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研究（1934-1939）
定 价：59 元
- 作者：丁卓
- 出版时间：2017/12/1
- ISBN：9787520310536
-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图法分类：I561.074
- 页码：200
- 纸张：胶版纸
- 版次：1
- 开本：16K
本书研究乔治?奥威尔在1934至1939年创作的“三十年代小说”——《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让叶兰飘摆》、《上来透口气》。这四部小说的知名度虽然不如奥威尔的代表作《动物庄园》、《一九八四》那样高，研究资料也较少，却是奥威尔青年时期的主要作品。本书从奥威尔青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入手，通过分析四部三十年代小说主人公对不幸命运的反抗过程，探究他们追寻自由和幸福的过程和结果，揭示人自由解放的前提是在特定的境域下对人的重新发现、理解与关爱。同时，通过对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的解读，为中国的奥威尔研究提供参考。
本书研究乔治·奥威尔在1934年至1939年创作的“三十年代小说”——《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让叶兰飘摆》《上来透口气》。这四部小说的知名度虽然不如奥威尔的代表作《动物庄园》《一九八四》那样高，研究资料也较少，却是奥威尔青年时期的主要作品，小说以四个普通小人物为主人公，通过记录他们与不幸命运的抗争过程，体现了现代人内心的焦虑和渴望。这四部小说表面上像四段个人档案，实际上却是奥威尔的“自画像”，奥威尔将自己波折的生活经历融人小说情节，试图从社会环境的制约中，寻找个人精神压抑和生活贫困的原因，将逃离原有环境的控制，追寻自身解放的可能，作为超越自我的方法。在三十年代小说中，主人公通过感受他人所承载的辛酸苦难和融人异质的文化氛围中，获取对新旧价值观作出判断的能力，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总体性把握，以摆脱体制环境的限囿。因此，奥威尔的三十年代小说是其思想观念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本书从奥威尔青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人手，通过分析四部三十年代小说主人公对不幸命运的反抗过程，探究他们追寻自由和幸福的过程和结果，揭示人自由解放的前提是在特定的境遇中对他人的重新发现、理解与关爱。同时，通过对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的解读，尝试为中国的奥威尔研究提供参考。
丁卓，1980年生，满族，吉林省长春市人，长春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师，吉林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英美小说。近年来在CSSCI期刊、中国作家网上发表《（1984）的空间解读》《永远“在路上”的身份构建》《跨越时空的对话：论（古蜀）的审美特质》等多篇文章，参研在研课题多项。
《乔治·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研究（1934-1939）》：
奥威尔在同胞那里也找不到安全感。在缅甸的英国人并不多，这里充其量是大英帝国在世界另一头的“边疆区”，约3万英国政府职员、家属和军人统治着1400万缅甸人，在大大小小的缅甸城市中，由英国人把持的行政机构、俱乐部、酒吧、军营要塞，不仅是当地的权力中心，而且也是欧洲文化的堡垒，在此之外是缅甸人自己的生活世界，可以说，英国代表的欧洲科技文明改变了缅甸社会的面貌，却没有同化这里的文化传统，在榨取缅甸经济资源的同时，英缅关系始终处于矛盾中，只是在初期这种矛盾被掩盖了，而英国的行政制度与文化体制，又在压制缅甸人向英国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极力限制英国人主动同缅甸人交往。毫无疑问，英国白人在缅甸虽是统治者，但他们不得不在权力和文化的小圈子里踞守，品尝自我孤立的精神苦果。
热带雨林气候、繁重的工作、理想和现实的反差、充满敌意的异邦人、无尽的孤独，这些是奥威尔在缅甸做警察的切身体验，‘也是他决定逃离殖民地警察队伍的根本原因，现实给他的写作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何逃脱苦难成为他探索的焦点。在缅5年的漂泊生活，为奥威尔把小说和自己的真实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多人物情节都来自真人真事，比如，《缅甸岁月》里弗洛里自暴自弃的生活和饮弹自尽的结局，主要来自奥威尔在缅甸曼德勒结识的英国士兵H.R.罗宾逊，此人不堪殖民地的陈腐生活用鸦片麻醉自己，后来开枪自杀未遂，崩出了两个眼球，终身失明；而小说中暴躁的埃利斯对缅甸少年的殴打，则来自奥威尔自己和当地学生的冲突；其他主要人物都可以在奥威尔的漂泊生活中找到原型，唯独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形象比较杂糅，很难找到清晰的来源。在更深层次上，5年的漂泊生活让奥威尔处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5年的漂泊让奥威尔质疑英国殖民的合法性。在伊顿公学时，奥威尔为吉卜林作品中的东方情结和征服精神所折服，坚信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是为改变当地落后的面貌，履行“白人的担当”，但现实情况却是，英国在缅殖民当局的残暴高压政策使缅甸中、低阶层受尽压榨和侮辱，英缅关系濒于瓦解。在奥威尔眼中，现实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英国名义上带给缅甸文明，而这种文明必须依靠武力镇压施行，但诉诸武力又是血腥野蛮的非文明行为，所以大英帝国的殖民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骗局。
第二，5年的漂泊让奥威尔忧虑自身未来命运。面对不人道的制度，奥威尔从自身出发考虑他人生的规划，将回到英国作为解脱困境的唯一出路，鲁滨孙的悲剧使他害怕自己重蹈覆辙，而日益严峻的缅甸社会形势，也会让他跌人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逃归故国成为首要所选，而此后这种回归意识，也不断出现在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及其他作品中。但是，这并不是说奥威尔完全以回国为单一解脱方案，他渴求除了能让自身摆脱险境外，还能让他排解心中对参与镇压、统治殖民地人民的负罪感。可以说，逃离和赎罪是结合在一起的，奥威尔的这种心理诉求和实际行动不断地影响着他以后的探索与创作。
第三，5年的漂泊让奥威尔对乌托邦理想叛离。在缅甸警察工作的失败，使奥威尔对一切美好理想都产生了质疑，辞职回国象征着奥威尔青年理想的覆灭，代之以直面苦难现实、发现社会真相和寻找精神家园为新的人生指向，这暗示着奥威尔心中质疑乌托邦社会的种子已悄然播撒。乌托邦理想作为想象中的社会蓝图，是以制度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点的，但在现实社会，制度和人从未真正平衡过，原本为人造福的制度由于不合时宜使人受到压迫，依赖制度的人又造成其进一步恶化，由此交互作用，造成社会趋于瓦解。从这个层面说，青年奥威尔经过对缅甸社会的认识，确信乌托邦无法成为现实，转而对某些人类理想愿景产生了怀疑。正因为这样，他的三十年代小说的主旨，是关于个人在具体制度和意识形态下的生存状态，即制度之恶导致人的全面异化；而《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则更悲观地认定：在恶制中，有良知的人终将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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