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观众：真人秀节目真实吗？_张玲玲著_9787563829057

本书通过建构扎根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设计，从生产、传播与规制三个进路切题，考察三个场域之间的潜在联系与结构性变化，提出观众主题重塑的基本路径。在方法论设计层面，观众主体性是个体在具体媒介情境中对真人秀文本的认知、鉴别、批判与自省，以及制作方与规划方对“文本—观众”关系的价值想象。相关变量可通过研究者的行动被挖掘出来，最终形成文本、编码、概念与理论。

　　前言
　　自2013年以来，真人秀在中国掀起收视狂潮，以“真实”为卖点、以游戏推动情节、以旁观式拍摄手法营造纪实感。真人秀通过建构符合中国观众情感结构的真实图景，迅速在媒介变革时期的收视市场占据重要位置，涌现出一批如《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我是歌手》《演员的诞生》《声临其境》《向往的生活》等现象级节目。那么，真人秀节目真实吗？所有的真人秀制作方都宣称，他们的节目绝对真实；但是对于观众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真人秀真实吗？这不是一个单纯从文本层面就能回答的问题。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的《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明文规定真人秀应“体现真实和真诚”，“关注普通群众，避免过度明星化”，“提高普通群众参与真人秀节目的人数比例”，“防止明星嘉宾作假作秀、愚弄观众”。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以上论述从政治与规制层面关照了作为普罗大众的观众的主体地位，以及影视艺术作品对于真实价值的追求，指导本书将真人秀本质内涵界定为“人”，即参与到真人秀生产与传播场域中的真实的、作为主体的人。观众主体缺失是掩藏在真人秀诸多行业乱象之下的根本性问题，本书将观众对节目的认知与态度作为衡量真人秀是否真实的主要依据，测量媒介融合转型中的“文本—观众”二元关系，重新审视作为价值主体的中国观众理性觉醒与观念变迁的路径，为“以人民为中心”的节目形态创新与传播提供理论支撑点，借此重构真人秀作为一种独立节目类型的大众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本书从真人秀“失真”的现象入手，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其真实性价值建构的机理，挖掘观众主体重塑在行业转型创新中的主导性动因与意义。
　　类型研究将真人秀界定为一种杂交的真实类型。早在1994年，英国学者理查德·科尔伯恩撰文提出真人秀是一种混合体，“首要目标在于提高共享经验和生活现实的品质”（Richard Kilborn,1994）。自此，文本研究一直关注真人秀“宣称真实”（claim of truth）与人工性之间的矛盾，真人秀“将日常行为放置在摄像机前面”，“现场空间也是表演空间”（John Corner，2002），标示着纪录片与剧情片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开始松脱与模糊（斯特拉·布鲁兹，2013），真人秀通常假定观众不能在通俗事实娱乐电视节目提供的娱乐、信息、幻想与真实之间加以区别（安妮特·希尔，2008）。中国学术界对真人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技术理念层面，认为真人秀必须忠实于记录节目完整的过程，强调“环境真实”“人物真实”“制作真实”（苗棣、毕啸南，2015），或“场景真实”“行为真实”“媒介真实”（查伟诚，2015），违反既定的技术理念规则将会导致故事“失真”。长期以来，类型研究试图将真人秀从纪录片、戏剧、电视新闻等传统真实类影像中独立出来，探究其作为一种杂交真实类型的主体合法性；但同时真人秀难以摆脱其杂交真实的“原罪”，西方媒体常常忧虑真人秀会将观众变成“去敏感化的（desensitized）”“目瞪口呆的怪物”（斯特拉·布鲁兹，2013），也就是说，观众主体缺失一直是一个伴随真人秀发展的原生性问题。
　　受众接受研究则致力于揭示受众对真人秀真实性认同的复杂性，该领域经历了从消极受众到积极受众的范式转换。受众接受研究颇具规模的是对真人秀节目《老大哥》的研究，研究发现某些群体绝对信任真人秀的真实性，例如，德国青少年往往认为《老大哥》呈现的是绝对真实（Gtz Maya，2004），年轻女性认为《老大哥》如纪录片一样反映了真实的人与真实的生活（Hobson Dorothy，2004）。在此，观众被看作一群消极的、不理性的、缺乏批判能力的人。另一些研究则在积极受众范式内考察观众对于真人秀节目信任的复杂性。首先观众并不认为真人秀绝对真实（Annette Hill，2005），他们经常质疑节目所宣称的真实，并在人工性中寻找真实（Janet Megan Jones，2003），在上述研究中，观众被认为是主动的、理智的、清醒的。另有研究认为观众对真人秀的认同与文化环境有关，相比较于英国观众，中国观众更加相信真人秀的真实性（Chris She,2013）。受众接受研究揭示真人秀真实价值在认识论层面的多元化，并承认受众在真人秀认同中的主体地位。
　　当“受众”变成“观众”，观众主体性才能得以真正确立，在此观众不是作为传播对象的“他者”，而是具有主体意识自觉的个体或集群。观众的主体性可溯源至英国伯明翰学派之父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协商式解码”将受众身份引入意义生产，强调受众的主观能动性，由此开启一系列后续研究。隆·莱博肯定电视观众的“思维自觉性”，在该概念框架之下提出与观众主体性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如“合理性判断”“批判性收视”“识别程式”等（隆·莱博，2005）。在“编码解码”理论视阈下，观众观看真人秀节目的模式分为四种：透明性模式（transparent mode：text as life）、参照性模式（referential mode：text as like life）、中介性模式（mediated mode：text as production）、话语性模式（discursive：text as message）。该模式揭示了真人秀“文本—观众”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媒介权力向观众端转移的过程（Carolyn Michelle，2009）。主体性还体现在观众对真人秀的“批判性观看”，“当人们把自己放在真实电视批判性的观众的位置上时，他们就将自己和通常描述的愚蠢的、有偷窥欲的、易受愚弄的真实电视观众区分开来”（安妮特·希尔，2008）。更为理想化的概念是“智性观众”（savvy viewers），“智性观众” 能够认识到“真实”的建构性并对西方真人秀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使后者不得不提出“去魅的承诺”（Alison Hearn，2009）。
　　在不同理论进路下，对中国真人秀观众的主体性有多种阐释方式。赵军将观众认同作为衡量真人秀真实性的标准，指出观众对真实性的感知包含情境感受度、身份认同感、叙事接受度三个方面（赵军，2010）。王蕊指出，观众在观看真人秀过程中获得主体性认同，同时也迷失在虚拟真实当中（王蕊，2017）。杨雪从家庭结构视角关注真人秀文本中的主体性表达，指出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使主体意识萌发，亲子类真人秀节目中的核心化的家庭结构赋予家庭成员现代自由和主体意识的表达（杨雪，2017）。吴畅畅从“普通群众参与”的角度指出，群众参与类真人秀是复制了现有社会结构与社交形态的“真实”的秀，它不仅突破了所谓普通人和明星的构成问题，更超越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文本的规训能力（吴畅畅，2016）。上述研究表明，中国观众观看真人秀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2013年以来，以《爸爸去哪儿》和《奔跑吧兄弟》为代表的观察式真人秀热潮同时席卷电视荧幕与互联网社交媒介，为提高中国观众媒介认知力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观众主体性意识迅速觉醒，具有批判能力的智性观众群体正在形成。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该现象的观察较为零散，缺乏直指问题核心的系统性研究，且定量的实证研究较为罕见。
　　由于影视艺术与新闻传播的学科范式差异，观众的主体性无法直接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下内洽，但以上揭示真人秀领域深层变化及观众主体意识觉醒的成果为本书提供了宝贵启示，即真人秀观众主体重建问题不仅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愿景，而且是一个超越媒介文本，勾连技术机理、媒介规制与观众精神文化群像的学理性问题。基于此，本书将深挖不同范式之间的内在冲突与潜在关联，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设计，探究观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重塑对真人秀产业所产生的价值反制，以及媒介融合环境下真人秀产业与观众共同体进行价值共谋的多种可能。
　　观众主体性缺失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问题表征为真人秀故事不真实、人物不真诚，不贴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缺乏具有逻辑性与触及人性的故事，无法建构真实的社会图景。真实的故事能打动人心，而失真失范的故事则会侵犯观众权益、扰乱社会价值系统、戕害媒介公信力；如果不确立观众在真人秀中的主体地位，其价值失范现象则难以从根本上得以消解。真人秀故事是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系统研究其价值失范的技术机理与观众主体重塑问题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真人秀价值取向聚焦为具有主体意识的观众，并回答了真人秀“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性问题，这是指导本书确立研究目标的中心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那么，具有主体性的真人秀观众究竟是何面貌？在真人秀的制作、传播与规制层面，观众是以何种方式发挥其能动性并建立价值共谋的共同体？
　　基于以上，本书将聚焦以下几个议题：第一，真人秀节目生产场域如何塑造真实性价值？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揭示媒介技术变迁与资本介入导致的价值冲突现象，以及以观众为主体的价值导向在复杂的内容生产流程得以实现的技术机理。第二，真人秀传播过程中观众如何呈现主体性自觉？通过概念重构与变量建构形成分析工具，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揭示2013年真人秀热潮以来中国观众主体性的基础面与量化研究发现。第三，观众主体性在规制层面是否有具体表现？通过中外规制文献对比分析，提出中国真人秀媒介规制在价值引领与技术指导层面实现观众的参与和共谋，并促进观众主体自觉的具体路径。第四，观众主体性在真人秀融合创新的过程中是否具有推动力量？整合建构观众主体性重塑相关概念与理论，通过建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研究方法整合研究资料，发掘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观众主体性概念内涵与价值共同体形成机制。
　　本书通过建构扎根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设计，从生产、传播与规制三个进路切题，考察三个场域之间的潜在联系与结构性变化，提出观众主体重塑的基本路径。在方法论设计层面，观众主体性是个体在具体媒介情境中对真人秀文本的认知、鉴别、批判与自省，以及制作方与规制方对“文本—观众”关系的价值想象，相关变量可通过研究者的行动被挖掘出来，最终形成文本、编码、概念与理论。基于这个思路，本书将使用如图1所示的技术路线来建构扎根理论。
　　图1基于生产、传播与规制场域的建构扎根理论技术路线
　　本书采用多种研究方法。首先是参与式观察法，参与式观察法运用于对真人秀生产场域价值失范及其技术机理的考察，笔者进入真人秀生产现场进行参与式观察，观察制作方对原生态现场的策划、拍摄、后期制作的完整流程，总结制作方建构故事的框架，形成编码。其次是深度访谈法，深度访谈法运用于考察制作方个体对真人秀故事真实性的建构原则。最后是问卷调研法，问卷调研法运用于考察传播场域的观众研究，问卷设计承接关系深度访谈编码并聚焦以下几个基本假设：①真实可信的故事是观众的期待；②观众对故事的真假与价值倾向具有自觉批判能力；③观众的批判能力既来源于主体，也来源于他者，并基于主体和他者的互动进行自我重塑。
　　在我国真人秀发展的现实情境之中，观众主体缺失问题涉及多个范畴，如节目生产流程的技术性失范、传播过程中的话语“失真”、制作方对观众主体意识的察而不觉，以及媒介规制的悬置与重建。头绪繁复之中，观众主体重建，即“批判的观众”作为提纲挈领的要素被本书置于中心地位。本书采用建构扎根理论的方法论原则进行实证研究设计，勾连不同范式和场域之间的内在逻辑，搜集一手资料并通过对材料的萃取建构编码，最终在学理层面对“批判的观众”做出创新性阐释与理论建构。综上所述，本书的内容架构呈现如下：①对于真实性问题的探源，内容主要集中于第二章。主要回溯了真实性概念的历史与理论脉络，初步界定真人秀真实性概念内涵与理论建构可能，将真实视为人们感知客观世界的方式、一个充满理性光辉的概念，并将真人秀的真实性作为一种观众接受领域的认同机制，试图聚焦观众对于真人秀真实性的信任与批判性接受研究。②对于真人秀媒介特性的讨论，内容主要集中于第三章。通过界定真人秀的媒介特性，并结合典型真人秀节目样本探讨真人秀的真实性，深入分析真人秀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建构符号真实的方式，将真人秀界定为一种基于电视媒介本体、吸收戏剧电影媒介特征的跨媒介文本，认为真人秀的本体性和跨媒介性决定它是一种极端复杂的真实类型。③对于真人秀生产场域的考察，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于第四章。通过实证研究考察真人秀生产场域价值原则的可观察表征与内在因素，以及“观众价值原则”在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制作方的协商逻辑，考察对象是国内主流真人秀节目的生产流程。在此，真人秀的创作方式、拍摄手法、剪辑规则等为实现节目价值目标而采用的手段统称为“技术”。此研究设计基于以下现实背景：中国真人秀自2013年在移动社交媒介驱动下进入黄金时期，其面临的是新媒体崛起与政府价值宣传导向的双重宰制，资本市场与商业逻辑的过度介入导致多元价值冲突，致使节目所诉求的价值目标与技术操作之间的关系出现转型。对于某些价值与技术之间的不协调、不内洽状态，制作方需要重新调适。对于真人秀生产场域的考察，观察了“观众价值原则”与商业原则和资本逻辑之间的冲突与协商，通过对节目生产流程的观察与研判，厘清隐藏在内容生产场域的价值冲突与融合机制。④对于观众认知结构与批判性观看的衡量，此部分详见第五章。第五章聚焦真人秀传播场域观众的批判性认同机制，重点关注观众对真人秀故事的认知结构、鉴别与批判能力，以及观众通过批判性观看重构内在精神世界的方式，主体研究通过定量的问卷调研来实现。此部分将观众对真人秀故事去伪存真的鉴别能力作为一种积极的思维自觉过程，揭示故事在传播环节产生“失真”与价值消解的结构性因素，即观众对于真人秀的解读方式哪些处于制作方所建构的媒介框架之内，哪些游离于框架之外；同时考察有哪些中介性机制驱使观众自由穿梭于故事框架边缘，促使其成为具有成长性的智性观众；观众如何通过真人秀重新想象、界定和评估自身与真实世界、日常生活以及公共空间的关系。⑤观众主体觉醒与价值重建研究，详见第六章。此部分重点观察“真实契约”视角之下的观众主体性思想与规制重建路径，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方法破题真人秀媒介规制重建。“真实契约”是早期针对纪录片领域的制作者与观众之间关系的概念，主要内涵是两者对同一事物的认同标准以及商业关系。该概念将真人秀的规制重建视为一种协商而非管制，在“真实契约”视角之下比较研究中外规制文件中的观众主体性思想，研判国外较为成熟的规制文件，例如，199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发布的《制作人指南》（Producers’Guidelines）、《编辑指南》（Editorial Guidelines）等，挖掘其“避免误导观众”（avoiding misleading audiences）价值原则的技术实现原理。另外，互联网新媒体的崛起为观众主体觉醒与价值重塑提供了新的空间，新的信息权力结构重塑观众主体性，促使其形成价值共同体并成为一股反制于内容生产场域的主导性力量。在后真实环境之下，真人秀观众主体价值在互联网空间中呈现多种表达，新的技术结构将其重塑为亨利·詹金斯所描述的“拆穿者”、“批判者”和“集体智慧”的提供者，并促进其最终形成价值共同体。⑥对真人秀 “慢”转型的考察,详见第七章。最后一章具有较重的评论总结色彩，将“程式”作为重新解读真人秀之快慢变迁的因素，重新观察“批判的观众”视野之下的真人秀“慢”转型。从程式识别角度重新审视真人秀转型，其“慢”的理念在制作层面呈现出多种维度的内涵，“慢”成为一种建构真实世界的美学理念、一种文化态度、一种价值取向。对于慢综艺来说，“慢”的奥义在于将审视的权力交还给广大的“批判的观众”，制作方必须拉近文本与生活的参照距离，保持文本与观众的鉴赏距离，将“成长性的独立个体之合集”的观众作为真人秀“慢”之动因与最终价值归属。
　　本书的重点在于理论建构，试图跳脱纯理论批评范式，通过实证研究设计建构“批判的观众”主体性，发掘其概念内涵与理论张力，将“观众主体性”提升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价值主体，并落实到可观察可测量的层面，从一个隐含的社会文化动因转变为具有学理性与现实性的微观理论。本书试图兼顾个案的典型性与理论的普适性，综合多种研究手段逐步揭示“观众主体性”的表征与重塑机制，寻找潜藏在个体的态度与行为背后的价值规约，并尝试在方法论层面开拓一种针对某个特定影视文化现象的质化量化结合研究范式。该范式致力于澄清观念和解决问题，它不仅包含对概念的重塑，而且注重围绕该概念对周边一系列结构性因素进行考察，这种考察通过研究者对媒介组织的参与式观察和对个体的对话来实现。在进行相关研究的过程中，本书的难点在于兼顾研究设计的可执行性与普适性，对于学术研究人员来说，真人秀内容生产一线资料获取具有一定的难度，进入某些真人秀节目生产现场、获取原始资料需要大量沟通协调工作。尽管如此，本书仍然收录了多位一线制作人员访谈记录，原始资料涉及多个现象级节目的田野调查与观众问卷调查资料，这对笔者的材料处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同时，本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是研究的倾向性，关注的是真人秀观众的一部分，即批判性的观众，这也是观众样本偏重年轻受众群体的原因，研究结果在适用于所有观众群体时是有局限性的；其二，囿于个人经验与理论视野，文章的研究设计最初是针对某些现象级的真人秀节目，研究设计经过修改，但涵盖其他真人秀时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适配性，因此某些研究结论在广泛意义上的观察式真人秀中较为适恰。在本书对材料的处理中，质化资料与量化数据接合不仅存在一定难度，而且质化资料与量化数据之间难以实现严丝合缝的接合，在将原始资料转化为学理性结论过程中，在变量的提炼与萃取过程中，难以避免小部分资料浪费的问题。
　　限于研究者的水平，本书一定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纠正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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