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路上--科学偶像的旅行日记_约瑟夫·艾辛格著；杨建邺译_9787542861078

　　1919年的日食观测验证了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让爱因斯坦的影响力遍布科学界，成为妇孺皆知的科学偶像。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一直在路上，其足迹遍布欧、亚、美、非四大洲十几个国家，直至他1933年定居美国。在旅行过程中，爱因斯坦沿途记下了不少日记。在香港和上海，他看到了中国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在耶路撒冷，他目睹了犹太复国主义正付诸行动。在美国，他与好莱坞明星结为好友。日记里有他探索统一场论的次次挫折，也有音乐带给他的无上安慰，还有他对人物、书籍、政治、航海乃至精神分析等的品评与思考。

经常有人问我：怎么会想到整理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又是什么原因激发我用旅途见闻的形式，把这些日记重现在读者的面前。与大多数物理学家一样，长久以来我就对爱因斯坦十分着迷。但是我之所以最终能够创作出这本书，那是因为我与爱因斯坦有着一种十分微弱的私人联系。事情得从几年前说起，那一年安多尔·卡里乌斯（An?鄄dor Carius）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是一位学者、艺术家，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此后我们才成为朋友。安多尔那时正在研究孟加拉文化与音乐，他对爱因斯坦与孟加拉知名艺术家、哲学家、诗人和作曲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之间两段正式的对话很感兴趣。这两段对话发生在1930年的柏林，当时欧洲学术界正对东方艺术与文化很有兴趣，并常常把泰戈尔和爱因斯坦分别视为东西方文化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们的对话中，他们对东西方的艺术、科学、音乐和宗教的观念做了一些比较，但是最后没有发现什么共识。1 安多尔在研究中发现，爱因斯坦和泰戈尔之间的会面，是布鲁诺·门德尔（Bruno Mendel）博士安排的，其中一次会面地点是位于万湖的豪宅，布鲁诺·门德尔与妻子赫莎（Hertha）、他们的三个孩子，以及丧偶的赫莎母亲托妮·门德尔（Toni Mendel）太太都住在这儿。2当爱因斯坦从1914年到1933年居住在柏林的时候，门德尔一家人一直都与爱因斯坦和埃尔莎保持交往，托妮·门德尔更是爱因斯坦的亲密好友，常常往来。无论是政治还是音乐，她与爱因斯坦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他们有时也会乘爱因斯坦的豪华帆船海豚号到河上漫游。布鲁诺·门德尔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很早就发觉了希特勒带来的威胁，因此纳粹上台后不久，他很快就带着家人离开了德国。他在法国和荷兰工作了不长的时间，发觉整个欧洲都不安全，就带着全家横渡大西洋，来到多伦多定居。在这儿他从事医学研究工作。安多尔跟踪了门德尔一家此后的迁徙，虽然布鲁诺和赫莎已经去世，但是他仍然找到了他们的两位在世的子女，露丝（Ruth）和格拉尔德（Gerald），而且得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多伦多的家接纳了两位从奥地利逃到多伦多的学生。这两位逃难的学生被当局拘押在拘留营里，由于门德尔夫妇的担保才被释放出来。这两位学生中的一位是我的朋友科恩（Walter Kohn，19232016，199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另一个就是我。 1939年4月，希特勒并吞奥地利一年后，我从奥地利逃到英国，那时我才刚过15岁。法国沦陷之后，英国人害怕德国人不久将入侵英国，因此丘吉尔下令把所有住在海岸附近的敌侨都拘禁起来。我那时在布赖顿一家饭店洗碗，马上被逮捕并拘禁，科恩与我一样被拘禁。我和科恩曾在维也纳同一所高中读书，那时在马恩岛的拘留营重逢。此后我们被船运往位于加拿大的各个拘留营，其中拘留时间最长的是在新不伦瑞克省的大森林深处，在那里我们干伐木的活。被拘留的人多半是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他们在拘留营里组建了一个学校。学校的规模虽小，却号称拥有一流的师资，他们招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就包括科恩和我，打算让我们参加麦吉尔大学的入学考试。我们在拘留期间参加了这个考试。不久，加拿大政府确认这些被拘留的平民对加拿大根本没有敌意，就批准释放没有敌意的学生，但是要有加拿大人担保才行。当我还在新不伦瑞克拘留营的时候，就收到了多伦多的赫莎·门德尔夫人寄来的信，说他们夫妇愿意为科恩和我做担保，并邀请我们在获释以后与他们家人住在一起。他们之所以选择为我们担保，是因为从此前一位拘留者那儿得知，我们在拘留营里曾经表演过一种八孔直笛二重奏。门德尔一家人喜欢音乐，他们多少有些相信喜欢音乐的人一定不会很坏。多次延误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自由，并且与门德尔一家人住在他们多伦多可爱的家里。他们房子里的家具大都从柏林以前的家里运来，各处都显示他们对艺术和音乐的热爱。当时对希特勒的作战并不顺利，这使得一切事物都笼罩在一层阴影里，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可能找到更温暖的家和国度了。我以门德尔家中成员的身份度过了愉快的一年半时间。之后，我加入了加拿大军队。门德尔家里最年长的奶奶我们都称她为托妮奶奶，她的家在多伦多附近的奥克维尔，里面堆满了从柏林带来的书和艺术品。她对政治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兴趣，继续与住在普林斯顿的老朋友爱因斯坦保持着通信联系。不幸的是，托妮奶奶死后，这些爱因斯坦写给她的信件几乎全都销毁了，但在保留下来的一封信（写于1948年）中可以看到，爱因斯坦悲叹当时令人沮丧的政治形势。在另一封写于1954年的信里，他感谢托妮赞扬他公开谴责麦卡锡听证会，并回忆起多年以前的魏玛共和国年代，他们一起进行的政治活动和反战斗争。3 战后我完成了学业，并最终在美国安顿下来。我曾经试图与门德尔家保持联系，但是不久我们就天各一方。布鲁诺和赫莎回到他们热爱的荷兰，住在比瑟姆附近一条运河边的小房子里。我和妻子只要有机会访问欧洲，就一定会去拜访他们。我还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时，有一次我们与赫莎坐在她的花园里，享受着宁静的田园乐趣，同时又哀叹冷战时期令人气馁的政治氛围。爱因斯坦和门德尔一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如此期许的开明时代，至今仍未实现。距我住在门德尔家那段时间的70年后，我接到了安多尔的电话，他希望从我这儿得到对门德尔家往事的回忆，而且他还使我得知普林斯顿大学拥有丰富的爱因斯坦文献资料，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爱因斯坦旅行时记下的日记。它们在我眼前呈现的不仅仅是这位不同寻常的日记作者，还包括写日记时那个动荡的时代。它们也带回了有关托妮奶奶的一些回忆。例如爱因斯坦乘坐在去纽约的船上时，感谢托妮奶奶送给他在路上吃的甘草蜜饯。这些事谁会知道？　　约瑟夫·艾辛格纽约　　201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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