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王安石的变法，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一直饱受攻击与诟病，尽管也有一些辩诬之作，但总体影响不大。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则是20世纪为王安石及其新法翻案的首出之作，基本奠定了近代以来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基调，影响深远。本书详尽叙述了荆公的时代、荆公的传略、执政前的荆公、荆公与神宗、荆公的政事，分民政财政军事教育选举等；荆公之武功、罢政后的荆公、新政的成绩、新政的阻挠与破坏，荆公之用人与交友、荆公之家庭、荆公之学术与文学等。梁启超在该书中引用多种史料钩沉发微、衡量是非，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一段真实的北宋中期的历史。同时，梁启超也借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抒发自己的改革理想。
王安石是北宋神宗年间名臣，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的变法也饱受世人的争议。本书作者梁启超本身也是一位改革家，曾参与清末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为王安石作传，包含着梁启超对自己人生的感慨。所以他称赞王安石“安石不仅为中国大政治家，亦为中国大文学家。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王安石传》是代表其立宪理想的现代传记经典。梁启超在该书中引用多种史料钩沉发微、衡量是非，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一段真实的北宋中期的历史。本书视角独特、史实丰富、论述严谨、评价公允，可谓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此书呈现了改革家眼中的改革家，变法者眼中的变法者，见解尤为独到。读此书，既有助于理解中国历史，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曾与其师康有为共同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后则主共和，反对帝制；晚年专以著述讲学为务，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王安石传》：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
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竞，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宋之不竞，其故安在？始焉起于太祖之猜忌，中焉成于真、仁之泄沓，终焉断送于朋党之挤排。而荆公则不幸而丁夫其间，致命遂志以与时势抗，而卒未能胜之者也，知此则可与语荆公矣。
宋艺祖之有天下，实创前史未有之局。何以言之？昔之有天下者，或起藩封，或起草泽，或以征诛，或以篡禅。周秦以前，其为天子者，大率与前代之主俱南面而治者数百年，不必论矣。乃若汉唐之兴，皆承大乱之余，百战以剪除群雄，其得之也甚艰，而用力也甚巨。次则曹操、刘裕之俦，先固尝有大功于天下，为民望所系，即等而下之，若萧道成、萧衍辈，亦久立乎人之本朝，处心积虑以谋此一席者有年，羽翼已就，始一举而获之。惟宋不然，以区区一殿前都检点，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亦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陈桥之变，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夺国于孤儿寡妇手中，日未旰而事已毕。故其初誓诸将也，日：“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盖深惮之之词也。由此观之，前此之有天下者，其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夫能以他力取诸人以予我者，则亦将能以他力夺诸我以予人。艺祖终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而有宋积弱之大原，皆基于是矣。
以将士拥立天子，创于宋。以将士劫天子而拥立帅，则不起于宋而起于唐。唐代诸藩镇之有留后也，皆陈桥之先声，而陈桥之役，不过因其所习行者加之厉而已。夫废置天子而出于将士之手，其可畏固莫甚焉。即不然，而将士常得有所拥以劫天子，则宋之为宋，固不能一日而以即安。宋祖有怵于此，故篡周以后，他无所事，而惟以弱其兵弱其将为事。夫藩镇之毒天下，垂二百年，摧陷而廓清之，孰云非当？然谊辟之所以处此，必将有道矣，导之以节制，而使之为国家捍城。古今中外之有国者，未闻有以兵之强为患者也。宋则不然，汲汲焉务弱举国之民，以强君主之一身，曾不思举国皆弱而君主果何术以自强者。宋祖之言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不计寝门之外，大有人图侬焉。夫宋祖之所见则限于卧榻而已，此宋之所以为宋也。
汉唐之创业也，其人主皆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之远志。宋则何有焉？五季诸镇，其芟夷削平之功，强半在周世宗，宋祖乃晏坐而收其成。所余江南蜀粤，则其君臣弄文墨恣嬉游，甚者淫虐是逞，人心解体。
兵之所至，从风而靡。其亡也，乃其自亡，而非宋能亡之也。而北有辽，西有夏，为宋室百年之患者，宋祖未尝一留意也。谓是其智不及欤，殆非然，彼方汲汲于弱中国，而安有余力以及此也。
自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为国史前此未有之耻辱，及周世宗，几雪之矣。显德六年，三关之捷，契丹落胆，使天假世宗以期年之寿，则全燕之光复，意中事也。即陈桥之役，其发端固自北伐，其时将士相与谋者，固犹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出征也。
使宋祖能乘契丹凋敝震恐之时，用周氏百战之兵以临之，刘裕桓温之功，不难就也。既不出此，厥后曹翰献取幽州之策，复以赵普一言而罢。夫岂谓幽州之不当取不可取，惧取之而唐代卢龙、魏博之故辙将复见也。①自是以后，辽遂得夜郎自大以奴畜宋人。太宗北伐，倾国大举，而死伤过半。帝中流矢，二岁而创溃以崩。乃益务寝兵，惟戢首贴耳悉索敝赋以供岁币。真宗澶渊之役，王钦若请幸江南，陈尧叟请幸蜀，使非有寇莱公，则宋之南渡，岂俟绍兴哉。然虽有一莱公，而终不免于城下之盟。至仁宗时，而岁币增于前者又倍，辽之病宋也若此。
李氏自唐以来，世有银夏，阻于一方，服食仰给中国，翘首而望内属之日久。及河东既下，李继捧遂来归，既受之使移镇彰德。苟乘此时，易四州之帅，选虎臣以镇抚之，鼓厉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断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边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图功名，宋自此无西顾忧矣。乃太宗赵普，袭艺祖之故智，誓不欲以马肥士勇盐池沃壤付诸矫矫之臣，坐令继迁叛归，而复纵继捧以还故镇，徒长寇而示弱。故继捧北附于契丹，继迁且伪受降以缓敌。及元昊起，而帝制自雄，虔刘西土，不特掣中国而使之不得不屈于北狄，乃敢援例以索岁币，而宋莫之谁何。
以大事小，为古今中外历史所未前闻。夏之病宋也若此。
夫当宋建国之始，辽已稍濒于弱，而夏尚未底于强。使宋之兵力稍足以自振，其于折箠以鞭笞之也，宜若非难。顾乃养痈数十年而卒以自敝者，则艺祖独有之心法，务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传诸后昆，以为成法，士民习之，而巽懦无勇，遂为有宋一代之风气。迨真、仁以还，而含垢忍辱，视为固然者，盖已久矣。而神宗与荆公，即承此极敝之末流，荷无量之国仇国耻于其仔肩，而蹶然以兴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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