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姊妹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的名义推出的。报告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同时，在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预判基础上，对各相关行业及有关领域进行了分析，包括农业农村发展、工业运行、居民收入、财政形势、金融前景、能源形势、房地产经纪、外贸形势及气候变化等，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部门对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与预测。
慎言去全球化（代前言）
李 扬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危机逐步深入，去全球化现象由微而著，并引起全世界越来越大的担心。这是一个关乎全局的大判断，因而必须认真分析，仔细推敲，不宜轻下结论。我们认为，与其说当今世界出现了去全球化趋势，毋宁说，主宰世界200余年的传统全球化范式渐趋式微，已经不能符合变化了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世界正在通过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再平衡”，积极探索全球化的新理念、新范式和新路径。
一
回溯200余年全球化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全球化，只是形成了少数发达经济体的俱乐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广大殖民地及落后国家进入全球经济体系，实是被其宗主国“裹挟”而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体之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也是被发达经济体作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过剩产能转移地来看待和“辐射”的。这种全球化留下的最主要遗产，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明显地形成了“中心-外围”体系，以及在世界秩序中的等级差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阵营的分野和对立。
在这种“中心-外围”全球体系中，发达经济体显然是主宰一切的“核心国家”，它们主要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同时致力于“制造”并向其他国家输出各类的“规则”“标准”“秩序”“最佳实践”。在另一端，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外围国家”，广大新兴经济体承接了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依托低廉的劳动成本，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主要从事传统的制造业，并以不合理的价差同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产品相交换，同时，被动地接受各种冠以“国际惯例”“最佳实践”等基于发达经济体之实践和价值标准之上的规则、标准、秩序和最佳实践。
依托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所形成的全球化经济，深刻地蕴含着失衡的因子。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这种失衡，在规模上还不甚显著，因而尚可通过各国间的政策协调予以调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以中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日趋恶化，失衡由微而著，终至不可收拾。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全球贸易赤字的22％集中于全球排名前五的国家；本世纪头十年，这五个主要国家便已经占据全球贸易赤字的76％。当不平衡的问题变得规模巨大、长期延续且集中于少数国家时，这个世界就遇到了真正的难题。
为了平衡缺口，就有了核心国家日益依赖各种金融服务乃至径直用国际储备资产来与外围国家的制造业产品相交换的情形，进一步，则形成发达国家成为债务人、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为债权人的荒谬局面。这正是传统的全球经济秩序失衡因而难以持续的主要原因。
现在，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发展模式正在逐渐弱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所谓去全球化，其本质只是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巨变的表现形式之一。
二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全球贸易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相对变化，得到准确把握全球化动态的标尺。以下四组数据清楚地显示了近年来全球化的变化轨迹。
1960～2015年，按实际值计量，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达到6.6%，同期，全球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5%。这样一种相对增长，是全球化顺畅发展的表征。
然而，2008～2015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按实际值计量仅为3.4%，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2.4%。不仅贸易增速放缓，而且贸易增速与产值增速之间的差距也急剧缩小。
特别是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连续5年降至3%以下，勉强与GDP增长同步。这表明，各国经济开始“失联”，去全球化趋势显露。
2013～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率甚至低于全球GDP增长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2016年《发展报告》也尖锐指出：“在商品领域，85%的产品系列贸易增长放缓，其中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增长放缓最为明显。”贸易增长低于经济增长，而且连年持续，说明去全球化已经蔚成趋势。
以上数据告诉我们，去全球化的趋势，自本轮危机开始便在酝酿，2013年则进入了加速进程。
三
全球化是一个可以使得参与各国都得到好处的进程，当然，居于这个进程主导地位的发达经济体，分润了更多的好处。迄今为止，发达经济体使用的能源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它们享受的生态环境优于别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它们至今仍然处在全球整个资本、商品及服务流的高端；它们是全球教育体系的中心；它们是最大的旅游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们至今仍然是绝大多数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并仍然不断挥舞着这些规则在责难直至“制裁”他国；如今世界500强的公司，多数仍是西方国家的公司。
然而，正是这些享受着全球化最大好处的国家，如今正在去全球化的浪潮中推波助澜。仔细分析，其缘由是多重的。
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人意料地产生了动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主导地位的结果。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作为全球金融风暴的中心，举凡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以及金融结构等，均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长期不得调整，导致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传统全球化格局渐入迟暮。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特别是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彻底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为全球经济发展增添了大量新因素。可以合理地预见，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传统全球治理机制“礼崩乐坏”，是发达经济体走向全球化对立面的又一原因。前已述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下，国际社会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建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并相应制定了专业化的治理规则、最佳实践和惯例。这些机构及其运行规则，共同构成了完备的全球化治理机制。这些机构、规则和机制一向运转有效，但显然未能经受住本轮危机的冲击。2007年以来全球反危机的实践告诉我们：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既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更无法适时应变日趋复杂的非传统挑战，几乎所有的国际治理机构和治理机制都已失灵。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开始崩塌。近年来，全球举行双边、多边峰会的次数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世界仍不安宁，便是全球治理机制“礼崩乐坏”的明证。
总之，数百年来，发达经济体已经习惯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保持巨大落差的优越地位，他们不能接受广大后发国家“赶上来”的现实；一旦这种状况出现，他们不由自主地就会发出特权和优越感丧失的哀鸣。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10月5日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协议后发表的声明，就清晰地表达出他们的内心语言：“当超过95%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的国境之外，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
四
如果将自全球危机开始显现的去全球化浪潮完全归结为某种背离历史发展的逆流，甚至归诸“阴谋”，那肯定过于简单，甚至是偏颇的。因为，去全球化有其“不得不为之”的必然性，而且有着“纠偏”的必要性。
从发达经济体的立场考虑问题。我们先不妨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表态和表现，固然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传统全球化的否定，但是，其基本的趣向，还是要另辟蹊径，重塑全球化的格局，同时重拾对全球化的引领和掌控。TPP、TTIP云云，本质上还是某种“另起炉灶”全球化方案。至于特朗普，虽然多有保护主义言论，而且其某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确实会产生去全球化的效果，但是，在“美国优先”的总方针下，我们还是看到了其推进全球化的新思路：一方面，他所领导的美国新政府不愿像历届美国政府一直热心做的那样，成为全球化之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他要求自己的盟友和类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也承担这种责任和成本；另一方面，美国新政府一改过去主要在多边框架下推动全球化并寻求美国利益的老路子，转而主要通过双边框架，一对一地推动同各国的经济交往并以此寻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日益强烈地感觉到变化的必要性。不妨以中国为例。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严重地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经济增长对内过度依赖投资，对外过度依赖外需，是其主要表现。所谓“过度依赖外需”，无非指的是我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政策，从而造成进出口总额以及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过高。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使得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我们必须扭转这种状况。经过多年努力，这一目标已经基本达到：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最高时曾达到65%，2016年已降至32%；我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也从最高时的16%，降至2016年的4.5%，经常项目顺差占比更降到2.8%。应当说，经过持久不懈的努力，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的状况已经得到有效扭转。然而，倘若将这一成就置于全球化的框架中分析，结果又将如何呢？毋庸讳言，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降低的过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这种从粗放和外延向精细和内涵的革命性转变，同时客观上产生了去全球化的结果。放眼世界，20世纪中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客观上都产生了促进全球化发展的结果；本轮金融危机以来，为了克服全球经济失衡，多数国家都对本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从而大大减少了贸易顺差（或逆差）。多数国家都如此行事，合成的结果自然就是贸易增长低于GDP增长，显示出去全球化的趋势。
如果再将由贸易差额变化引致的资本流动的变化考虑在内，并考虑到各国都在致力于在本国内平衡储蓄和投资，那么，各国调整本国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去全球化结果将更为明显。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联合国贸发会议2017年2月1日公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中，虽然全球跨国投资总量在减少，但在国别层面上显示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新动态。当年引资排名第一的，就是那个宣称要搞保护主义的美国，引资3851亿美元，增长11%；排名第二的则是刚刚“脱欧”因而被视为去全球化急先锋的英国，引资1790亿美元，增长了近6倍；中国排名则下降为第三，引资1390亿美元。这种情况似乎说明，改换一种思路或格局，围绕美、英展开的全球化，依然有着强劲的动力。
调整的必要性还存在于全球化成果的分配上。诚然，根据所有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学习过的比较优势理论，贸易参与双方均会收获“得自贸易的收益”，而且整体所得一定大于所失。然而，就在人们喜悦地看到“帕累托效率改善”总是伴随着国际分工和协作的深化如期而至之时，一个绕不开的福利问题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全球化的深化固然使各方受益，但是，受益的程度可能有霄壤之别；当全球贸易带来的超额好处在危机逐渐深化过程中趋于消耗殆尽的今天，确保这些好处被广泛分享就变得无比重要。简言之，由贸易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已经累积到不可忽视的程度了；平息利益受损者之不满，建设一个更为公平的世界，成为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回避不了的严峻挑战。
如此看来，如果将国内因素和全球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如果将全球化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效应同其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效应结合起来分析，特别是，如果我们将以上因素置于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本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深刻背景下去分析，“去全球化”显然是一个原因、过程和结果都相当复杂的事情。我们倾向于认为，如今去全球化的种种现象确实证实了旧全球化模式之不可持续，然而，这些现象同时意味着，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寻找本国发展战略与全球化步调相契合的新机制和新格局。
我们应慎言去全球化。
李扬，男，汉族，1951年9月出生，安徽怀远人，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1968年11月至1970年12月，安徽淮南唐山乡插队；1970年12月至1978年2月，安徽淮南建筑安装总公司工人；1978年2月至1981年12月，安徽大学经济系学生；1981年12月至1984年12月，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委培）硕士研究生；1984年12月至1986年10月，安徽大学经济系教师；1986年10月至1989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博士研究生；1989年7月至199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1991年6月至199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财贸金融室副主任（其间，1991年8月评为副研究员）；1994年3月至1995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财贸金融室主任；1995年2月至199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其间，1995年8月评为研究员）；1998年9月至1999年3月，赴美访问学者；1999年3月至200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其间，2000年1月换届选举为党委副书记）；2003年2月至200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临时党委书记（其间，2003年11月选举为党委书记）；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至201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金融研究所所长。2011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理论与政策、国际金融、宏观经济、资本市场、财政理论与政策等。
李平，男，1959年6月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技术经济学学科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技术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研究工作。主持参与多项国家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和宏观经济预测，包括“我国未来各阶段经济发展特征与支柱产业选择(1996～2050)”“中国能源发展战略(2000～2050)”等项目研究；参加“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工程”等国家跨世纪重大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论证，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审查委员会专家，起草南水北调综合审查报告，国家京沪高速铁路评估专家组专家。
李雪松，男，1970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信部工业经济分析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1991年获西安交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94年获硕士学位；1997年获北方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199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出站后留所工作。1999年评为副研究员。1998-2000年，与荷兰中央计划局(CPB)合作开展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开发与应用研究工作。2002-200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从事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评价研究工作，2003年任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任研究室主任，2006年评为研究员，2008年评为博士生导师。200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2016年6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纪委书记、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政策的宏观与微观效应评价。
张平，男，1964年生于北京，广东梅县（客籍），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曾经参加和主持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劳工组织等多项国际合作。两次主持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和国家交办的课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宏观政策和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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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292
Contents／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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