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 (活出自信丰盈自我，武志红、张德芬、苏岑力荐，一本暖书，送给那些柔软又脆弱的人)_卡伦·霍妮著，汇智博达出品编，林薮译_9787201140827

　　《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主要致力于推动精神分析的进度，书中的多数内容是霍妮对患者和自己进行的分析的经验之谈。相比《我们时代的神经人格》，这部著作于作者而已意义重大，它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发展，而且在霍妮早期著作中更是上升到了一个鲜有的哲学的高度。
　　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她相信，人只要活在世上，就能够改变，并且能够不断地改变自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此，她认为，只要改变了产生冲突的条件，就能真正解决它们。而只有解决了冲突，我们才能活得更加健全、丰足和成熟，从而得到真正的自信和安宁。

　　不论我们研究精神症的出发点是什么，使用了怎样的方法，经过多少曲折的道路，最后我们都会发现，造成神经症的原因是人格的混乱和缺失。实际上,其他的心理学也囊括了这一观点，这不是一个新的发现。每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了解，只有那些内心遭受冲突折
　　磨的人才容易罹患精神疾病，而性格沉稳、内心平和、思维平衡的人则多不会出现精神失调。用现代术语来讲，所有神经症，不管有何症状，都是性格神经症。所以我们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治疗,都要把了解神经症性格结构列在首位。
　　实际上，弗洛伊德宏大的开拓性理论与本观点越来越贴近，即便他受限于自己的发生论而无法作出清晰系统的阐释。好在有不少同行——包括威尔逊·莱克、弗朗兹·亚历山大、奥托·兰克以及哈罗德·舒尔兹－享克等人，继承且发扬了他的理论，他们的研究，使后世可以了解到神经症性格结构更为严密的界定。遗憾的是，对于这种性格结构的性质和能量，还没有确切一致的观点。
　　我和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截然不同。我一开始就想到了文化因素的作用，这一点就连弗洛伊德都忽略了，这就导致他的女性心理学假定出现了误差。比如我们知道，男性大多是威武雄壮的气质,女性则是柔弱贤淑的气质，之所以有这种差别主要受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与有广博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知识的埃利克·弗洛姆的合作，使我对这一课题保持了十五年的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兴趣只增不减。
　　继而，我又更深入地明晰，社会因素不只对女性心理研究产生巨大影响。1932年，我前往美国，进一步确认了这种认知。当时我觉得这里的人和欧洲人在气质和神经症等方面有很大不同，或许这种差别只能归因于文明差异。针对这一点，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中作出了总结。但我在此还要强调，导致神经症的正是文化因素。具体一点说，就是人际关系的混乱失衡造成了神经症。
　　在我写《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我研究的课题为——神经症中的内趋力是什么？弗洛伊德最先指出，称其为“强迫性内驱力”。在他看来，这类驱力有点像人类的本能——希望获得满足，不能忍受失败。他坚信一点：这些内驱力作用于所有人身上，不只是
　　神经症患者。不过，假如说神经症是由人际关系混乱引起的，那么这个假设就不能成立。
　　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只有神经症才有强迫性内驱力，孤独、害怕、失落等感觉以及对他人敌对情绪催生了这类驱力。即使是这样，患者仍能通过它们来应对生活，而它们的目标不是要获得满足，而是安全感。正是藏匿在它们背后的焦虑不安促使其产生了强迫性。在《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中，我清晰、详细描述了这其中的两种驱力——对温情的病态需要和对权力的极端渴求。
　　虽然我自认为在心底留存着弗洛伊德学说中最基本的原理，但事实上我还是迈向了与弗洛伊德不同的研究方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由于自己一心想找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果弗洛伊德觉得文化决定了本能的众多的因素，如果他眼中的“里比多”不过是由于焦虑而产生的对情感的反常需求，只是想要获得更多的安全感，那么，里比多理论就不复存在了。虽然童年的经历不容忽视，可仍能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解释再度重新定义它对生活的意义。由此，还能带来很多其他与弗洛伊德不同的理论。为了理清我们之间的差别，我便写下了《神经分析的新方向》一书。
　　我始终不遗余力地探究神经症的内驱力。我发现其意义非凡。我将强迫性内驱力叫做神经症倾向或趋势，还在之后出版的书籍中对十种这样的趋势进行了细致阐述。
　　我认为，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其实是由相当数量的、相互作用的小世界构成的宏观大宇宙，小世界的核心就是神经症趋势。这种神经症理论值得推行。假如精神分析主要关注的是我们当下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将目前的困境与过去的经验相关联，相信我们会
　　更容易认识并改变自我，也许不需要或是只需要专家的一点帮助就可以了。这正可以很好地解决眼下的矛盾——人们对精神分析疗法有很广泛的需求，但能够得到的帮助少之又少。《自我分析》这本书可看作是应运而生，它主要阐述的正是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式。
　　我虽然准确无误地描绘了个体倾向，但并不满足，我认为单纯地列举无法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
　　其实，对感情的反常需求、强制性的谦卑和对“伙伴”的需要均属于同一类别。但我没有发现的是，这些个体倾向的组合，就代表一种人对人对己的基本态度和特别的人生哲学。以这些倾向为核心，我现在统一归纳出一种可以被称为“亲近人”的类型。我还划归一类被我称为“对抗人”的类型，它有这样一些趋势，对权力与威望有强迫性的渴望，与神经症的奢望有些类似。还有对赞美的需要、对完美的追求都带有神经症趋向，也同时影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但其实更主要的是影响着他们与自己的关系。此外，还有对温情和权力的渴求，它更具本质性，也更广泛，这是自私自利的需求所不具备的，它非独立的实体，好像是从某个大的整体上分离出来的小碎片。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在接下来的探究中，神经症中冲突的作用成了我最关注的。在《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中我就提出过一个观点：种种不同的倾向相互冲撞催生了神经症。在《自我分析》这本书中我又提出，神经症的倾向既相互强化，也相互冲突。但人们一直忽略了冲突，并不重视。不过，内心冲突的作用渐渐跃入了弗洛伊德的视野，他开始关注起来。他认为这类冲突是压抑与被压抑两种力量的相互斗争。当我认清了冲突时，我觉得并非如此。冲突其实是由于各种神经症趋势之间的相互矛盾造成的。这最初仅关乎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会出现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矛盾的品质和矛盾的价值观也包含其中。
　　[汇智博达-JD授权书.jpg]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