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取则行远。”博雅教育是通向“行远”的途径，也是书院学习和训练的要义。行远讲座是行远书院教学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办行远讲座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邀请各个领域的名家大师讲学传道，为书院乃至全校的广大师生，提供一个开拓视野、交流思想、启迪智慧的平台，引导和激励同学们在学习与反思中发掘自我、鉴往知来、融会中西、兼备文理，充分汲取人类文明成果，进而助力学生成长，造福国家和社会。
大学的目的是培养能够解决社会未来问题的人才，长期以来，有识之士都知道目前的专业教育不能满足这一任务，开始提倡通识教育，企图弥补专业教育之不足，以培养文理兼备的未来社会栋梁之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达到期望的目标。过去卅多年，海峡两岸已经开过的一两百万门通识课中，达到既博又雅的标准的课程寥寥可数。
中国海洋大学对通识教育相当重视，践行“通识为体，专业为用”的通识教育理念，以培养面向未来社会，文理兼备、关怀社会的复合型人才。所不同的是，海大决心做新的尝试，以成立“特区”的方式，用实际行动推动通识教育再起步。2015年5月，行远书院有幸在这个契机下成立，成为学校通识教育的实验区和本科教育改革的“特区”。以校训“海纳百川，取则行远”为书院命名，寄寓着通智卓识、行稳致远的期许。
作为海大教学改革及人才培育的实验“特区”，行远书院同时从课程内容和生活自治两方面进行人才培养的改革。一年半来，书院已开出六门跨越学科及时空的博雅课程：大学之道，日常物理，中国文化传统，世界文明史，数学天文与物理，以及全球化。今年将继续开出第七门及第八门博雅课程：大海洋及宇宙大历史。这八门课程构成一个知识体系，透过广博的视野及严谨的内容，提供学生宽阔的知识背景及培养学生思维的能力。同时，通过学生生活的自治，磨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及青年弟子从事大人之学之谓也。既然立志做大人，自然应该建立自我期许，并且发展宽阔的视野，因为视野决定格局，格局决定未来。行远书院定期举办行远讲座，希望通过邀请各个领域的名家大师讲学传道，为书院乃至全校的广大师生，提供一个开拓视野、启迪智能的平台，引导和激励同学们在学习与反思中发掘自我、鉴往知来、融会中西、兼备文理，充分汲取人类文明成果，进而助力学生成长，造福个人和社会。
在2015～2016学年中，我们先后邀请了四位海内外知名学者为行远讲座开讲：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在《中国如何重塑全球秩序》中以大历史观审视中国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资深翻译家、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在《启蒙与爱国》中以独特的视角再现“启蒙”与“爱国”的深层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在《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中从学术视角破译无字地书，寻根问祖，解答何以“中国”；美国航空航天总署（NASA）前首席科学家、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院士黄锷在《地球气候史》中从广饶的数据之海中发掘其背后隐藏的事实，从古气候史切入，研究1亿年来的地球温度的变化。最后，我与行远书院的五位同学为海大师生做的关于行远书院成立一周年实践博雅理念的全校报告《博雅——海大的行远之路》，合计共五讲，现在汇集成册，形成《行远之道——中国海洋大学“行远讲座”实录（第一辑）》。
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一方面要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以宏观的视野分析当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为个人、为社会找出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编辑这本行远讲座演讲实录，既是为了交流学习，也是为了沉潜领悟。这是一个开始，也希望它能成为一个传承的起点。
希望本书的读者，皆能透过讲者的思想的分享和碰撞，看到更多的风景和更远的未来。行远讲座的顺利举行有赖于志刚校长，李巍然、李华军、陈锐等诸位副校长的支持，主讲人和书院同仁的共同合作，以及书院师生的群策群力，于校长还特地为文集作序。在本书出版之际，向诸位致谢！
第一讲
朱云汉：中国如何重塑全球秩序
第二讲
资中筠：启蒙与爱国
第三讲
钱致榕：博雅——海大的行远之路
第四讲
许宏：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
第五讲
黄锷：地球气候史
《行远之道：中国海洋大学“行远讲座”实录（第1辑）》：
中国仍旧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不会自满于现状。它认为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完善、需要改良的地方，而且可以向各个不同的国家继续学习和借鉴。它一直有这样的学习和改善的动力，这是一种非常正面、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思维。我也相信中国的社会基因，因为它的文化传承，可以很容易接受甚至欣赏超越国家利益的一种思维维度，也就是一种天下观的视野、一种义利之辨的智慧，一种面对任何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不会完全以利益的角度来进行交往的判断。中国会想到道义的问题，想到公平合理的问题，可能会有济弱扶倾的道德观念。这个观念在国内也有展现，比如上海、山东支援新疆、西藏，这就是休戚与共、济弱扶倾的具体展现。我相信面对更落后的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中国也可以沿用这样一种基本的思维。
作为一个新兴领导者，中国既要坚持原则，也要有谋略；要有道，也要有术。有道无术寸步难行，不是只有很好的理念就可以制定非常可行的政策。所以中国可以选择性地融人西方主导的规范和体制，尤其是可以公平、合理、兼顾绝大多数人生存发展需求的体制，量力承接西方国家弃守的角色和责任，也要适当照顾西方利益，结合西方国家内部的进步力量，而不是与西方形成一种零和对立的关系。同时，我觉得中国应该更积极地与非西方国家携手开创互利合作空间，突破现有体制对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各种限制。但是一定要循序渐进，可以从冲突低的领域开始先行突破，其中包括生产和交换领域、健康环境和生态领域、信息和网络领域以及知识和意识形态领域。
而深水区的改造世界游戏规则的努力要量力而为，要等待时机，其中包括货币金融、武力安全，还有主权疆域及认同等领域。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带来了重塑世界秩序的巨大可能性，这种愿望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被殖民过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以及制定的游戏规则的合法性，一直是质疑的，也是批判的。但是它们没有能力改变，也无法想象能够改变它。但是现在，这种想象有了实现的可能。今年4月在雅加达，以及接下来在万隆召开的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亚非峰会上，东道主印尼的总统佐科，在回忆60年前的万隆会议时曾说，这是被西方殖民过的非西方国家的合作运动，那个运动最后胎死腹中，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果，也没有续航能力。60年后，虽然国际环境发生巨变，但是基于公正、平等、和谐、繁荣的世界新文明的共同梦想仍未实现，亚非国家需要继续团结起来，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新秩序。印尼总统这段话在西方国家听起来是非常刺耳的，因为很有针对性，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世界秩序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另外，他在此时此刻讲这段话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可能性，而且之所以有底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兴起了。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中国与非西方国家携手合作，努力创建新的全球秩序的过程中，尤其对经济全球化这样的经济活动，它应该有条件、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今天的全球化游戏规则很简单，归纳起来就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是参与全球化的主体，虚拟金融活动凌驾而且威胁了实体经济活动。由于金融资本过剩，导致资源大量集中于中心、集中于龙头，不管是中心城市、龙头产业、龙头国家，大则恒大，强则恒强。
我认为，一个更合理，更公正、更包容的新全球秩序应该做下列改良和改善：第一，从资本友善调整为在劳动友善、环境友善和资本友善三者之间取得新的平衡；第二，从完全让私有经济主导，转为为公有经济、合作经济、共享经济提供发展空间；第三，跨国经济活动和投资、合作，应该不限于之前的参与主体，应该给国有企业、主权基金、开发银行、跨国社会企业、私营经济并行的参与空间；第四，对虚拟金融活动进行相当严格的管制，让金融活动回归它的本质——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第五，让各种弱势经济群体、甚至偏僻的农村群体，都有机会利用网络和数字化生产，参与跨国的、全球性的或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和交换；让过去的中心化趋势获得一定程度的扭转，从而强化个体，强化微型经济，强化边缘群体。增加它们的经济参与机会，我认为是未来中国在面对新的世界经济体制改造时的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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