一定的意义。本书选取具有当代语言哲学代表性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为研究对象，挖掘其语言哲学思想的独特理论价值，即它不是在于形成完满的语言法则，而是在于关照现实的人和世界。本书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的出发点、理论线索、视角、路径、内核和旨归，对其以社会总体发展为指向的语言哲学进行整体研究，包括历史文化语义学、语言符码思想、语言实践理论和语言政治诉求，从而建构相对完整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逻辑体系，进一步彰显其语言哲学的学术内涵和现实功能。

　　语言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和手段，人类理智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创造了语言、丰富了语言的内涵、发展了使用语言的规则，而且很少怀疑语言运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然而，自从休谟对人类经验和科学知识提出合真理性拷问以来，知识表达的“真”“假”问题，犹如魔咒一样，附灵于哲学家的身躯和灵魂。随着科学认识深入到微观和宏观层次，语言表达的意义问题更是成为哲学家的灾难，所谓“测不准”问题、“观众与演员”问题、“摹状词”问题、“证实”与“否正”问题、“域”与“场”的问题，等等，似乎在一夜之间，把哲学家的传统理智打得粉碎，转向“语言”，摆脱魔咒，似乎成为对人类理智光环的终极挑战，于是，有了所谓“语言学转向”，其本质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所拥有的语言是否还能够准确表达我们的认识和思想。
　　“语言学转向”可谓20世纪以来哲学史上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不仅引发了人类理智如何从语言自身思考获取认知世界的方式、如何从语言背后的客观规则寻觅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等问题，也为人类理智理解人类自身和人类生存的世界，打开了全新的通道，为走人人类思维深层的内部运动，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毫无疑问，标志语言学转向成就的以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为基础的语言研究方式，对科学理解人类语言规律和人类思维方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被来自内外的话语冲击弄得千疮百孔，语言的哲学分析自身也经历一次次嬗变，从语言内部封闭式的研究，转向语言外部衍生性的研究；从格式塔的语言规则，转向围绕社会现实场景的语言用途的研究。人们越看得清楚了，那种脱离经验世界和人类实践的纯粹自我内部公式化的演绎逻辑的语言哲学越陷入一种循环论证的怪圈，乃至话语分析几乎成为“鸡肋”。于是，当人们再次追问语言哲学研究的意义和思考当代语言哲学何去何从时，会发现以理解人类实践和改造世界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一副清除语言魔咒的灵药，是一把打开语言意义之锁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自产生以来，就围绕着人类的解放进程和社会形态优化的宏观视角，探究语言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作为一把开启语言之锁的钥匙，其关键点不在于获得完满的语言内部规则，而在于通过语言本质及其意义的思考，获得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途径与方法，在于以聚焦人的生存、社会发展和对世界的改造为指向。马克思以物质与意识基本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语言观，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的基础。由此，马克思通过对“财产”“独特性”“自有”“价值”“交换”等概念的语义学追踪，对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进行语义分析与批判，形成并发展了语言哲学关照现实世界的维度，从人的现实生活和具体社会历史发展，探究语言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形成了对语言意义的独特理解和思考。
　　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分析的思想家，以唯物史观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基础，结合语言哲学的当代发展，借语言学转向的契机，走出传统，聚焦于语言面向人的社会实践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多维度探究，为语言意义的当代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标志就是文化唯物主义的语言思想。文化唯物主义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之初，由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旨在以文化具有的物质属性作为社会批判的利刃。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中蕴含着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政治之间多重张力结构的意义表达，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唯物主义语言哲学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以对现实历史社会具体问题的思考，建构了引发社会联动效应的语言哲学研究。它在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语言哲学和葛兰西文化霸权之维语言观的影响下，将马克思主义进行英国本土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文化研究为主旋律的语言问题探究。文化唯物主义语言哲学在根基深厚的英国文学传统的底蕴之中，力图变革鸽笼式的语言文化秩序，批判金科玉律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将语言置于文化、社会、历史和政治更为广阔的视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耕犁。

　　《文化唯物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文化唯物主义学者，对“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简单决定论，即霍尔所称的“失效隐喻”的批判之后，对20世纪的女权运动、反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等诸多社会运动所表征话语现象背后的隐喻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了他们各具特色建构“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崭新隐喻，尤其是具有文化实践特质的话语隐喻模式。虽然这些学者之间存在具体研究方式的不同，但是总体上都在于克服经验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二元分野，借助话语隐喻理论分析语言先验图示和历史经验的关联，从而达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建构的目的诉求，达至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在对话语结构隐喻链条的分析中，文化唯物主义将隐喻作为认识和感官世界渐进地图，把话语隐喻当做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反映，揭示出一定的文化结构影响着语言系统的运作，语言的运动包括生成、传播、收编和整合，预示着政治动态的重要隐喻关系。文化唯物主义学者从不同视角和维度，指明了由不同文化结构所形成语言意指系统的隐喻链条，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匹配关系。
　　现代性的号角已经吹向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来势汹汹地席卷着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使我们每位深处现代性社会的一员都无法逃脱它的存在，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是现代性话语形式的新变化，原先带有明显地域风情和生活特质的话语被这股浪潮冲击得几乎无影无踪，话语的使用不再拥有特定的人群，而成为人们争先恐后引用当下最流行用语的聚集地。但是，在现代性为语境的固定形式的话语传播中，霍加特转向话语多元性的发展，将话语置于栩栩如生的历史语境进行分析，突出“生活特质”话语实践。正如《圣经》永远不可能竣工的语言巴别塔所指的那样，人类的语言充满了无尽的丰富性、差异性、异质性。在现代性社会中，搭建新的话语实践模式成为霍加特文化实践最为倚重的力量。
　　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在现代性的话语活动中，话语的实践本质、话语总体性的发展，不断地遭受到碎片化、同一化商业用语的覆盖，不确定的他者、外来语成为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特征，话语的历史语境被忽视，致使总体性的话语特征丧失。为此，霍加特试图回归话语的实践本质，恢复话语使用者的主体地位。他立足于文化实践本身，将新的话语特征作为文化实践的微观缩影或者微观模型，从话语内部深入探讨文学与社会、文本与社会、新媒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应用话语的实践本质、中介性促进文化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文化实践主体之间的交互性，为文化实践的有力施展提供具体的方法和途径。
　　文化唯物主义以话语实践作为文化解读的方式，对精英主义文化观和相对主义文化观进行的反思与批评，体现出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内在规定性、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前面所言，霍加特认为，精英主义特权文化、相对主义同质文化，正是对话语实践本性的遮蔽。霍加特倡导话语的实践本性其目的在于消解孤立、特权的文化，抵制文化的平均化、同质化，强调内在于生活的文化，突出话语实践的建构意义。
　　第一，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无论是精英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试图消解普通话语使用者的主体性。话语是文化构成为意义单位，不同类型的文化观所主张的话语权大相径庭。霍加特深度剖析了阶级与话语权的问题，在他看来，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将话语权掌控在他们自己手中，以精英话语的特权性和强权性剥夺普通人民的话语权。霍加特将文化的动力机制——话语实践作为批判精英话语权的利器，强调话语的多样性、具体性，深入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以工人阶级特有的言辞肌质、生活图像、观点态度，为工人阶级争得一定的话语空间。
　　同时，文化唯物主义反对过于强调边缘主体的话语权。话语使用者的多元化发展，势必对专制文化的消解和文化多样性的促进有着无可厚非的巨大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边缘群体的力量，主张文化的绝对平等和片面凸显文化异质性的发展，容易导致极端主义的出现。霍加特主张话语多样性发展，与边缘群体观过于强调文化的异质性有着本质区别，他力图将工人阶级作为文化主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精英人士等其他话语实践者一起构建文化的共同体。
　　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不同，文化唯物主义更加强调话语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结构主义关注语言的生成问题，试图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挖掘语言内部的深层结构，强调结构作用和意义。霍加特也强调话语的客观性和内在的规定性，但他将话语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于经验生活之中，主张只有在属人的世界，话语才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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