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符号学_(英)阿什利·弗劳利(Ashley Frawley)著_9787520142649

本书将“幸福”(及其各种相关术语)的兴起视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符号学，探索其起源于美国，随后传播到英国和全球的过程。通过深入分析有关幸福的讨论中有影响的“发声者”的书写和视觉修辞及其后续活动，本书认为，幸福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因为那些有影响的、热心的“知情人”在一个情感术语极易产生影响的文化时刻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暗含着对人类情感“脆弱性”模式的肯定，鼓励了一种低期望值的道德观，非常适合（对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时代。

前　　言

政治家、决策者、专家、文化企业家和媒体认为幸福的价值越来越重要，是21世纪西方社会□有趣的发展之一。在世纪之交，很难想象政党和□□会如此热衷于这样的政策，把幸福作为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加以推进。然而，正如阿什利·弗劳利（Ashley Frawley）博士在本书中所言，幸福经常被作为20世纪旧政策一个真正进步的选择加以呈现。
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幸福概念为何如此少地受到质疑。偶尔，个别人会遇到定义幸福或进一步阐明幸福概念的要求。决策者所谓幸福可以被有效测量的观点，一些人对之表示怀疑。另一些人则从技术层面和适用工具方面对其进行质疑。然而，就连许多幸福批评家，也含蓄地接受了推进幸福目标背后的假设。的确，把幸福理想化的道德斗士几乎不必辩解，因为幸福已经被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
然而，正如弗劳利雄辩地指出的那样，现在，幸福成为一个问题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幸福成为一个问题，令人深感不安，它不断传达着这样一个观点——除非某些政策和治疗技术被采纳，我们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健康幸福。它让我们相信，如果没有政治或治疗手段干预，我们就注定要陷入不幸福的状态。因此，幸福的神圣化是与人类主体情感和智力资源贬值的趋势相平行的。在社会问题不断被重塑为个人心理缺陷的世界中，幸福目标获得了救赎品格。但是，救赎只能通过专家干预才能实现。
幸福——或幸福的缺席——转变为一个社会问题，是推动政策和技术的前奏，这些政策和技术以人们的行为和情感为管理对象。以前，各种各样的道德家都主动承担起教导人们行善的责任。在当今时代，这一目标已经被让我们幸福的目标取代了。大多数的改革运动——就像推进以幸福为代表的改革运动——有一种将自己转变成狂热的，甚至是武断固执的运动之倾向。那些想让我们所有人幸福的人相信他们是在履行公共职责，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然而，赫胥黎（Huxley）《美妙的新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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