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光哲
对于一个行者来说，诗和远方是最好的自我安慰。而对于段立生先生来说，行走就具有了精神炼狱般的意义，也就是余秋雨先生所说的文化苦旅。但段先生又不像余先生，因为从一部《行走的境界》里，我读不出一个苦字来。相反，段先生带给我的是一种喜悦，这种喜悦就像朱熹说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感觉。
说到境界，我们都会想起王国维的三境界说。行走有没有三重境界或者多重境界？肯定是有的。但行者无心，言者有意，无论哪种说法，恐怕都难以服众。说到段立生先生的行走境界，我只能说，那是一种我们曾经在法显、玄奘、徐霞客身上看到过的境界。
对于一个行者,最有意义的不是走过什么地方,而是给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的人以无限的遐想。从更广阔的意义来说，行者是在这个世界上特立独行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脚步，会给后来者以前行的力量。
段立生先生的行走是从美国开始的。至于《行走的境界》一书为什么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药师经变〉壁画》开篇，我想大概是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幅《药师经变》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吧，诚如他在文中所说：我第一次看到这幅壁画的时候，心灵受到震撼。如此气势恢宏、构图精美、色彩艳丽、保存完好的中国古代壁画，我还是首次看见。我也去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印象中竟然没有这幅《药师经变》，这就是行者境界的不同了。读段先生的这篇文章，算是稍为弥补了我的这一遗憾。尤其是他如数家珍般讲述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让我完全信服了他所说的读画如读史的道理。同样是在美国的行走，《巡游阿拉斯加》《寻觅阿拉斯加的华人踪迹》《圣塔莫尼卡的街边艺人》《美国佛教圣地万佛城》《得州的牛仔与最牛的华人》《亨廷顿图书馆的中国情结》等篇，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多元化的美国。特别是他的美国的图书馆之多，堪称世界之最的感叹，我深有同感。
《行走的境界》的行走路线是沿着人类文明的历程倒着走的。所以，段立生先生从美国出发，首先来到了土耳其一个连接欧亚大陆的纽带（《土耳其连接欧亚大陆的纽带》）。我也曾有幸去过这个伟大的国度，也曾在伊斯坦布尔强烈地感受到欧亚文明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融。特别是面对著名的埃及尖顶方石碑，一种悲怆之情油然而生，如同面对颐和园的残垣断壁。但段先生不像我们这样走马观花，他深入到了土耳其充满光荣和悲伤的历史的深处。
段立生先生带着我们继续往回走，于是来到了希腊。从《希腊的宗教与文明》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古希腊人信奉的宗教，与现今世界上广为流传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它没有宗教的创始人，没有现代宗教必备的一切外在形式，只有浩如烟海的神话故事和传说。而在希腊的神话世界中，宙斯是至高无上的神，是众神之王。从某种意义上讲，希腊诸神只有首先变成人，才能最终变成神。人性和神性的有机结合，使得希腊的神祇具有很大亲和力。我也曾经造访过文中描写的雅典娜女神庙，但很遗憾地与宙斯神庙、特洛伊遗址、雅典大学等擦肩而过，特别是未能去雅典大学拜访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坐像以及旁边两根高耸的石柱上的雅典娜女神和太阳神阿波罗的塑像，更是后悔不已。当读到段先生我想，神在天上，人在地上，倒也合乎逻辑一语时，我就更加神往了。而《三看特洛伊》一文则让我再次想起那部伟大的电影《特洛伊》中恢弘的场面。
段立生先生的行走路线没有绕开两个同样伟大的国家
俄罗斯和意大利。
从《圣彼得堡：造型艺术之城》《俄罗斯的教堂》《米兰大教堂》中，我们可以读到同样精彩的文字。
埃及是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段立生先生行走的重要一站。《永恒的金字塔》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世界上最大的学问，莫过于关于死亡的学问。生是短暂的，死是永恒的。所以，古埃及人把金字塔作为死的归宿，金字塔就是永恒的了。作者写道：当我站在尼罗河的西岸，站在开罗城与沙漠交汇的吉萨区，抬头仰视高耸入天的胡夫金字塔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天哪，这究竟是如何建成的？这么雄伟，这么神奇，这么壮观，这么扑朔迷离，这么不可思议！金字塔是永远解不开的谜。这样的感受我是没有的，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埃及。相对于《埃及的神庙和对太阳神的崇拜》的专业性，《地底下的埃及》则直抵人心，因为古埃及的墓葬壁画展示了一个虚拟的地底下的世界。埃及墓葬的内容丰富多彩，其核心是展示人由生到死，再由死到复活的轮回。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底下的埃及，比地面上的埃及更精彩。这种观察，就更不是一般的旅行者所能拥有的了。
最后，段立生先生的行走回到了我们亚洲。段先生告诉我们：首尔是韩国的首都，旧称汉城，古代作为李氏王朝京城600余年，留下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别是景福宫，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华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影响，但也可以明显感受到韩国传统民族文化璀璨的光芒。（《首尔看王宫》）吴哥的繁荣终究逃脱不了最后的毁灭。其毁灭的原因中外学者曾作过多方探讨，诸如泰人的入侵、战争的破坏等，似乎都没有说到问题的症结。唯有最近流行的吴哥毁于生态失调的说法，点到了要害：吴哥的灭亡是由生态原因造成的，包括过度砍伐和干扰城市水道。（《解读吴哥》）人类的历史长河，从远古的蛮荒时期，到出现宗教文明，渡过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步入近现代的工业社会，其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不同历史阶段景象，一般说来只能到历史教科书中去找寻。然而，在尼泊尔我们却亲眼看到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都汇集在同一国家、同一社会中，当今的尼泊尔人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特别是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园，不仅属于尼泊尔，它应该属于全世界。（《生活在历史长河中的尼泊尔人》）
在行走亚洲的各篇文章中，除了浏览《老挝掠影》《走马满剌加郑和仍在马六甲》《塔城蒲甘》《印尼巴厘岛的宗教情结》《巴厘舞蹈的风情》外，我重点阅读了《越南的铜鼓》一文。我对铜鼓文化也是情有独钟的。目前世界出土的铜鼓以云南万家坝型铜鼓的年代最为久远，相当于春秋中期至战国前期。所以云南是铜鼓的发源地，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接下来就要数越南的东山铜鼓最负盛名，而东山铜鼓是越南东山文化的代表。《后汉书马援传》有（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的记载。段先生告诉我们：关于铜鼓的称谓，中国人视其外观像鼓，又是用青铜制成，故称之为铜鼓；越南和其他许多国家，是用铜鼓敲击时发出的响声来命名，称为Drum。所有类型的铜鼓在鼓面中央都毫无例外有一个圆形的太阳，向四周发射出光芒。中国学者称之为太阳纹，而越南学者则称之为星光纹，并根据光芒的数目，分为8条星光纹、10条星光纹、12条星光纹等。太阳代表白天，星星代表黑夜；白天是阳，黑夜是阴。太阳纹和星光纹或许反映出古人观察天象历法的不同视角，即以观察太阳周期运动而形成的太阳历和以观察月亮周期变化而形成的太阴历。作者写道：在越南考察铜鼓，每有所得，喜不自胜。这让我想起了五柳先生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神态。
段立生先生的行走最后在泰国落幕，我想这是他的精心安排。段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泰国史专家，几乎无人能及。相对于他众多的泰国史研究著作，《洛坤大金塔记》《巴真武里的菩提树》虽然短小，但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行者形象。正如他在文中写到的，当今泰国社会佛教之盛行，超过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泰国宗教厅的统计，截至1992年底，全泰国共有寺29322座，且每年还呈递增之势。因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在一株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所以菩提树成为佛教的标志，正像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一样。拜菩提树即拜佛。至于段先生为何以《剃度》一文作为结束，我想这是一个充满人类悲悯情怀的历史学家的本性流露吧。
跟随段立生先生行走了大半个世界，我们不难看到，《行走的境界》所达到的境界不是一般的旅行笔记或者旅游文学所能企及的，就像《大唐西域记》和《徐霞客游记》，不仅可以当作历史教科书来读，而且可以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精神标识。
我和段立生先生相识，缘于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上的东南亚文明：泰国》。这是一本由著名出版家、著名历史学家和著名摄影家共同完成的极优秀的出版物，三剑合一。三剑的主角分别是主编李元君、撰文者段立生、摄影者连旭。在讨论《丝绸之路上的东南亚文明：泰国》的选题时，我就对段先生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当我认真阅读完整部书稿后，我深深为段先生渊博的知识和优美的文笔所折服。在广西民族大学举办《丝绸之路上的东南亚文明：泰国》读书分享会时，看到段先生和师生充满睿智的交流，深感他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后来有机会去昆明拜访他，曾多方讨教，其情其景，今天想起来仍令人感动。
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出版也进入了新时代。新出版的根本标志是出版更多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和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行走的境界》是可以称之为这样的优秀作品的。
承蒙段立生先生的盛情，虽然自觉才疏学浅，仍然欣然从命,谨以此序,为一读书心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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