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研究,引领中国法治新常态
张文显
很高兴参加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的年会,当然我们现在还是法制文学研究会的年会,首先我代表中国法学会、代表王乐泉会长、陈冀平书记向本次论坛和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论坛征文获奖代表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会议代表和全国法治文化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
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自2008年成立至今,一直着力于明确职责定位,服务法治建设,扎扎实实地开展了许多活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研究会主动适应新形势、新需要,将原来的“法制文学研究会”更名为“法治文化研究会”,拓展了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主要有这些方面,比如,在加强法治文化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研究会积极组织政法系统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编辑出版了《中国法治文化概论》。这本书成为我国法治文化理论学术研究的精品力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填补了法治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在搭建法治文化交流平台方面,研究会创办了《中国法治文化》月刊,迄今已连续出版了12辑,刊发作品达到一百多万字,其中发表学术类论文53篇,建言性文章17篇,各地法治文化建设、实践经验报告27篇,成为法治文化传播的重要宣传阵地。在创新法治文化社会服务方面,研究会举办的“法治书画普法万里行”、“年度法治文学精选”等活动,将法律知识融入到书画、小说、纪实文学等艺术形式当中,别开生面地开展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可以说,法治文化研究会,已经成为我国法治文化研究和宣传领域一支充满活力、务实创新、成果丰硕的骨干力量。
法治文化的建设,一直是我们国家法治建设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和法治习惯”。我们都知道,完整意义的法治,是包括三个方面,就是法律制度、法治体制和法治文化。法律制度是法治的前提,由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构成;法治体制就是法治的物质载体,包括了立法体制和机构、执法体制和机构、司法体制和机构,还有法律职业共同体;那么,法治文化包括了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价值观、法治理论、法治习惯、法治行为模式,等等。所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在制度完备、体制创新和文化建设方面共同推进、协调发展。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法治.文化建设显得更加突出,也面临着空前繁荣和发展的历史机遇。希望我们法治文化研究会紧密围绕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夯实基础,开拓创新,研究、宣传和繁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文化建设当中继续建功立业。
序一 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研究,引领中国法治新常态
序二 围绕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大局谋划未来五年工作
推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形成党风廉政建设合力
法治文化与反腐败
从法治文化的视角看群众信访与反腐倡廉的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反腐败理论屮的传承与转化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纪检监察案件査处工作
试析中国特色法治反腐文化
论权力制约权力反腐机制的缺陷
古代反腐的若干启示
认识政治规矩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王阳明故里——余姚山创建廉政文化的实践启示
检察机关推进文化反腐的路径选择
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与突破
反腐的另一面:公众对腐败的辨识与评价
廉洁文化引领下的立体预防腐败工作机制探析——以东航集团“文化+制度+科技”立体预防腐败工作为例
“法治反腐”:中国特色反腐败的新常态
法治文化遏制腐败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美国的反腐及其法治文化启示
让法律对外逃腐败分子不再“鞭长莫及”——探析我国反腐败犯罪引渡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党规党纪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有力保障
监察:中国古代对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
从山西腐败案剖析权力寻租的法治因素
职务犯罪深层原因及预防对策
监狱廉政文化视野下的反腐倡廉机制研究
论依法治国背景下司法廉政建设与完善
论廉政建设的法治文化基因——以“性恶论”为逻辑起点
基层法院如何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关于贿赂犯罪中利益要件的思考
政法系统治理腐败的当务之急与长远之计
刍议城乡拆迁领域“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及存在的问题——以行政纠纷和职务犯罪为样本调查分析
和宁与喀喇沙尔库银亏空案
不再让廉洁与“谋利”亲密接触——关于贿赂犯罪中利益要件的思考
后记
附录 第一届中国法治文化论坛暨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2015学术年会论文征文获奖名单
《法治文化与廉政建设:反腐败的沉思及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高屋建瓴,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言出纪随,利剑高悬,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立规建制初见成效。反腐倡廉“忽如一夜春风来”,党心民心为之大振,赢得了最多的“点赞”。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向全党提出“四个坚持”、“四个自觉”的廉洁自律高标准,引领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追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六个方面为全体党员划出了底线,开列了“负面清单”,使从严治党有规矩、有标准、看得见、摸得着,让广大党员尤其是“关键少数”的党的领导干部心中有戒。党中央反腐倡廉一系列重大举措,从治标人手,为治本赢得了时间。丰富的反腐败斗争实践和理论创新,为党风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毋庸讳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基础还相对薄弱,法治文化为廉政建设提供理论引领和学理支撑任重道远。
“廉政”,是为官的最高道德标准。数千年来,廉政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历久弥新,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当下而言,党风“廉政”建设要求我们每个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甘当人民公仆,权为民所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治官是廉政建设的第一要义。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说过一段至理名言:“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毛主席在“治吏”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我们要立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中国政体的基点,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在治权、治官、治吏上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局面。
明鉴未远,覆车如昨。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道路自信来源于文化自信。法治文化对于廉政建设研究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人性作为研究法与德的逻辑起点。人性的根本属性是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既有利他性、服务性、依赖性以及更高层次的自觉性;同时也有反社会性的排他性,如损人利己、损害公众、损害社会、贪图享受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都会从对人性的抑恶扬善出发,对社会成员提出外在的他律,尤其对握有权力的公职人员更有高度的他律制约。权力有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然祸国殃民。
法治防腐,是廉政建设的高级形态。依法治理腐败,才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分析近年来腐败高发易发,制度性腐败是一种普遍性原因。邓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当前,我国廉政建设正由利剑震慑向制度保障转型。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风廉政建设,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坚持宪法至上,坚持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握好目标和手段、常态治理和动态治理、保障和创新的关系,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严格监督,让反腐倡廉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反腐倡廉只有走上法治化轨道,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人亡政息,才能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法治文化对于廉政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和主张,就是大力弘扬德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法治需要道德建设先行,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支撑,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制约。我们应坚持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德治文化。
我国悠久而丰富的德治思想,是廉政建设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自觉,是重塑官员家国天下情怀的文化营养。习近平总书记说:“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精忠报国,匹夫有责。我们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向民族英雄岳飞学习,把“精忠报国”作为立德修身之本。
德治文化是伦理文化、责任文化。德治文化的核心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正如王岐山同志所说,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N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我们要尊重先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德治文化,取其精华,让德治精神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延续。
向古人借智慧,对今人敲警钟。中国传统典籍中有许多集思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的廉政经典,是廉政建设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运用多种形式,普及廉政经典教育,传承为政以德、礼法相依、有耻且格、德主刑辅、管权治吏、正心修身等历史经验和廉政之要,使各级官员“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知古鉴今,心存敬畏,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德治之于廉政建设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传承我党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多年来,一以贯之地重视政治思想建设,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要深入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品质教育,大力提升公务人员的政治修养、道德修养、法治修养、作风修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恪守为官操守,时刻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德,心中有戒,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德治重在养成教育。要坚持先进典型示范教育与反面典型警示教育相结合,党性分析与组织生活相结合,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还要创新教育形式。通过养成教育,推动各级公职人员自觉打扫政治灰尘,净化思想灵魂,时时铭记为政以德,事事坚持为政之责,处处以党心民心为己心,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这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总开关”,真正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做人干千净净,做事敢于担当。
法治文化对于廉政建设而言,就是要推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形成党风廉政建设合力,让法治与德治共同发挥作用。法治与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不可偏颇。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德治的教化作用。既要强化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又需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实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法治德治相得益彰,共同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形成法律使人不敢腐、制度使人不能腐、信仰使人不想腐的人民满意的廉政局面。
正是从上述认识出发,2015年,我们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大局,积极进行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和进步。
第一,全力开展中国法治文化基础理论研究。在中国法学会领导的关心支持和研究部领导的具体指导下,我会组织来自全国人大、公检法司、纪检监察、高等院校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编写的理论专著《中国法治文化概论》一书已经出版。这部专著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写作指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进行了全面梳理,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全新观点,是当今我国法治文化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这是一项开创性工作,这部著作是中国法治文化的奠基之作。
第二,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支撑平台体系项目”工程建设。在财政部和中国法学会的指导下,完成了《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课题研究和出版。组织开展了法治思维、法治方法课题研究。完成了首届年度法治文学精选,即“2014年度法治文学精选”,并编辑出版了相关精选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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