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_熊月之著_9787544484671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在西力东侵、国际惯例、思想变迁与政治权力推动这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本书从思想、人物、翻译出版、铁路、留学、西医、教育等多方面，探讨了近代中国在西力东侵下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改变，重塑对近代中西交汇下一些人和事物的认识。

自序

自1840年至1949年，资本主义全球化洪波涌起，排空而来，中国被动卷入，被迫认知，进而努力因应。近代以前的中国，虽然与西方世界也有过联系，有所了解，但诚如蒋廷黻所说，那种联系是时有时无的，也是可有可无的，那种了解则是几分真实，几分朦胧。发生在近代的全球化，以资本逐利、文化扩展为内力，以工业化、城市化与民主化为利器，从欧美出发，越过崇山大洋，向亚洲、非洲等地四散奔袭。这波全球化，具有以优汰劣、以强凌弱的不容分说、不可抗拒特性。李鸿章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就古今而论；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则既有所向披靡的凌厉，又有以大化小的磅礴。表述不同，指称对象则是一个。

面对这一浪潮，中华文化的两大优良传统同时在发挥作用：一方面，基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文明悠久而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坚决勇敢地反对侵略；另一方面，秉持见贤思齐、耻落人后的务实精神，努力了解西方，尽力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抗击强权，师人长技，两方面交互作用，相互支撑。于是，中国在一次又一次地坚决反对列强侵略的同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热潮。从自强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从技术革新、制度革新到文化革新，既是了解、学习西方的进程，也是在全球化道路上由被动而主动、由自在而自觉的不断迈进的过程。

这种由被动而主动、由自在而自觉的转化与迈进，是相当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充满了矛盾与抗争。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环绕这一议题而展开，其中既有对国门洞开初期国人对西方世界曲折认知的分析，包括对欧美世界的远望与近观，对西方哲学知识的粗识与细解；也有对自强运动兴起以后各种因应措施的讨论，涉及铁路制造、胥吏改造、学校兴办、城市发展等；还有对李鸿章在自强运动中行事特点、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剖析。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内涵多有重叠，惟现代化的文化递进的历时性更强，而全球化的文化传播空间性更浓。现代化关注的众多议题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都可归入全球化范畴，但全球化有些领域与侧面则很难为现代化所涵摄，如礼仪与风俗的嬗变，国旗、军旗、国歌的产生与使用，新式军礼、新式婚礼、握手礼的采用，西餐、咖啡被欢迎，接待外宾时铺红地毯与鸣放礼炮等，这些似乎很少由于进化原因，而更多出于从众心理。从众，就是顺势，这正是全球化魔力的突出显现。

全球化带来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趋同，一是显异。人们打破各种空间障碍与文化壁垒，逐渐认可共同的生产方式，趋于同一生活方式，朝着同一方向前行，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属于人类普遍性的东西，将逐渐取代各民族特殊性的东西。这是趋同。另一方面，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他民族特殊性与人类普遍性的图景，成为无处不在的镜鉴，映照出各民族因不同自然禀赋、独特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特殊性，凸显出各民族独一无二性与不可替代性。这是显异。趋同与显异构成的全球化二律背反，注定了西风东渐的过程，既是对外部世界了解逐渐加深的过程，也是将中国固有文化置于全球背景下、与其他文化比较的语境中重新解读的过程。收入本书的《略论同光时期士大夫的天心说》与《邵作舟<公理凡>思想特色》，揭示的都是中国读书人在新的文化视野下对国故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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