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全集（1-4卷）》收入现在所见高长虹全部作品，包括已出版的作品集、未收入集子的单篇作品和报道中引用的书信或谈话，以及译文。
《高长虹全集（1-4卷）》全书分四卷：一、二、三卷为前期作品，主要是狂飙社时期作品。其中一、二卷为已出版的作品集，大体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个别有调整，第一卷以诗和散文为主，第二卷为其他形式。第三卷为早期和狂飙时期未人集作品，狂飙解体后在日本所写附于这卷之末。第四卷为抗战时期作品，包括两个集子和未人集作品，以《政治的新生》始，以《延安集》终。
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生于一八九八年，约卒于一九五四年春天，享寿五十六岁。
高长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写了各种形式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文章，编辑出版过大都以《狂飙》为名的十几种杂志和六七种丛书，他的个人杂志《长虹周刊》至少出版二十二期。他的作品，以诗和散文成就最高，既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有独创价值。高长虹是最早使用现代派手法、特别是象征派手法写作的作家之一。他的某些作品一出版，就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
高长虹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一九二四年八月，他发起组织了狂飙社，开头是一群山西文学青年，几个月后成为一个全国性社团，成员来自十多个省份。狂飙社是五四以来仅次于文学研究会、我国第二大文学社团，其成员在七十人左右。狂飙社又是其活动范围远远超过文学的一个社团。它后期开展狂飙戏剧运动，在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太原、厦门等六个以上城市演出。它还涉足出版印刷和妇女解放等领域。狂飙社又是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输送新鲜血液很多的一个社团，它的主要成员除三四人外，后来全都参加了革命，有许多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在狂飙社后期，它的主要成员都入了党，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使高长虹徒手无援，狂飙社后来难以生存，走向解体，这是客观原因之一。
高长虹在北京开展狂飙运动之初，就受到鲁迅的称赞和器重。鲁迅创办《莽原》，首先邀请参加的是高长虹。鲁迅同乡文学青年许钦文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本应鲁迅作序，但他让给高长虹，而且一直坚持，始终不变，这在鲁迅一生是惟一的一次。后来两人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激烈的言辞，但鲁迅后来肯定了高长虹为编《莽原》而付出的辛苦和文学成就。鲁迅说他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但这句话对高长虹似乎并不适用。“文革”以前长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磐石，在给诗人王玉堂和董大中的一封信中说：“在二十年代的我国文坛，长虹是一位有相当影响的人物。长虹倡导的狂飙社，同样是当时国内有相当影响的文学社团……”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公允的。
高长虹一生，积极追求进步。青年时代，高长虹受歌德“狂飙突进运动”影响较深，想在中国也开展一场狂飙运动，所以他把他所组织的社团称作狂飙社。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高长虹支持他的弟弟和朋友加入共产党；他的三弟高远征在中学时代就担任党的支部委员，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一次突围中光荣牺牲。他鼓励朋友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六年冬天，他亲眼看到了上海工人在三次武装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世界观发生转变，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把“士”(知识分子)解放出来，他对工人阶级表示了崇敬，不久把名字上的“虹”改为“红”。在搞狂飙戏剧运动期间，英文版《资本论》是他经常阅读的一本书，也是他立意研究经济学的最大动力。三十年代初，他放弃文学事业，远赴日本，目的之一，是研究新生的苏联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愤而离开日本，远渡重洋，前往德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三八年，高长虹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重庆，他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员，写作了大量政论、杂文和诗歌，对抗战多所建言，同时一改过去写作风格，大力提倡文艺大众化，支持工农兵群众写作。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官员的贪污腐败，高长虹难以忍受，撰文质问“为什么我们的抗战不能胜利？”发出“这社会得换一副面孔”的呼吁。他要寻找光明。一九四一年春天，高长虹离开重庆，徒步数千里，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以后再未动摇。他把他最后一部诗集命名为《延安集》，乃是他献给革命的一份礼物，也表现了他对革命圣地的热爱、尊敬和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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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生于一八九八年，约卒于一九五四年春天，享寿五十六岁。高长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写了各种形式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文章，编辑出版过大都以《狂飙》为名的十几种杂志和六七种丛书，他的个人杂志《长虹周刊》至少出版二十二期。他的作品，以诗和散文成就最高，既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有独创价值。高长虹是最早使用现代派手法、特别是象征派手法写作的作家之一。他的某些作品一出版，就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
第一卷 精神与爱的女神
闪光
心的探险
光与热
给——
献给自然的女儿
草书纪年
时代的先驱
春天的人们
第二卷 曙
实生活
走到出版界
青白
游离
神仙世界
八正院的掌故
在我的家里，我常被叫做一个冷淡的人。也许他们是对的，所以一天正在家人欢聚的时候，我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想着十数年前在这个屋里住过的一个毫无瓜葛的老人。
在那时，这个屋子和这个屋子所坐落在的我们的正院，已经有好多年被我的三祖父卖给一个铁店的掌柜，做了伙计院。我所说的老人，便是给那掌柜做伙计的，正住在这个屋里。他大概是我八九岁时搬来的，一直住到——不记得了，大概总有五六年的样子。他是个很和气的老人，对于我们家里的人，尤其对于我，特别要好。所以他以后虽然搬走了，我以后也到外面去了，后来还听说他已经死了，然这在十几年我的回忆中，却时常有他存在着的。
关于他的琐碎的事情，很有几件，曾使我当时起过一些新奇的感想的。例如：在我所见过的家里，都是女人做饭，而他却是男人做饭。我的祖母，我的伯父们，都叫他“血哥”，我和我的兄弟们也都叫他“血哥”，好像我们都是同辈似的。在我们那里，只有女人才骂人”挨刀鬼“，而他骂他的两个孩子时候，却也骂”挨刀鬼“。我当时很以为这是因为他做饭的缘故，变了女人的说话。诸如此类，都使我惊奇，莫名其妙。
他时常叫我吃他的饭。他的饭做得也未必好，然我吃着，却觉好比我家的香了好多。
他喜欢同孩子们玩笑，给孩子们谈一些故事，这大概也是我同他亲热的一个缘故。一天，对着很多的人，他指着我说道：“这孩子鼻子很大，‘雀儿’一定也大哩！”说得人们都笑了，我却羞得红了脸，好像不敢见人了似的。真可恶，他偏有本事，还要发表他那不知道如何得到的一条定律道：“凡鼻子大的孩子，‘雀儿’便大。”但一会儿后，我便什么都忘记了，我们又谈起别的话来。
他所谈的故事里边，有一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而且还时常对我自己复述。他说：“高怀德病了的时候，赵匡胤每天打发人看他去。一天，他对他老婆说：‘赵匡胤真有交情，我病成这个样子了，他还每天打发人来看我。交下这样朋友，我虽死了，也很过意的了，他老婆很聪明，叹了口气说道：‘他那里是看你，他是看他那颗印哩！你不信，明天把印给他带回去，保准以后再不看你来了。’高怀德不信，便照他老婆的话做了，果然，一直等了三天，再没有一个人来。高怀德气得叫了三声，便死过去了。”这个故事，也许是我少年时所得到的一个最好的教训，比我所读过的哲学书都有味得多。
可惜这样的老人便很早的死去了！那天，我在某处还遇见他的二儿子，居然也同我说话了。好几年他不同我说话了，一定是因为他听说我快要一个月赚六十块钱的缘故吧？听说他媳妇很不规矩，前几年把鼻子也掉了。唉，可怜的死去的老人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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