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辉煌》是畅销书《苦难辉煌》的电视版，篇幅适中，情感更强烈。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本书以其独特的战略视角、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个性语言，为读者展现出一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历经苦难走向辉煌的历史画卷，开创了党史的一种新写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处于一种空前复杂的历史变局之中，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股力量相互影响、猛烈碰撞，作者即把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史放在这一宏大格局下进行解读，以俯瞰式、纵深式的文字，分析理解中国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社会的演进，第一次把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后来的红军长征，置于国际战略大背景之下，进行了精心而深刻的阐释。本书自2011年6月初版后，累计销售12万余册，近两年的销量稳定在七八千册。为充分发挥畅销产品的优势，推出此典藏本。纠正讹误，改进插图；拟把《我为什么要写〈苦难辉煌〉》作为附录，争取让作者撰写新版序。目前正在利用作者既有资源，策划新的作品。
代序：激情�6�9因为时代
人们说：大时代催生大作品。
那么需要确定：我们处的是否是大时代？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1840�0�1—1949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1949—2050年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我常想，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中国共产党诞生、没有八一南昌起义、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呢？
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可能至今还得按照别人的喜好选择，还得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至今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的生命轨迹也会向其他方向延伸，可能平平淡淡直到生命的终结。
但是有这一切。在面临3000年未有之变局和强敌、民族命运空前危机的时刻，一批又一批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行列之中，随之也就失去了安逸地务家、经商、执教、从政的可能。他们最终成为震惊中外的革命者，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成为新中国空前的民族英雄。
中华民族也从此挺直了长期弯曲的脊梁。
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奋斗的年代。又是一个胜利的年代、非凡的年代。没有苦难，就没有坚忍，没有积聚。没有胜利，就没有激情，没有尊严。
中华民族曾经有太多苦难，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最终使中华民族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民族的洗礼。这一洗礼不仅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不但站起来了、而且富起来的中国人，让“社会主义不能消灭贫困，只能使贫困普遍化”这一西方经典论断黯然失色。今天我们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拥有的财富，皆为5000年历史前所未有。“中国模式”正变为全球议论纷纷的话题。
这样的时代，能说不是大时代吗？大时代提供了大作品产生的客观条件。剩下的就是主观条件了：能否真正感受它、领悟它、描绘它、表现它。
奥地利学者斯蒂芬�6�1茨威格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要想去超过它。
有人以自己已经超过，不承认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于承认曾经有过英雄。热衷于以“个人野心”或“个人苦难”图解历史，将时代描绘为个人意志和苦难堆积的产物。还有人以“揭秘”、“回归真实”为旗号，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将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进而提出“告别革命”。
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命运，众生便只有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
精神是有高地、也有低地的。如果无法认清10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用“告别革命”来否定这部历史、用“个人阴谋野心”来糟蹋这部历史，只能证明我们处于以小胸襟、小视野、小利害、小恩怨构成的精神低地，证明我们无能力触及这部历史的时代深度，更无资格探究它的时代宽度。
100多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不仅是一部民族苦难史，更是一部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的辉煌奋斗史。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为理想与信仰献身的真人。如果说真理是一支燃烧的火炬，那么率先举起这支火炬的，是真人的手臂。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如果没有一批又一批真人前仆后继、追寻真理救国救民，很可能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正是他们点燃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之火，才使我们至今未曾堕落，未曾被黑暗吞没。
真正认识与对待这部惊天动地的救亡史、复兴史，我们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巨变，都不由自主要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这种只见细节不见总体、只见断层不见积累的思维方式，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成熟。
中国在高速发展，社会在日益进步，一代代人在迅速成长。一位战友说：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位置、我们的工作都要转让给今天的“80后”和“90后”，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把我党我军历史上那些最有价值的部分、最有感召力的部分、最能凝聚我们党、凝聚我们国家、凝聚我们民族的强大精神元素传下去，使我们的事业永葆活力，是我们今天这一代的责任。
他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因这个时代而激动，因这份责任而效力。所以我以我笔写我心。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新近出版的著作《苦难辉煌》被评价为“一部以全新的战略视野全方位描述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著作”，引发较大社会反响，2010年4月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向全国党员干部推荐。同年，当选为“2010中华文化人物”。2011年，《苦难辉煌》获出版界较高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
长征——命运的抉择
长征是中国革命中最伟大的史诗。
历史将会证明，它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石。
我们不能说长征是里程碑，里程碑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而长征是基础。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物质的复兴，同时包括精神的复兴。
长征中蕴涵着精神财富。
世界各国对长征的评价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像一只不死鸟，就是我们所讲的涅槃的凤凰。经过这样的经历，这支队伍，这个政党，它所领导的事业难以被摧毁。
任何史诗中的那种雄浑壮阔、那种波澜起伏、那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伟大辉煌，都是对后人而言的。
史诗也好，奠基石也好，都是后人在历史长河中的评价。
长征是不是一次仓皇的撤退、无目标的突围？
当时是走，还是留？走，往哪个方向走？对当事人而言，则是不尽的流血牺牲、不尽的挫折苦难、不尽的矛盾斗争。
我们经常讲，每个方面都各有利弊。面对历史的抉择，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决策是没有的。决策就是利弊参半，利益和弊端都包含在里面。作为领导者来说，他最大的能力，最关键的能力，就是选择最大的利益，避免最大的损害。
长征最初也是这样。
福建事变的良机错失，广昌战斗又严重失败。广昌作战之前，苏区已经被四面合围；广昌作战之后，中央苏区更被压缩到一个狭小的范围。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已成定局。
但认识这个定局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更大的压力。大家觉得情况很危险了，但是主观上决策放弃根据地，还需要一个过程。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将要放弃的不是一间住了几晚上的屋子，是建设了将近七年、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的根据地。
实际上，从历史过程上看，并不是到了1934年10月长征前夕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如此严峻，然后，中央领导才做出这样的决策。
在此以前，项英曾经最早提出过放弃中央苏区的意见。
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项英到苏区时间不长，认为20万敌军压境，3万红军难于应付，只有离开江西苏区才是出路。退到哪里去呢？
项英提出退到四川去。因为斯大林讲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
项英是我们党内少数见过斯大林的领导之一，斯大林的指示由项英来传达，再权威不过。1928年项英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结构有问题，工人阶级没有成为主体，而只是一伙知识分子和农民，需要工人阶级。斯大林对工人出身的项英特别青睐，还亲自送给他一把小手枪。
身上别着斯大林亲赠手枪的项英，记住了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却不知道斯大林还讲过国民党人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斯大林这句话，可能是看着中国地图说的，可能是看着各种材料说的，有当时的情况、当时的特点。
它是不是普遍真理？
虔诚使领袖人物的个别结论被推断成普遍真理。
但共产党人的首要条件却不是虔诚。所以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坚决反对项英的意见，以“诱敌深入”粉碎敌人“围剿”，将赣南闽西变成了中国最好的根据地。
在李德到来之后，最好的根据地就不是那么好了，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
第二个提出离开中央苏区作战的，是彭德怀。
第五次反“围剿”遭受挫折，彭德怀率先提出脱离苏区，外线作战。
不光是我们在总结经验，对方也在总结经验。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陈诚把红军作战方法和过去他们所吃的亏进行了总结。第五次“围剿”实行堡垒战术，步步深入，步步推进，极力避免孤军深入。敌人的长进，再加上红军错误的战术指导，甚至战略指导——短促突击，苏区反“围剿”面临很大的困难，
第五次反“围剿”刚打了一个多月，彭德怀也看出来情况不妙。
……
毛泽东没有参与这一最后决定。
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且激烈争论之时，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泽东，天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写一首《清平乐》：“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58年，他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但是，当时毛泽东写这首诗词的时候，我们从中看不出他的心情来。
8月1日，毛泽东为《红星报》亲笔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旁人难察。
后来有人说，当时的领导者博古等人，不想让毛泽东参加主力红军突围。
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长征开始之前，毛泽东给三人团写了一封信，要求带一军团和九军团的部分官兵留在苏区打游击，请中央批准，几年后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局回苏区。
看完信后，博古找周恩来商量。
周恩来坚决不同意。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带上警卫员，冒着小雨，披上蓑衣，骑马去于都找毛泽东谈。
第三天周恩来回到瑞金，只对博古说了一句话：他同意随队转移了。
多么简单的一句。
又是多么重大的一句。
这时离中央红军出发已不到10天。
与毛泽东都谈了些什么，周恩来未对博古说。
随去的警卫员回忆，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于都城北外毛泽东住地一直谈到深夜。警卫员送水都不准留在屋里。四个警卫员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屋檐下站了半夜。
这同样是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一个半夜。
如果毛泽东不参加后来演变成长征的突围，中央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
如果毛泽东留在了苏区坚持斗争，在那种空前严峻的白色恐怖情况下，毛泽东的命运又会怎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说服毛泽东随队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其重大，怎么说都不为过。
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历史时刻，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同意随队长征之后，他能想到前方有个遵义会议吗？他能想到前面还有个瓦窑堡会议吗？……最后走向胜利是非常艰难的，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前进极其艰难曲折。
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开始了向湘西突围——即后来所说的战略转移。
10月25日，中央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中央苏区是他用将近七年的时间亲手缔造的，而现在不得不离开。
史诗般的长征，当时是夹缝中求生存，最艰难处见着最伟大。历史机遇好像都给了蒋介石，政变，“围剿”，堡垒政策，步步紧逼……蒋介石说，共产党人这种生命力是“死灰复燃”，我们说是“凤凰涅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看到这些领袖，当然包括红军将士，他们所起的作用。
毛泽东是这样，周恩来也是这样。
忙碌的周恩来一言不发，更加忙碌。他组织了庞大的撤退计划，携带了过多过细的东西。后来指责周恩来的人很多，说他组织红军长征带了过多的辎重，庞大的队伍，那么多后勤，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跟着一起走，包括董必武、徐特立那么大岁数的老同志，还有女同志，像邓颖超、蔡畅。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决定，这些人必须得抛弃。而他的个人行李则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
李德也留下一段评论：“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军队领导者的军事计划。”“突围的目的，只限于冲破敌人对中央苏区越来越紧的包围，以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配合已由第六军团加强了的第二军团，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最初称为西征，军队也叫西征军，或西方野战军。
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第一步，就要走上两万五千里。
开始的是最艰辛的苦难。
也是最耀眼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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