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_马克斯•韦伯_9787506393102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誉为“20世纪最富有生命力的著作之一”，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部重要经典，且影响深远。

“思想家”书系总序
　　张炯
　　只有人类才有思想。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它的意识就不仅仅是存在的反映，还能够超越存在，改造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正因为人的思想具有能动性。人的能动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的能动性，然后才作用于人改变世界的实践。人的思想能够从实践提升理论，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已知透视未知，从历史透视未来。构成人类思想的感性和理性，逻辑推理力以及想象力和幻想力，使人类的思想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思想家正是以自己的杰出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有益人类历史进步的卓越人物。
　　前些年，欧洲曾把孔子和马克思推崇为人类历史千年以来的两大思想家，当然都基于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对人类的历史进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精神支柱，对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也产生过仍然有益的借鉴。直到今天，孔子思想中的积极部分，仍然滋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和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变革改善，其波澜壮阔的推进历史进步的作用，已无人能够否认！
　　思想是无国界的。可以说，人类自脱离动物界成为高等动物以来，就不断在借鉴和分享彼此的思想。有益的思想也只有获得更多人群的享有，它才能通过人们的广泛实践，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能获得更多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资源，就越有利于使自己强大，使自己走向历史前进的潮头！
　　我想，这就是作家出版社与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前提下合力打造的这套大型“思想家”书系的初衷。这套书系计划精选、汇集自古以来人类精神思想文化长河中最为璀璨耀眼的传世名著，以及当代探寻社会发展的深刻的人文思考，争取覆盖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等多个重要领域。出版方致力于译文流畅、精准和学术严谨、可靠；并参考已有译本，力求文字浅显，通俗，版式、纸张达到鲜亮、悦目，易于贴近普通读者，宜于读者捧读、收藏。
　　我国正在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和发行，必将有益于我国思想文化资源的广泛积累，也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一定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上卷
　　问题
　　第一章
　　宗教派系和社会阶层
　　一个国家假如拥有十分复杂的宗教成分，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本家、工商界领袖、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那些受过商业及高等技术培训的管理者，大部分都会是新教徒。由于最后的这些管理者更有可能接触新教，因此上述情况在这些人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类情况似乎适合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假如你持着怀疑的心态，那么你可以翻阅一下这些国家的职业状况统计数据。天主教的出版品也记载着这点。就连德国的天主教大会也常常会谈及这一情况，波兰和东部的德国便是一个例子。它们在文化、民族，以及宗教的差别上都保持着一致。一个地区的资本主义假如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且还能依据所需改变人口的职业分划和社会布局的话，那么这个地区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据便大体和以上统计数据一致。这类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越快的时候，表现得越明显。
　　历史因素也可能会让大部分资本家、管理者和企业高级技术人员成为新教徒。如此一来，我们便需要探索遥远的从前了。然而，那时的宗教派别不但无法对经济情况造成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实际上，正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宗教派别。一定的资金通常来说是一个人在接受教育或展开经济活动时的首要条件。另外，人们一般在展开经济活动的时候，也在接受着教育。大部分的现代人只有在得到帮助的情况下，才能使这两种需求获得满足。就最低限度而言，人们也需要一些作为保障的物质基础。古老帝国里的某些拥有良好的环境、丰富的资源以及发达经济的地区，尤其是那些繁华的市镇，在公元16世纪的时候，全都在极大程度上发展了新教。新教徒之所以还能在当下的生存斗争中占据上风，正是基于这个因素。如此一来，人们忍不住会问：“教会为什么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越能得到快速的发展呢？”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地给出答案的问题。
　　在质疑宗教的时候，人们会求助于质疑所有传统权威的做法。经济一旦脱离了传统的约束力，一定会对上述趋势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教会在宗教改革①之后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掌控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措施。它们并不会放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掌控。然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忽视这一点。教会在那时只不过是在形式上掌控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掌控状况极为松散。宗教改革不但要让教会掌控公共和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还要让其掌控所有人的全部行为。人们必须得严格遵守这种难以忍受的方式。在实施天主教会的教规，也就是“原谅犯人、处罚异教”时，从前的情况要比当下的情况更为有力。世界上最先进并且最有钱的民族，在15世纪的早期，也对这一教规予以接受。拥有现代经济特征的所有民族如今都已宽恕了它。与天主教会的教规完全不同的是加尔文教的教规。在16世纪的苏格兰和日内瓦、16世纪与17世纪之间的大部分荷兰区域，以及17世纪的新英格兰，加尔文教都对民众实施了一种使人完全没有办法忍受的掌控。在那时，以这种眼光对待加尔文教教规的，还有英格兰、荷兰，以及日内瓦的绝大多数商业贵族。不过，宗教改革者在那些经济极为发达的区域，不但不认为教会对民众的生活进行了太多的干扰，甚至觉得教会还没有对民众的生活进行足够的监督。这些区域的资产阶级在那时，于事业上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对于这类十分严重的专制，他们不但没有进行抵抗，甚至竭尽所能地提供着保护。该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呢？资产阶级确实从古至今都没有做出多少具备这类英雄主义性质的事。卡莱尔就这一情况表示道：“这是我们所做过的唯一一件带有英雄主义性质的事。”这是一句颇有道理的话。
　　近代的新教徒不但能够拥有更强大的掌控经济生活的能力，甚至能够得到管理者的地位。这是一种值得我们深刻探讨的更加关键的一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当下的新教徒继承了比较多的产业。然而，这并不是一种拥有广泛适用性的解释。举个例子来说，在为子女提供的高等教育类别上，匈牙利、巴登或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徒父母和这些地方的新教徒父母有着很大的不同。天主教徒在高等学校里的在校生或毕业生中所占的比重，通常不会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能够解释这种事实的一个状况是他们继承的财产差距。然而，天主教徒在专门培养工商业人才以及技术人才的学校的毕业生，和着重培养中产阶级工作人员的学校的毕业生里，所占的比重，更低于新教徒所占的比重。我们却无法用以上新教徒拥有比较多的产业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状况。天主教徒之所以很少进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活动，原因恰恰是他们十分热爱人文教育。
　　天主教徒在近代工业中的那些熟练的工人中，只占了极小的比例。这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这类状况呢？我们能够通过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这一状况。工厂里的那些熟练的工人过去通常都是年轻的手工业者。这是一个人人尽皆知的情况。这类改换角色的状况，绝大多数是在新教徒身上发生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同样身为手工业者的天主教徒一般都会留在自己在一开始就选择好的行业。为了成为该行业的师傅，这些天主教徒会变得十分刻苦。新教徒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被工厂接纳之后，他们多数会成为管理者或熟练工人。在解释这类状况的时候，我们只能采用这些观念：决定一个人在最初选择行业的结果，甚至他一生的职业的，是环境所带给他的精神特征和心理状态。共同决定精神特征和心理状态的是家庭、父母，以及宗教气氛等因素。
　　让人极为惊讶的是，近代德国的天主教徒一般不会投身经济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这一事实和人们了解到的趋势始终处于相反的状态。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
　　不管是否出于自愿，那些不得不屈服于统治者的新教派或少数民族，都可能会被隔离于政治影响之外。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会通过一种非凡的力量，投身经济领域。他们完全不具备在政府工作的机会。为了达成被他人认可的心愿，他们不得不在经济领域中展示自身的才能。生活在俄国领土之内的东普鲁士人和波兰人便是这种人。就经济实力的发展速度而言，这些身处俄国境内的人，要比那些身处母国且拥有统治地位的加利西亚人快得多。被隔离在政治之外，并通过非凡的力量投身经济领域的人还有英国的教友派①教徒、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时期的胡格诺教徒，以及两千年来不停地抵抗着天主教会的犹太人。不过，德国的天主教徒所遭遇的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不像犹太人那样不具备社会地位，也没有必要使用犹太人的那种方式。
　　不管是得到了原谅，还是遭受了迫害，从前那些生活在英格兰或荷兰的天主教徒，都无法在经济领域获得像新教徒那样辉煌的成就。不管人数的多少或是否居于统治地位，新教徒，尤其是那些出现于新教运动之后的支派（后文会对此进行详细的讨论），都能够很好地发挥经济的理性主义。就算遭受了和新教徒相同的状况，天主教徒也无法展现出新教徒的那种能力。要想合理地解释上述的差距，我们不能依靠天主教徒宗教信仰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短暂特征，而必须得找出它的本质特征。
　　为了找出这些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全部特征，我们会竭尽所能地对其进行研究。我们之所以会这么做，原因是这些特征极有可能引发了我们所谈及的那种行为。人们假如只依据普通的印象进行肤浅的分析的话，不免会用天主教重视“原罪说”这种观念，来解释上述差距。通过苦修和禁欲的方式进行赎罪，进而得到去世后的永生，是天主教徒的至高目标。基于这一点，他们一定会对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抱以不屑一顾的心态。这是一种恰恰符合人们在分辨两个教派时的流行趋势的解释。天主教徒在那时曾利用这类解释来打击新教，新教在那时也曾利用它来驳斥天主教生活方式中的禁欲目标。天主教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变得非常自私，原因是新教将所有的目标都引入了世俗状态。在对待经济生活的态度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是完全相反的。就这两种相异的态度，一位作家曾解释道：“新教徒倾向于享受美食的生活，而天主教徒则倾向于能够踏实地睡觉的生活。后者所宣扬的是摒弃欲望和安闲自在的行为。他们不愿过心惊胆战的追求名利的生活，而愿永远过一种赚钱不多却安宁的生活，就像俗话说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尽管享受美食的贪欲，并不是一个具有广泛涵盖面的说法，却很贴切地描述出了当下许多德国新教徒做事情的理由。那些从前生活在英国、美国，以及荷兰的清教徒所具备的突出特征，与尽情享受的状况截然相反。就我们的研究而言，这点十分关键。我会在后面的篇幅中详细地讲述这点。到目前为止，法国和别的地方的新教徒，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加尔文教的突出特征，特别是加尔文教经过频繁的宗教斗争所拥有的那些特征。新教徒所具备的这些特征，极为关键地推动了那时的法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众人皆知。对于经济的发展，这些特征都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前提是它们都在宗教迫害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在所有的生活行为里，这类宗教热忱一定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类精神假如能被叫做“只修下一世”的精神的话，那么法国的加尔文教教徒就如同北日耳曼的天主教徒般，自始至终都在为“只修下一世”而奋斗着。如同宗教对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十分重要一样，天主教对北日耳曼的天主教徒也十分重要。北日耳曼的天主教和法国的加尔文教，似乎都在用同一种方式抵抗着在本国发挥主导作用的宗教风尚。
　　法国那些高层次的天主教徒和低层次的天主教徒，拥有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前者沉迷于享乐。当下的德国与法国有着相似的状况。上层阶级完全不重视宗教。新教徒热衷的是俗世的经济生活。因此那些觉得新教徒看重物质享受，以及天主教“只修下一世”只类的不明确的观念，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观念。这类观念不但没有办法概括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区分，也没有办法充分解释当下和从前的真实情况。在解释问题的时候，有人假如一定要使用这类观念，便会涌现出其他的若干种看法。这种状况最终会引发这类推断：将获取利益作为目标的新教，尽管和推崇苦修和禁欲的虔诚宗教之间常常出现争执，不过，它们之间实际上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让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就外表上来看，那些最重视基督教虔诚精神的人，特别是那些虔诚又热情的信徒，通常都来自商业这个行业。就商业生活而言，这些信徒并不适应。不过，他们能够敏感地对拜金主义做出反应。这种情况或许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一个因素。使用这类观点解释自己皈依过程的，有大量虔诚派①教徒。这些教徒包括阿夏人弗朗西斯。很多大资本家好像也和禁欲教养有一定的联系。这些包括希赛·洛兹在内的大资本家中相当数量的一部分出生于牧师家庭。然而，这类解释在某种情况下很明显会表现得非常无力。这种情况便是：在同一个群体身上，一种非凡的资本主义商业观念，和一种渗透并主导全部生活的宗教虔诚，能够和谐相处。这些情况在新教的历史上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很多关键的教会和教派都拥有这种特征。加尔文教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它在任何地方都会展现出这类和谐的结合。法国的胡格诺派等新教在宗教改革的势头正旺的时候，很少和某个特定阶级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不过，大量的商人、技术人员和修道士依然选择了皈依新教。这类情况在宗教迫害时期表现得更加强烈。这是一种典型且极为特殊的现象。
　　西班牙人明白荷兰的加尔文教能够推动商业的发展，尽管他们将其叫做异端邪说。在研究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时，威廉·配第勋爵刚巧发表了与这类观点相符的看法。哥赛因认为加尔文教教徒在各个地方的聚居点孵化了资本主义。情况虽然如此，不过，人们依然能够把推动商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视为这些共同体拥有的卓越的经济文化，甚至是人们“离开故乡”的举动。就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这件事而言，人们离开故乡的举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法国在公元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类情况。我们可以从科尔伯特的斗争情况中了解这一点。对于那些皈依了新教的技术人员，奥地利甚至需要通过直接的方式引入他们。别的国家更是如此。
　　不是每一个新教在这一领域，都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在德国产生最强烈影响的，依然是加尔文教。就资本主义的精神发展而言，加尔文教似乎能够产生比其他教派更有力的推动作用。相比路德宗①，不管是伍珀塔尔的加尔文教，还是别的地方的加尔文教，都能够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力。我们能够从伍珀塔尔的具体例子和整体比较中，获得可以证实这一点的双重证据。英国诗人济慈和苏格兰政治家博克，都对路德宗和加尔文教之间的这种联系抱着认可的态度。有必要在此谈及的还有一种更让人惊讶的结合：那些通过巧妙的方式，以巨额财富和“苦修下一世”获得声誉，以门诺派与教友派为代表的派别，将非同寻常的经商措施和信仰宗教的生活方式结合到了一块儿。门诺派在荷兰与德国发挥着这类作用。教友派则在北美和英国发挥着这类作用。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之所以不会杀害那些拒绝服兵役的东普鲁士的门诺派信徒，原因是工业极其需要这些信徒。这是一种能够解释真相的最独特的情况。其他的某些情况当然也能够解释真相。拥有经商措施和信仰宗教这些特征的，除了门诺派和教友派的信徒之外，还有虔诚派的信徒。另外，后者在经商这一领域也表现得极为出色。这可说是众人皆知的一个情况。
　　就卡尔夫和莱茵河地区而言，只需举出某些例子，就能使问题得到答案，因为这里的探讨相当于导言。我们无法将主动开拓和辛苦劳动的精神视为对生活的享受，因为正是新教唤醒了这类精神。另外，这类精神和启蒙运动之间毫无联系。当下的进步和加尔文教、乌埃特教、诺克斯教，以及路德宗这些古老的新教之间同样毫无联系。古老新教的敌人是现代生活的所有领域。对于这类生活，那些最近成立的新教的信徒中最极端的人，也不会进行压制。我们不应该从带有反禁欲或唯物主义性质的享乐中寻求帮助，即便从前的新教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某些联系。我们应该自纯粹的宗教品德中找寻这类联系。在《论法的精神》的第二十卷第七章里，孟德斯鸠表示英国是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里，唯一一个在自由、商业和虔诚这三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远发展的国家。英国人确实遵从了自由的政治制度，并且在商业上占据了上风。就孟德斯鸠所谈及的虔诚的心态，英国人自然也有具备的可能。
　　各种各样有可能真实存在且被模糊地理解的联系，会跟随我们通过以上方式所谈及的这一问题而出现。通过繁杂的历史资料竭尽所能地解释这些模糊的联系，是我们当下的任务。我们只有在不理会之前谈及的模糊联系，竭尽所能地专研基督教从前的不同支派所具备的宗教思想，并最终摸索出它们的区别和特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在展开此项工作之前，我们需要对某些特殊现象进行一番简单的叙述。自历史角度解释这些现象，便是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在描述完这些现象的特殊性之后，我们会再对这类解释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进行一番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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