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曾经是家政女王，《好管家》杂志的封面模特。同时，我也是个充满抱负的职业女性。这两种身份经常会发生冲突。但是直到经历了某次冲突后，我才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
在我走入婚姻的第8年，第一个孩子出生6个月后，我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当时，我满怀憧憬，精力充沛，完美地扮演着在职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悉心料理着一切，身体力行。当年，我满心欢喜地嫁给了大学时代的恋人，又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男孩，我们决心为改变这个世界而努力。我深知，尽力兼顾一个不断壮大的家庭，达到职业巅峰，并且支持正处在职业上升期的丈夫，能做好这一切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准备好了。
很多女性在结束产假，第一天回到她们的工作岗位时，会觉得很难离开她们的孩子。但我和她们不同，我热爱我的工作。一直以来，我积极拥护妇女与女孩的赋权和进步，并因此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为美国女性领导力组织筹措资金。我一面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一面向女权运动的先驱玛丽·威尔逊学习。玛丽·威尔逊是带女儿上班日活动的发起者，也是女士基金会的前任总裁。最重要的是，这项工作给我带来的薪水可观，足以让我安心工作，能够放心地把孩子交到一个技术娴熟又充满爱心的保姆手中。这是很多职场妈妈所不能享受的待遇，而且我曾经协商要求一个私密些的房间，以便吸出母乳。我的产假终于结束了，我准备兴高采烈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在成长的过程中，别人一直这样对我说：有志者事竟成。在我即将回归工作的那天早晨，我打扮妥当。当时的我简直不敢想象，在我从事推动妇女和女孩进步事业的同时，我不得不向所有的一切妥协：事业、婚姻、养家糊口，以及维持家庭生活的顺利运转。走出公寓，自信的我认为自己一定会成功地应付一切。
但这种幻想只持续了6个小时就破灭了。
第一天回归工作，我就陷入了一片混乱的风暴中。马不停蹄地奔忙，参加了一个又一个会议，这使我心力交瘁。此时，我才意识到我竟然忘记吸奶了，我的乳房已经胀痛了。每过一分钟，我的乳房都变得更肿胀、更疼痛，乳汁开始从衬衫渗到我的西装外套上。
雪上加霜的是，我协商的私人房间最后变成了洗手间。我从来没经历过乳房胀痛，我想要把奶吸出来，但是吸奶器无法抓住我胸前肿得像两个球一样的乳房。我用温软的湿纸巾擦拭以便自己放松下来，然后用手把奶挤了出来。这个方法见效了，但也意味着我没办法同时握着空瓶子上帝并没设计出让女性应付自如的乳房。
那天，我就穿着湿透的丝质衬衫和名牌西装跪在洗手间的地上，眼看着给孩子的母乳流进马桶，我的眼泪也簌簌地滑过脸庞。我的乳房感觉要爆炸了，而且我想要事业家庭双丰收的美好憧憬也破灭了。
在从华尔街到哈勒姆125号街（我家）这段令人窒息的火车旅程中，对新处境的认识让我的心沉入海底。我在办公室忘我地工作，忘记了给孩子吸奶这件重要的事，那么，我还忽视了其他什么事？我该怎么分拣成堆的邮件，怎么付账单？我该怎么坚持洗衣服和做饭？我该在什么时候去杂货店？当我的儿子开始学习爬的时候，地板作为细菌滋生的地方，我怎么才能让它们一尘不染？我在开会时，已经错过了两封保姆发来的邮件。我怎么确保及时回复她的问题？我该怎么开车去车检？我还能再去图书俱乐部吗？我还会读其他书吗？我该在什么时候给家人和朋友准备圣诞礼物？我有时间和家人、朋友相处吗？我还有独处的时间吗？曾经，我想要攀登职业阶梯，想要改变世界，成为强大有力的人同时拥有幸福的婚姻，抚养健康快乐的孩子。这些愿望在一瞬间轰然倒塌。
姐妹会的姐妹们常因为我太有条理，所以给我取外号为备忘录。但是现在，处在这样尴尬的处境，琐碎矛盾的生活就像一根根绳子将我牢牢捆住。我想成为完美的职场妈妈，而不是一个被母乳打湿衣服、弄得一团糟的母亲。但是，我没办法从这种生活中解脱出来。我必须放弃点儿什么。
我知道很多女性都会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走出这种困境，那就是雇人做家务。他们（大多数是其他女性）可以提供非常专业的服务，做饭、打扫卫生、开车等所有事都可以做。但这是可以雇得起保姆的女性普遍采取的解决办法，她们或是收入丰厚的高阶层女性，或是与有钱的男性结了婚。我和丈夫不属于这样的人。我们的工资足以支付生活费、儿童护理、退休金、学生贷款，有时我们会给大家族中的亲人补贴一点儿钱，但也仅此而已。我怎么才能搞定所有的事？面对生活给我的巨大挑战，我哭了起来。
当晚10点，在我丈夫回到家的时候，我还在床上抽泣。这个时间对他来说算是回家早的，他经常在银行通宵加班。我听到他在过道里踢掉了脚上的鞋，而不是把它们放在鞋柜里；我知道他把夹克挂在了壁橱里，因为我听到了装干洗衣服的塑料袋的沙沙声，这是我刚才在回家路上取回来的。他径直走向冰箱，因为他知道里面有晚饭。吃完饭，我听到了他将碟子和刀叉放在厨房水槽里的咔嗒声，而不是放进洗碗机里。然后是砰的一声，他倚在了蓝色沙发上。我无数次看他倚在那个地方。他的右手懒懒地放在大腿上，按向了遥控器。当我听到电视的咔嗒声后，熟悉的鼓点声响起，娱乐体育节目进入高潮，一丝怨恨的情绪从我的脚趾向上蔓延。当怨恨爬上了我的膝盖，它们变成了嫉妒，最后变成了气愤。当时我怒火中烧。显而易见，我们都行驶在人生的高速公路上，但是他已经成功地从车祸现场绕过去了。
我可以帮他解决一切后顾之忧？
但是谁来解决我的问题呢？
我希望我可以早一些知道，我远不是挣扎在工作与生活各种强烈需求中的唯一一位女性。最近的一项皮尤调查显示，千禧一代（1980~2000年出生的人）的职业女性中，有58%的人认为生育让她们难以在工作中出类拔萃；相反，只有19%的千禧一代男性认为生育会阻碍他们的事业的发展。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明显。在女性进入中层管理层后，她们在工作中肩负的领导责任以指数级别增长，同时，她们也开启了家庭生活，并且在家里承担了大量劳动。对于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来说，她的事业和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的时间重合了，这是个残酷的现实。当女性到了30岁左右，不管她是办公室团队中的一员，还是在家里照顾孩子，相比之前都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这种时间上的冲突会受到两种外在压力的摧残。第一，职场中永远存在一种神奇的看法，那就是你是个理想可靠的员工。职场上的每个全职员工背后，都已经有人替他料理好了家庭事务。第二，现代育儿的要求更高了，随之而来的育儿压力更大了，家庭管理的任务也更重了。理想可靠的员工神话和极高的育儿期待向新一代的女性传递了一种清晰的理念：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肯付出。但早晚你会发现，要完成一切是不可能的。
解决工作与生活矛盾的常用办法是，国家提供公民可以担负得起的托儿所，制定带薪产假政策，改善工作场所环境，形成重视照顾家庭的文化。在安妮玛丽·斯劳特写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UnfinishedBusiness）一书中，她做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明。冰岛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是育儿补贴最高、产假最长的几个国家，它们是全世界女性政策最好的地方。对比之下，大多数的美国女性甚至没时间去健身房，更别提等待华盛顿的官员通过能够帮助工薪家庭的那些有远见的法律政策了。
所以，除了向政府呼吁，或者梦想有一位可靠的家庭保姆，女性（和爱她们的男性）就只能通过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最传统的解决办法是让女性彻底放弃她们的职业追求选择这条路的女性非常有限，她们大多属于富人阶层，只占已婚女性的5%。对于大多数要养家糊口的女性来说，这个办法在经济层面行不通。事实上，在孩子处于18岁以下的美国家庭中，母亲是家庭首要经济来源的情况占40%。
第二种解决办法是让女性放慢职业发展的速度。17%的女性减少或调整了她们的工作任务，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家庭。这条路通常被称为妈妈之路（MommyTrack），它包括做兼职工作、减少工作时间，或者利用自由宽松的政策，所有这些在当今的职场文化中都被打上了不担当的烙印。近些年来，放慢职业发展速度的解决办法被称为非线性轨迹。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校友调查中，占比37%的千禧一代女性中有42%都已经结婚了，并且准备为了家庭中断她们的事业。在30岁的关口，她们中近半数的人选择了更自由的工作，并且故意从事业发展的快车道上走了下来。因为家庭的责任，9%的人放慢了事业晋升的步伐。
第三种解决方式是不要孩子。在1992年，从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女性中，接近80%的人准备要孩子。但在201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42%。千禧一代的女性为了事业成功不要孩子，或者没法要孩子，这确实是有先例的当下，美国所有公司最高领导层的女性中有49%的人没有孩子，而男性只占19%。
这几个解决办法没有一个适合我。我没有和一个非常富有的男性结婚。而且，即使我的丈夫是个富翁，我也不愿意放弃工作，拿我和儿子的经济生存能力冒险。我母亲曾放弃了她的事业去照顾孩子，我看到了残酷的结局：她和我父亲离婚后，便陷入了贫穷的生活。我在青年时期一直努力帮助她，并发誓不会在经济上依靠任何人。辞职，离开这份支付我收入的工作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我还有孩子。做兼职工作也是一样的，这同样让我们无法支付照顾孩子的费用。另外，作为一个新员工，我也不敢要求自由的工作时间。何况，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不想辞职，也不想做临时的兼职工作。我不愿意放弃我的理想。
至于不要孩子这个办法，就如同从车站开出去的火车，已无法再倒回来了。
这让我采取了大多数女性会采用的方法：想要完成工作和家庭中所有的事。不幸的是，这些想法让她们付出了代价，尤其在身心健康方面对她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些女性将自己奉献给了事业和家庭，她们无法放弃、不想放弃或放慢自己对事业的追求，这都让她们更加疲惫、压力增大、筋疲力尽，比上一辈的女性更痛苦。
在我结束产假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坏情绪包围着我。我意识到我需要一个更好的办法，我可能会花很多年才能找到答案。我知道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充满艰难险阻，但是我最终找到了答案。
今天，我可以宣布我的事业开出了胜利之花，而且我正在做着意义深远的工作。我不但身体健康，而且有精力照顾孩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顺理成章的，我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并且最终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再像很多职场妈妈一样承受着焦虑的困扰了，虽然我曾经为此困扰不已。现在，我平均每天睡7个小时，每周外出工作4天。我不会为安排照顾孩子的事情而犯难，我会参与晚上的工作，而让丈夫替我照顾孩子，或请临时保姆来照顾孩子。更重要的是，我不会被愧疚感所折磨。我的生活远算不上完美，比如卧室衣柜里仍凌乱不堪地塞满了衣物，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我认为自己已经够好，做得够多了。
目前，我投身于寻找最佳策略以帮助美国女性解决领导力缺乏问题的事业中，我现在是全美女性领导力组织白宫计划的领导，也是乐我网（Levo）领导力板块的主要负责人，乐我网是一个促进千禧一代女性事业发展的技术平台。尽管女性在攀登职业阶梯中已到达新高度，但很少有人能够到达事业顶端。女性占人口总数的51%，预计到2020年女性占劳动力总数的47%，但高层领导中女性只占18%。有先见之明的主管承诺改变这种趋势。很多世界500强企业和重要的非营利组织都聘请我帮助他们对聘用女员工和促进女性进步问题提出建议，我也围绕多元化领导这一主题发表了很多公开演讲。在我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职场对女性赋权的支持越来越多，这让我深受鼓舞。其中，大部分的努力围绕着鼓励女性在她们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努力奋进，提升工作环境促进女性员工健康，改变公共政策以促进改善职场环境等问题开展。我是这些举措的坚定支持者（我们都应该是），但是工作并没有给那些充满愧疚、忧心忡忡、身心疲惫的女性一个实际可行的办法，以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需求。
这些感悟和我写作这本书的灵感，于2013年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那一年，我进行了60多场演讲，近两万名女性听过我的演讲，大多数演讲都是向个人或组织宣传多元化领导的倡议。不管我演讲的内容是什么，不管观众的构成是什么，在我演讲的最后，大家一般都会问我一个个人问题：你是怎么做好所有事情的？
我会回答说：比起一般的女性，我对自己期待得更少，对丈夫期待得更多！这经常会引起一阵笑声。然后我会回到主题上来，谈论怎样处理办公室政治，改革公司及政府的管理这些更紧迫的问题。尽管我的初衷很好，但是女性总是忍不住想要回到个人生活的统筹安排问题上。这些问题大多与日常的琐碎生活有关：丈夫和我怎么协调送孩子去学校？谁为孩子的宿营购物？如果晚上加班怎么办？这些问题对她们来说更有吸引力。有一天，当这种情况再一次发生时，我找到了症结所在。我终于明白，当女性不停地问你是怎么做好所有的事情时，她们其实是想知道我怎么才能做好所有这些事。
这本书是我最诚恳的回答，它描述了我3年的心路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领悟到了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怎样有所成就，我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才能实现这些事。我结束产假回到工作岗位第一天的经历并不少见，我觉得无助、困惑、愤怒，并且憎恨那些本能帮助我的人。很多女性都曾为此挣扎过，并且她们的事业也正需要她们发挥自己的专注力、精力和创造力。这本书讲述了我怎样在目标明确的职业生涯中做到出类拔萃，从而滋养我的婚姻，抚养孩子，回报社会，维系有意义的友谊，保持身心健康是的，我同时做到了所有这些事。
但是，这本书不仅是我的个人自传，它也是一个宣言。我希望所有女性都能了解，她们遇到的问题也是每个女性都会遇到的。研究表明，最复杂的问题可以被不同群体的人一起解决。在最高的管理层里大都是同样类型的人：男性，白人，传统的，强健的，富有的。自从美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延续着这种状况。当然，今天的决策者同样学识渊博，充满智慧，心怀善意。只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的眼光更多地集中于解决经济失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或美国教育系统衰退等重大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关心这些问题，还要关心那些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女性。
现今，美国女性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一半。但就现在的数据来看，我们还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使领导层中的女性比例占到50%。我们社会的未来基于女性力量的发展壮大，基于她们能在中层管理层中脱颖而出，并且最终到达事业之巅。我们需要自我赋能。这样不仅可以不再让职场妈妈们陷入崩溃，而且可以推动历史的车轮快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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