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_黄丽安_9787520117043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是首次对朱家骅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做出系统评述的论著。作者查阅了朱家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国史馆等数处档案，参考各种已出版的相关文集、书信、日记、传记、回忆录、年谱和研究著作，搜集材料之丰富，几乎穷尽了海峡两岸相关的原始档案材料和相关研究文献。书中以时为序，特别着重朱家骅在中研院制度化及国家学院体制化等方面，层层递进，自成逻辑，充分发掘、利用大量*手档案文献资料，从而保证了其论证的可靠性。

序　　一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作为民国时期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在其创建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曾经聚集了中国学术界的一批精英人物：蔡元培、胡适、杨杏佛、丁文江、傅斯年、赵元任、陈寅恪、任鸿隽、李四光、竺可桢、丁燮林、萨本栋、周仁、唐钺、汪敬熙……他们借鉴近代西方的科学制度，先后创设了历史语言、地质、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学、社会科学所、心理学、动植物诸所。1930～1940年代，在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日寇入侵的艰难条件下，中研院同人本着对国家、对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怀抱振兴中华学术的历史使命，孜孜追求学术，挑起了复兴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重任。中研院作为国家体制化的科学研究机关在人们心目中亦成为学术独立、科学典范的象征。
与中研院纯然的学术品貌不同，朱家骅的个人经历相对复杂。他不但在教育学术领域出任过国立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兼地质系、史学系教授，国立中山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与地质系主任、校长，两广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等职；而且担任过诸多党政要职，如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兼秘书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会之常务干事兼代书记长等。其任职之多、跨行之广，可能在同代学人中无出其右者。朱家骅复杂的人生旅程，一方面表现了他本人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和干练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与执政的国民党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他是国民党权力核心圈的人物之一。凭借自己在各方面具备的优越条件，1940年蔡元培病逝后，朱家骅参与角逐中研院院长候选人，顺理成章地成为蔡元培的继任人。
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既长且深。从中研院初创时他被聘任为筹备委员与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到被选为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再到蔡元培聘任其为总干事，最后到担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1940～1957），朱家骅为中研院的建设可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担任中研院代理院长是他一生任职最长的一个领导职务，也是历任中研院院长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为维持中研院的发展，朱家骅在抗日战争中艰难支撑危局，继续拓展中研院的事业；在国共内战的硝烟中排除各种干扰，创设院士会；1950年代完成中研院新的布局，在台湾重建学术研究中心。可以说，朱家骅对中研院的发展承先启后、至关重要。不过，与大家将焦聚对准蔡元培不同，对朱家骅与中研院关系的研究却相对冷寞，海峡两岸相关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其中的原因固然一言难尽，但由此可见，研究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只要把握得当，应是一项既具历史价值、又有学术含量的课题。
黄丽安2002年秋来北京大学求学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当初与她商量博士论文选题时，考虑以朱家骅学术思想及其实践研究为选题。其缘由有二：一是这是一个基本上无人涉及的问题；二是在台北中研院保有朱家骅档案，鲜见人利用。基于这两点理由，尽管起初开题时存有不同意见，我鼓励黄丽安选择这一课题。在北大的六年，黄丽安一方面适应新的环境，与大陆同学和睦相处，积极融入北大学术圈子，给我的学生群体增添了不少的情趣；一方面一头扎进自己的学业，冬去春来，图书馆、宿舍、食堂三点一线，每天如此，年复一年。北大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时间，最初规定是三年，后来延长到四年，事实上许多博士生的学习时间多至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里自然蕴含着对博士论文的要求比一般学校更高。这样长的学习时间和较高的学业要求，确实为国内其他大学所少见。正因为如此，在北大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对每一位博士生来说都是一场艰苦的磨砺。为圆满地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黄丽安自动地一延再延，克服诸种困难，表现了顽强的求学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力。她最后交出了满意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获得评委的高度认可。这对她来说，可以想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朱家骅学术思想及其实践》就是黄丽安以她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一本专著。该著在材料方面，作者查阅了朱家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台湾国史馆等数处档案，参考已出的中研院年度总报告和各种已出版的相关文集、书信、日记、传记、回忆录、年谱和研究著作，搜集材料之丰富，几乎穷尽了海峡两岸相关的原始档案材料和研究文献，这是该书最大的特色，也是最值得肯定之处。在结构方面，全书按时序主要对朱家骅早期学术能量之养成（1893～1926），朱家骅整顿中山大学（1926～1930）、朱家骅与中研院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关系（1928～1937、1940～1945、1946～1949、1949～1957）做了清晰的梳理，同时对1928～1957年中研院这四十年的历史作了系统的清理，从而大大充实了中研院前期历史的研究。无论是从中研院院史来看，还是从朱家骅个案研究来说，该书都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和特殊的文献价值。该书是黄丽安在北大的学习成果，某种程度上它也表现了北大历史学系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朴学之风。
黄丽安已于今年4月9日不幸辞世，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最牵挂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全书的后记，实是她向大家最后的告别词，一一细细交代，给人淡定从容之感。她因病魔缠身，身体不支，书稿未修改完就倒下了，真正是以身殉学！作为她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闻此哀讯，不胜悲痛。此书的出版，我想是对逝者的最大慰藉，也是对我们生者的一次鞭策。丽安的音容笑貌和乐此不疲、匆忙奔走两岸的身影将长驻我心！

欧阳哲生
于京西水清木华园
2017年11月12日

序　　二

2017年4月初，黄丽安博士透过网络跟我即时通信。她表示现在还住在医院，情况时好时坏，十二月摔伤至今尚未痊愈，几乎每天发烧，极为不舒服，而且前景不太乐观，医生已经和她讨论安宁病房的事情了。接着她又告诉我两件事：第一件是她在中研院博士后阶段在我指导下所做的科研成果《朱家骅中研院书信选》已经校对完成；另一件是她希望我为她即将出版、由博士论文改写的新书《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写一个序。她还开玩笑地表示当我序写好之时，那时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不久她就离开了人世。我为她的辞世感到十分悲伤，也希望借着这一篇序言完成她生前未了的一个心愿。
我与黄丽安博士认识大约是十多年前她在北大历史学系跟欧阳哲生兄攻读博士学位之时。不记得是2004年还是2005年，那一年我与张朋园先生去北京开会，张先生约了丽安出来陪我们四处走走，又一起吃饭、看戏（我还记得我们在王府井剧场看的是曹禺的《雷雨》）。她也告诉我她正在撰写有关朱家骅的博士论文。后来她返回台北之时，常到南港来看张先生与我。2008年她自北大毕业，先在南台湾的屏东担任教职，后来申请中研院的博士后。2013～2014年在中研院随我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在这两年期间，她一边修改博士论文，一边也在近史所档案馆看中研院档案，并抄录朱家骅档。我建议她集中整理朱家骅与中研院学人之间的通信，将每一封信誊录、打字，以备日后出版。在整理朱家骅书信之时她常常和我一起讨论信件内容，我们一起解决了一些难字的辨识与诠释问题。此即上文所提到的《朱家骅中研院书信选》。我也希望此一史料将来有机会能够问世。2012～2013年时，她参加了我主持的蒋中正与1950年代台湾共同研究计划。丽安在此项计划中发表了《1950年代蒋中正发展科学之政策研究》，以1949年迁台至1959年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创设为重心，探讨蒋中正在台湾发展科学之政策。此文后来收入我主编的《重起炉灶：蒋中正与1950年代的台湾》（2013）一书。
黄丽安的博士论文《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曾获得2010年台北国史馆的国史研究奖助。当时此一奖项规定书稿长度不得超过25万字，因此丽安将博士论文之中与中研院相关的部分抽出来，出版了《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2010）一书。全书依时间段落，分别处理1928～1957年朱家骅与中研院的关系。然而因为字数上的限制，许多部分必须割爱。此次出版约四十万字的《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版本，由此可以全面了解丽安对朱家骅的研究。
这一本书是学界中第一本广泛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所撰写完成的有关朱家骅的一本专书。作者将朱家骅定位为学官两栖的参政型知识分子。他一方面拥有德国的博士学位，担任过大学教授，后来转任党政要职。不过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学术、文化与教育事业方面，尤其集中在担任中研院代理院长之时。因此丽安强调本书主旨是以朱家骅的个案探究民国时期参政型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贡献与影响。朱家骅的角色尤其表现在调和学术与政治之间，建立学术共同体、坚持学术自由以达到学术救国。
朱家骅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位关键人物，透过他的一生可以解开许多近代史的谜题。我相信所有处理民国时期党政关系、学人从政、学术发展之议题的学者都会从此书之中得到许多重要的讯息。丽安的学术生命虽然短暂，但我坚信此书所发出的学术光芒，将永存于世。

黄克武
201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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