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的终结：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_梁本彬 (译者), 张秘 (译者)_9787508671475

《平均的终结：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是哈佛大学前沿课程、TED超受欢迎的演讲。
作者托德•罗斯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他结合个人成长的经历，并采访、搜集了大量生动真实有说服力的案例，介绍了平均标准主义是如何诞生的，又是如何深刻影响了社会的进展和人们的生活，有力地论证了这一思想带来的危害，提倡回归人的本性，弘扬个性，尊重个体。
本书是一部典型的哈佛式作品，论点清晰，论证有利，结构清楚，逻辑严密，是一部经典之作，带给人深刻的思考和启迪。

序言
模仿大赛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空军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飞行员无法控制他们的飞机。当时喷气式飞机刚刚诞生，飞机的速度比以前更快，驾驶难度更大，因此这类问题发生得非常频繁，很多型号的飞机都出现了类似情况。此刻，摆在空军面前的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必须得马上解决。“那时候，飞行相当困难，”一位退役飞行员回忆道，“你不知道会不会丧命。”最糟糕的时候，一天之内就有17名飞行员遭遇了坠机事故。
这些非战斗性伤亡各式各样，包括意外下坠、着陆失败，甚至机毁人亡等。当时的政府将这些伤亡称之为偶然事件或意外事故。最初，军队高层将原因归咎于坐在驾驶室里的人。在事故调查报告里，“操作失误”成了总结原因的常用字眼。这种判断看起来当然很有道理，因为飞机自身几乎不会发生故障，这一点是经过工程师们一再确认的。他们反复检查了飞机的机械部分和电子元件，都没发现任何故障。飞行员们也非常疑惑。他们唯yi确信的是，他们的驾驶技术不是造成事故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人为因素，也不是机械故障，那是怎么回事呢？
在多次调查无果而终之后，军官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到驾驶舱的设计上。早在1926年，在设计第一个驾驶舱时，工程师们就测量了几百名男性飞行员的身体尺寸（那时候，没人认为女性可以当飞行员），再根据这些数据设计出标准尺寸的驾驶舱。在接下来的30年里，驾驶舱内座椅的大小和形状、踏板和操纵杆的距离、挡风玻璃的高度，甚至头盔的形状，都是根据1926年的驾驶员标准尺寸制造出来的。
于是，军事工程师们开始猜想，现在的飞行员个头是不是比1926年时飞行员更高大呢？为了获取最新的飞行员身体尺寸，美国空军批准了一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飞行员研究工作。31950年，研究人员在位于俄亥俄州的赖特空军基地（WrightAirForceBase）测量了4000多名飞行员的身体尺寸，包括拇指长度、裆部高度、眼睛与耳朵的距离，甚至计算了各种数据的平均值。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掌握飞行员的平均尺寸会有助于设计出更合适的飞机驾驶舱，进而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然而一位刚入职的23岁科学家却对此表示怀疑。
吉尔伯特•S.丹尼尔斯中尉（GilbertS.Daniels）不是空战里常见的那种雄性特征十足的人。他身材纤瘦，戴着眼镜。他喜欢花朵，喜欢自然风景。高中的时候，他是植物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学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赖特空军基地的航空医学实验室（AeroMedicalLaboratory）。在此之前，他从未坐过飞机。可是这些都没关系，因为作为年轻的研究者，他的任务只是用皮尺测量飞行员的四肢罢了。
这已经不是丹尼尔斯第一次测量人体尺寸了。航空医学实验室之所以聘请丹尼尔斯，是因为他的本科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anthropology），这是人类解剖学的一个分支。20世纪上半叶，这个学科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把人按照不同的身体形态归类成不同的性格，即分类。比如许多体质人类学家认为，矮而胖的身材意味着快乐而乐观的性格，而退后的发际线和厚嘴唇则反映了人的“犯罪倾向”。
然而，丹尼尔斯对这些分类并不感兴趣。相反，他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对哈佛大学250名男性学生的手部进行了比较。7被丹尼尔斯测试的学生在种族和社会文化背景方面（即富有的白人）都非常相似，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手部没有任何相似性可言。更令人惊讶的是，丹尼尔斯集合了所有数据并算出了平均值，而这个平均化的手部与任何一个个体的手部都不相似。
因此当空军派他去测量飞行员时，丹尼尔斯对平均概念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反对近100年来一直贯彻的军事设计理念。当他坐在航空医学实验室里测量手部、腿部、腰部和额头时，他的脑袋里一直在反复思索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少飞行员真的与平均值一致呢？
他决定找出答案。丹尼尔斯将4063名飞行员的数据收集起来，计算出常用于设计的10个人体部位的平均值，包括身高、胸围、臂长等。这些数据便构成了“标准飞行员”的尺寸。数据相差30%以内的人也被丹尼尔斯慷慨地算作标准飞行员。比如，平均身高精确值为175厘米，那么他定义的“标准飞行员”的身高则为170~180厘米。接着，丹尼尔斯把所有飞行员一个一个地与标准飞行员进行比对。
在他处理数据之前，他的同事、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们一致认为绝大多数飞行员的多数尺寸都应在平均尺寸范围内。毕竟，这些人在成为飞行员之前就已经被筛选过了，他们看起来似乎都是平均尺寸（比如，如果你身高2米，那么你绝对不可能当上飞行员）。科学家们同时还预计，相当大一部分飞行员的10个身体部位尺寸应该全部都在平均值之内。但是，当丹尼尔斯统计出最终数据时，连他自己都惊呆了。
因为结果是：零。
在4063名飞行员中，没有一个人符合所有10个尺寸的平均值。有的人手臂较长，而腿较短；有的人胸围很大，而臀围却稍小。更令人惊讶的是，丹尼尔斯发现，如果只选择3个部位进行比较，例如颈围、大腿围、腕围，那么只有3.5%的飞行员在这3个围度符合平均尺寸。丹尼尔斯的发现很清楚地表明，根本就没有标准飞行员。如果为标准飞行员设计驾驶舱，那么这个驾驶舱就不会适用于任何人。
丹尼尔斯的发现非常重要，它本可以推翻以往对于个体概念的基本假设，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就算是最伟大的思想也需要正确的阐释。我们很愿意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然而事情往往不是这样。毕竟，丹尼尔斯不是第一个发现根本就没有标准人的人。

有些人的大脑主要活动区域在左边，而有些人则在右边；有些人大脑的前端活动频繁，而有些人则是后端活动频繁；有些人的大脑活动区域看起来像印度尼西亚的地图——长而宽阔的群岛，而有些人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这些都反映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没有一个人的大脑像标准大脑。米勒的研究与丹尼尔斯对手部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这次研究的对象不是肢体，而是产生思想、情感和性格的摇篮——大脑。
米勒感到很疑惑。根据标准大脑理论的基本假设，大多数人的大脑应该与标准大脑相当接近，因为神经学家曾确信某些大脑应该与标准大脑相似。但是在米勒的研究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大脑与标准大脑相似。米勒怀疑是不是实验设备的技术误差导致了这种差异，因此几个月后，他又让许多参加过词语记忆测试的人再次做了相同的实验。而两次实验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每个人第二次的大脑图谱与第一次的图谱非常相似，而个体的大脑图谱与标准大脑图谱的差异却非常大。
“这让我相信，我们看到的个体模板并不是随机噪声，而是个体在完成任务时的系统化表现，每个人的记忆系统都是一个独特的神经模板。”米勒解释道，“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模板的差异之处并不是细微的，而是广泛存在的。”
由米勒发现的这种广泛存在的差异，不仅限于人类大脑的语言记忆方面，这种差异在面部识别、心理意象、知识习得、情绪发展等各种研究中也均有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如果你在标准大脑的基础上创造了关于思想、感知或个性的理论，那么你的理论将不适用于任何人。神经科学研究几十年来所基于的指导性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标准大脑。
米勒发表了这个反直觉的发现后，引来了一片质疑声。一些科学家认为，他的发现是由软件运算问题造成的，或者仅仅由于他在选择实验对象时运气不好——可能他的实验对象大多数都是“特例”。然而，米勒的同事们对此最普遍的反应不是批评，而是不予理会。“其他人在自己工作中，曾注意到了我所注意的事，但是他们对此不屑一顾。”米勒告诉我，“人们总说，‘大家都知道，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得用统一标准，它已经囊括了所有的个体差异。你没必要把每一处差异都指出来，这没什么意义’。”
但是对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米勒却坚信不疑。他知道这不是学术辩论，而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问题。“常常有神经法学的人找到我，”米勒说，“他们试图在法庭上利用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来做出推断。他们想用大脑扫描结果来判断某人是否应该进监狱，因此个体大脑与标准大脑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米勒不是第一个受标准模型困扰的科学家。长久以来，所有研究人类的学科都在使用同一种主要研究方法：把一群人放入实验环境中，记录他们对这一环境的普遍反应，而后根据普遍反应总结出适用于所有人的结论。生物学家信奉标准细胞理论，肿瘤学家主张标准的癌症治疗方式，而基因学家则试图标记标准基因组。在这种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我们的学校将学生个体与标准化的学生进行比较，以便对每个学生进行评价；企业将应聘者和员工与标准化的应聘者和员工进行比较。但是如果所谓的标准化人体或标准大脑并不存在，我们就得思考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人类社会对“标准人”这一观念笃信不疑，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科学家、学校和企业信奉“标准人”这个错误概念，其背后的故事始于1819年一个比利时年轻人，他叫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虽然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却位居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之列。
P5－7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