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研究（第3辑）_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编_9787501055647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中，主要由中国学者进行的绝大部分研究都直接论述中国古代文明或国家起源的时间、标志、过程等，到处冠以“中国”而恰恰对“中国”概念不加深究，对“中国”的范围不加界定，由此自然会引起一些敏感的西方同行的非议。只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早期或古代的“中国”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加以研究。这当中，严文明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并且存在“重瓣花朵式的格局”；张光直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已经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特征等，可以说已经初步搭建了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的基本框架。但这些认识还远未能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还需要深入广泛地讨论。
　　围绕着早期中国，值得探索的重大问题还有很多：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环境背景是什么，机制动因是什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对此后文化上中国的连续发展有何影响，又是从何种意义上影响到政治上中国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影响到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模式”的形成？认识清楚文化上早期中国数千年的连续发展经验，对于看清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全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启示作用？
　　解决这些问题自然当以考古学为基础，同时也需要多学科协作。正如严文明在《古代文明》（第1卷）的“发刊辞”中所说：“我们不但希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力合作，还希望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生物学、地质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学者积极参与。”这也同样是我们编辑《早期中国研究》的宗旨。希望这个辑刊能得到学界的支持和爱护，在早期中国研究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们这里所谓“早期中国”，实即“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简称，是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也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
　　早期中国以中原为核心，并且至少自五帝以来就基本前后相承、连续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认识。但自晚清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中国弱势地位的显现，疑古思潮在国内外渐成风气，这一认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在顾颉刚等主编的《古史辨》中有集中体现。当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王国维、徐旭生等对古史的研究整理，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来殷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极端的疑古思潮已经淡出史学领域，商代晚期以来的中国史基本为信史、中华文明的起源在商代晚期以前等观点已成学术界共识，但商代晚期以前是否存在文化意义上连续发展的早期中国，或者这个早期中国有着怎样的文化格局、特质和发展过程，都还没有定论或者不很清楚。即便是商代晚期和周代，其作为“早期中国”的范围和格局也都还歧义纷呈。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中，主要由中国学者进行的绝大部分研究都直接论述中国古代文明或国家起源的时间、标志、过程等，到处冠以“中国”而恰恰对“中国”概念不加深究，对“中国”的范围不加界定，由此自然会引起一些敏感的西方同行的非议。只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早期或古代的“中国”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加以研究。这当中，严文明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并且存在“重瓣花朵式的格局”；张光直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已经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特征等，可以说已经初步搭建了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的基本框架。但这些认识还远未能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还需要深入广泛地讨论。
　　围绕着早期中国，值得探索的重大问题还有很多：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环境背景是什么，机制动因是什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对此后文化上中国的连续发展有何影响，又是从何种意义上影响到政治上中国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影响到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模式”的形成？认识清楚文化上早期中国数千年的连续发展经验，对于看清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全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启示作用？
　　解决这些问题自然当以考古学为基础，同时也需要多学科协作。正如严文明在《古代文明》（第1卷）的“发刊辞”中所说：“我们不但希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力合作，还希望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生物学、地质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学者积极参与。”这也同样是我们编辑《早期中国研究》的宗旨。希望这个辑刊能得到学界的支持和爱护，在早期中国研究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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