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藏宝中的历史_冯健_9787534780332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遴选了116件洛阳文物精品，以时间顺序为列，介绍了文物的基本信息，并详尽讲述了文物的发掘或流传经历，对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背后的人物典故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通过一个个文物的故事，勾勒出古都洛阳恢弘、繁盛的历史。

　　山北为阴，河北为阳，洛阳者，因位于洛河北岸而得名。这里位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意即国家之中心。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 含武周) 、后梁、后唐九个朝代在此建都，故称其为“九朝古都”。今洛阳人根据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结合古代典籍，认为夏、商、西周、后晋也曾建都于此，实为“十三朝古都”。岁月沧桑，风云变幻，王朝兴废，政权更替，洛阳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一千多年之久。北宋虽建都开封，称“东京”，但仍把洛阳作为陪都，称“西京”，派显官要职在此留守，可
　　见其地位之重要。
　　在两周时期，洛阳已“商遍天下，富冠海内”。隋朝修建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抵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连接起来，纵贯南北四千余里，使之成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加强了东西南北的物资交流。至唐代，洛阳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人口已有百万以上，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同时，也是贯通亚欧贸易的“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
　　东汉、曹魏、西晋时，朝廷在洛阳城南设立太学，这是全国唯一的最高学府，学生均达万人。东郊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第一座寺院。北魏、隋唐时期，佛教兴盛，洛阳佛寺多达千座，不断有外国僧侣、留学生、学者来此进行宗教传播、经典学习与文化交流。张衡在这里发明了“浑天仪”与“地动仪”，李白、杜甫、白居易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司马光和欧阳修在此分别写出《资治通鉴》与《集古录》，程颢、程颐在此讲学授业，传播理学文化，洛阳作为文化中心，也当之无愧。
　　古人讲孝道，“事死如事生”。后人将死者生前的生活用品（或是用模型代替）随葬入墓，供其在阴间使用。因而我们说，“地下日用随葬品是地上社会生活的反映”，有些墓志之属还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当年的风云人物已经逝去，但他们留下了丰硕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有的遗存在书本里，有的体现在建筑上，有的遗留在遗址内，有的埋藏在墓葬中。经过世代流传和考古发掘，这些遗产中的部分保存在博物馆内，洛阳博物馆就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一座。
　　走进洛阳博物馆，文物精品（即书中所说的藏宝）历历可见：俑人像马，表情细腻，神态灵活，颇有亲和力，诱人思维穿越到当时的社会中去；工艺品奇巧精湛，好似率意而为，却又巧夺天工，使人惊叹先人们的用心缜密、构思神奇；盔甲兵刃，再现当年的战争场景；金珠宝器，更显贵族的富贵荣华。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藏品，向人们展示着洛阳当年的峥嵘岁月。
　　但是，仅看到这些文物精美的形态那还是远远不够的。你了解这些文物的历史背景吗？你知道这些文物的文化内涵吗？你清楚它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吗？你明白它发现和流传的经过吗？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大多数普通观众并非专业人士，无法看出“门道”，需要讲解员给予讲解，这就是“沟通”。国际博物馆协会2014 年的活动主题为“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强调“博物馆是根植于现在，保存与沟通过去的鲜活机构，将全世界各地的观众、各代人与他们的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让现在和未来的各代人更好理解他们的根源与历史”。
　　正因如此，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好。它将博物馆文物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以及发现与流传的来龙去脉，尽可能详细地介绍给读者，使读者不仅能看到“热闹”，而且能懂得“门道”。如书中介绍的红陶缸，口沿下有一周用黑彩绘制的首尾相连的变形鱼纹。它告诉你，这象征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对女阴的生殖崇拜。这种缸是一种葬具，下腹部的凿孔，是供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介绍东周金村大鼎时，说鼎在夏、商、周三代，是国家政权的象征。1928 年金村大鼎出土于洛阳金村东周时期大墓，同出文物达数千件之多，惜散失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十余个国家，而国内仅存三件，并认为金村当地应为东周王陵和贵族墓地。又如，那些有刻字的破损石块，实则是立于太学讲堂前的儒学经典刻石，是博士向太学生讲课的官定标准“课本”。再如，介绍双鱼纹海棠花形金盏及鹤首银支架，说它出土于成德军节
　　度使王承宗母亲墓中。根据出土墓志及史书记载，可知“ 安史之乱”后，范阳、成德、魏博“ 河朔三镇”军阀割据与唐王朝兵戎相见的史实。凡此种种，如不“ 沟通”，你可否理解藏品背后的根源与历史？
　　冯健女士是博物馆人，大学毕业后，初为讲解员，后来当了十五年宣教部主任，每天与观众打交道，所以她最能体会观众的心情，知道他们渴求了解什么样的知识。她废寝忘食、询师问教，博览群书、笔耕不辍，写出了《洛阳藏宝中的历史》这本书。博物馆人讲的藏宝，与“鉴宝”节目不同，“鉴宝”注重真伪与经济价值。藏宝中没有伪品，主要讲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这是一本带有研究性质的科普教育类著作，写的是洛阳文物，讲的是洛阳历史。以物写史，这是文物考古工作与博物馆人最高的追求。
　　洛阳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缩影。还是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说得好：“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河南博物院任常中2 014 年3 月24 日

　　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牙齿化石
　　2012年栾川孙家洞遗址出土六颗古人类牙齿化石中四颗为单颗牙齿，另外两颗分别附着在上颌骨和下颌骨残块上。初步鉴定有一颗门齿、一颗前臼齿、一颗上臼齿、三颗下臼齿等几个类型。从整体上看，有的牙齿在牙床中还没有长出来，应该是幼年个体，有的臼齿磨损痕迹明显，属于成年个体。此次出土的古人类牙齿化石是河南境内首次在洞穴中考古发现的中更新世直立人化石，具有较丰富的形态学信息。
　　自从1859 年英国生物学家C.R. 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阐明生物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后，多数人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从人猿主干上分离，究竟起源于非洲还是亚洲，一直是古人类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就中国范围而言，已知我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附近发现的直立人类型——元谋人，据古地磁断代，年代在距今约170 万年。1997 年，中国启动了寻找200 万年和更新世早期人类的“攀登项目”，但收效甚微。因为要想勾画出人类起源和演化线索，只凭发现石制品、骨器和动物化石等间接证据是远远不够的，一切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找到人类起源发展的直接证据——人类化石。
　　栾川孙家洞遗址出土有肿骨鹿、梅氏犀、葛氏斑鹿等几十种中更新世典型的脊椎动物化石，发现了少量石核、石片等石制品，未见成型的石器，打击技术以锤击法为主，显示出原始粗犷的特点。然而，与栾川先前发现的七里坪遗址等十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不同的是，孙家洞遗址的石制品与古人类牙齿化石一起伴出，表明古人类曾经在这里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它们为确定本地区丰富的旧石器早期文化主人提供了直接证据。
　　孙家洞遗址位于栾川县栾川乡湾滩村伊河南岸哼呼崖头之上，现有洞口呈扁长形椭圆状，宽2.65 米，高0.7 米，洞口距河岸36 米左右，洞内结构复杂，所有的人在进洞之后，都必须采取半蹲甚至是匍匐爬行的姿势穿过一段狭长的通道后，方能进行工作，考古发掘条件非常艰苦。在本次发掘中，仅仅选取了洞内前部角砾黏土混杂堆积的一个剖面进行，发掘面积3 平方米，发掘深度4 米。就是在这样狭小的工作面上，考古收获却异常丰富。大量的化石被运回整理前，多数都裹着泥土，淘洗清理工作在耐心与细致中缓慢地向前推进着。令人振奋的是，2012 年9 月26 日，第一颗古人类牙齿化石被清理出来，之后，另外五颗人类牙齿化石也相继呈现在大家面前，考古发掘获得重大进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们认为，此次出土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层位明确可靠，保存完好，同意将其定名为“直立人栾川种”，简称“栾川人”。
　　栾川人的年代与北京猿人相当，属于地质时代的中更新世时期，距今73 万年—12.8 万年。中更新世是探索直立人演化及现代人起源的关键时
　　期，而目前我国发现的中更新世古人类化石资料很少，空白还很多，所以任何一次直立人化石的发现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孙家洞遗址“栾川人”的发现，不仅提前了中原地区有古人类生存的历史时间，也使东亚地区人类起源及演化链条更加完整。
　　栾川以其优越独特的地理区位，成为人类迁徙演化和动物群交流的通道。从自然环境方面分析，栾川孙家洞遗址位于北纬33°—35°之间，正处在秦岭以南、淮河以北，气候条件和地理优势明显，很适宜古人类居住活动。研究者认为，近年来屡次在栾川孙家洞、蝙蝠洞及周边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对于研究过渡区动物群面貌、古环境变迁，以及相邻地区古人类适应性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该遗址位居2012 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榜首。北魏双人牵手女俑
　　高17 厘米。两人均梳双髻，饰有花钿。上着交领宽袖衣，腰束带，下着裤，髻施黑彩，衣为红彩。头微上扬，面含微笑，神态温婉，形态作两手相牵并肩站立状。双人牵手女俑又称双僮俑，类似的女俑曾在北齐尧峻墓，以及流失国外的北朝俑人中偶有见到。这件双僮俑出土于北魏名臣杨机墓中。杨机，《魏书》卷七七有传，墓志内容与史书所记多有类同之处。志、传称杨机“字显略，少有志节，为士流所称”， “延昌中，行河阴县事。机当官正色，不避权势，明达政事，断狱以情，甚有声誉。……熙平中，为泾州平西府长史，寻授河阴令，转洛阳令，京辇伏其威风，希有干犯。”“机方直之心久而弥厉，奉公正己，为时所称。家贫无马，多乘小犊车，时论许其清白。与辛雄等并诛，年五十九。”
　　杨机自二十四岁入仕河南尹功曹后，三十五年间历仕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孝庄帝、孝武帝等朝，曾任洛阳令，后官至主管财政的度支尚书一职，成为北魏晚期皇帝所倚之重臣。《洛阳伽蓝记·景兴尼寺》中记载，“县门外有洛阳令杨机清德碑”，足见其当年声名清白威赫。但是，时值北魏末年祸乱分起，“属世途多难，横波不息”，杨机终难有所作为，罹难时年五十九岁，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杨机突遭横祸的悲惨遭遇，实际上是北魏晚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直接反映。参照同期历史，北魏王朝经历河阴之役的重创后，政局动荡，军事强人频出，相继形成了尔朱氏、高欢、宇文泰等相互角逐的军事集团。532 年4 月，高欢废节闵帝，立孝武帝元脩。533 年，高欢大破尔朱兆，诛杀尔朱氏之党，高欢在与尔朱氏的斗争中取得完胜。为权力之争和清除魏帝身边重臣，高欢杀杨机等人于洛阳永宁寺。两年之后，即天平二年（535 年），故吏同仁王法标等人将杨机迁葬到“去洛阳七十里”时，北魏政权已分裂为高欢和宇文泰两大军事集团控制的东魏、西魏，北魏洛阳时代的历史走向了终结。
　　北魏杨机墓出土的双人牵手女俑并肩而行，一人注目前视，一人低眉旁观，两名面容姣好的女子在笑意盈盈中尽显自然活泼之姿，给人带来纯真无邪的深刻印象。北魏牵手女俑以会意的微笑为特定文化符号，一改两晋及北朝早期陶俑呆滞生硬的作风，与同时期佛像雕塑中睿智与超脱的造型风格存在一定的共通性。迁葬杨机的门生故吏们或许期待着，用两位面带深意微笑的女俑，为惨遭杀戮的杨机送去一些精神慰藉，表达出人们对世间残酷现实的嘲讽和蔑视，也衬托出北魏名臣杨机超然不凡的人格魅力。
　　杨机墓出土的百余件陶俑，是洛阳博物馆于2005 年4 月从洛阳市宜阳县丰李镇马窑村征集而来，初藏者为洛阳市宜阳县建筑公司经理张文敏。经鉴定，118 件文物中一级品4 件，二级品27 件，三级品85 件，是北魏建都洛阳时期具有重要代表性的文物。除牵手女俑外，杨机墓出土陶俑既有数量众多的胡人系统武士俑，又有汉式风格的侍从俑和家内仆役，反映了北魏晚期洛阳地区胡汉交织的人文生活状态，丰富了我们对北魏随葬陶俑组合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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