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外研究（2014年第1期·总第2期）》主要内容包括：从奈达的翻译标准来看《江泽民文选》的翻译实践、《江泽民文选》翻译工作的心得和体会、论意识形态对政治文献翻译的操纵、依循政治的逻辑、中央文献翻译中的等值问题、论翻译中的忠实原则、何为启蒙？我之管见、文学翻译、论汉诗英译中英语语言优势的发挥、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看、赵元任对谐音修辞的顺应翻译、外宣英译中的表达策略等。
文献翻译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的读者意识
国家机构对翻译活动的规范
从奈达的翻译标准来看《江泽民文选》的翻译实践
《江泽民文选》翻译工作的心得和体会
论意识形态对政治文献翻译的操纵
依循政治的逻辑
中央文献翻译中的等值问题
论翻译中的忠实原则
何为启蒙？我之管见
文学翻译
论汉诗英译中英语语言优势的发挥
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看
赵元任对谐音修辞的顺应翻译
外宣英译中的表达策略
翻译教学
对“学术型”翻译硕士研究生（MA）
培养模式的再思考
关于《日语翻译与实践》课程建设与
教学改革的探讨与研究
英语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及其恰当处理
翻译教学中文化信息的处理
论汉译法中的语篇视点问题
翻译纵横
论社会科学文献英译中的引文规范
中国人的语言认知与“望文生义”
企业对外宣传资料翻译中的法律意识
翻译过程中语域对文体功能的制约
译者主体性在新闻翻译中的彰显
从有关翻译的隐喻看翻译的本质
马列著作的译者集合了中国老一辈翻译家，如师哲、张仲实、姜椿芳等，另外，中央编译局还专门从北京、上海等地选拔了多名精通俄语的译者。根据宋书生（2003）的记载，为提高翻译质量，中央编译局译员对每篇译文都要经过七八次校改。以《斯大林全集》第1卷为例，其译文每一万字校改的时间平均为220小时。疑难问题，有争论的问题，都被提到全局业务会上讨论解决，为第1卷举行的业务会达28次之多，总计100小时以上。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亦是如此。除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专职翻译之外，《毛选》第四卷英文组翻译组长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徐永瑛先生和曾在剑桥大学留学的程镇球先生，小组成员也都是当时有名的翻译精英，有杨成芳、陈龙、王佐良、金岳霖等，钱钟书先生也曾参加过《毛选》的翻译。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校对程序也十分严谨和规范。据曾参与过《毛选》翻译的刘习良（2009）回忆，从开始翻译到最后定稿大概要经过八道程序，包括初稿、改稿、初定、核稿、专家改稿、专家讨论定稿、通读、最后定稿。与此同时，还有专人负责全书名词和规格的统一。
由此可见，义务规范对译文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若不是中央编译局本着对原作负责、对读者负责的原则，马列著作及毛著的翻译不可能有如此高的质量。
2.交际规范
切斯特曼（1997:69）指出交际规范要求译者扮演好桥梁作用，使交际各方的沟通达到最佳状态。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知道马列著作和毛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理论，译者不能随意对原文进行增减或修改。但是，由于原作内容复杂、深奥，毛著中涉及大量中国特色的文化词汇，而读者的文化水平又参差不齐，若译者严格按照原作形式内容照翻译过来，很容易使读者不理解其中内涵。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中央编译局做出了许多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撰写注释。
1986年，中央编译局决定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编译，这是因为由于当时翻译人才的紧缺，第一版在翻译质量上参差不齐，有的是从俄文转译过来的，难免与原文有所出入，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其次，第一版收录的文献并不全。为了使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原作，中央编译局不仅在译文质量上严格把关，还自己撰写了前言、注释和各种索引材料。
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中央编译局也十分注重注释的撰写。如在《毛选》第一卷中提到：“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第一卷，5）。”翻译的时候，中央编译局在后面加了注释“Marshal Chaois Chao Kung-Ming，God of Wealthin Chinese folklore（volumeI，15）”。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中央编译局就为其撰写注释18处，长达3页。中央编译局对前言、注释、索引的编写有效清除了读者与原作之间的障碍，使广大读者能够更准确、深刻地理解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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