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以义和团运动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如此探讨和解释：1部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考察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的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指出他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评述在20世纪初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包括红灯照）的种种神话。作者认为，就上述三条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而言，后两条途径对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对现在仍发生深刻的影响。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美国）柯文（Pail A.Cohen） 译者：杜继东
柯文（Pail A.Cohen），又名柯保安、孔宝荣，美国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教授，著有《中国与基督教：教会活动与中国排外情绪的增长》、《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和《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编有《追忆费正清》和《跨文化的理念：纪念史华兹的中国思想文集》等。
序言
鸣谢
第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义和团绪论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
第一章义和团起义：叙事化的历史
第二部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绪论人们经历的过去
第二章干旱和洋人洋物的存在
第三章降神附体
第四章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
第五章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
第六章死亡
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绪论被神话化的过去
第七章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
第八章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
第九章文化大革命与义和团
结论
注释
文献目录
版权页：
一般性的死亡与特别的死亡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每个人的死亡虽然对他本人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是特别的，但对其他人而言不过是“普通”的死亡事件。不过，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往往把别人的死与自已的死联系起来，这样，死亡的两个侧面之间就有了深刻的主观方面的联系。我认为，在特殊形势下（例如战争时期），即死亡不是自然发生而是变成每个人行动的主要目标的情况下，这种主观联系尤为紧密。杀人和被杀毕竟是战争的终极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在看到1900年参加战斗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对对方都非常冷酷和残忍的同时，也会发现一些更具“人性”的其他行为特征，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和外国的许多上层人士都在嘲笑义和团在战斗中的表现，但是，也有一些中外人士持不同的观点。5月底6月初在新城地区与义和团作战的清军军官杨慕时向聂士成报告说，义和团人数众多，“且不怕死”。一贯谴责义和团的艾声也说，拳民“无不视死如归”。赫伯特·胡佛记载了中国人围攻天津火车站的第一天（6月18日）义和团战士的作战情况。他在文中含蓄地表述了基本相同的看法：“义和团冲在前面，几乎顶到了俄国人的枪口上。只有狂热之徒能发起这样的冲锋。在冲锋时，每当有人被子弹击中，他的同伴就会把他从地上拉起，摇晃他的身体，试图让他站立起来，显然是不相信有人会死。”参加过西摩尔援军的一名德国军官也证实义和团不相信他们会被杀死：“我……看到一些仅仅以大刀为武器的义和团民冲向我们的人。他们当中有人被枪弹击倒后，会再次站起来向前冲；有人甚至身中三四弹，也能站起来。在某一具尸体上，我发现的伤口不少于四处。”
罗兰·艾伦记载了8月20日孟加拉轻骑兵与只配备有刀剑的一小股义和团在北京南苑进行的一场战斗。他在文中也称赞了义和团的战斗热情：“充满狂热情绪的义和团就像伊斯兰教托钵僧一样疯狂。据说，有个拳民被枪刺刺穿了身体，但他设法摆脱开来，重新投入了进攻。”艾伦写道：“这种行为在中日战争中闻所未闻，恐怕在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也是见所未见。这再次证明，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是能够打仗而且愿意打仗的，而在他们不信任的军官的率领下，为了他们不理解的事业，他们是不愿意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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