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劳动密集度,提高资本密集度,是激活农村资产和资源,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资本下乡所形成的鲶鱼效应,对于提高农村发展能力,至关重要。然而,资本下乡的权力化路径则有可能以损害和牺牲原本脆弱的乡村社会为代价,因此,在涉农公司进入农业领域之时,更需要高度关注涉农公司、村庄和基层政府的三方互动与博弈,特别是乡村治理在这个进程中的变动和应对。《资本下乡: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提出:一,资本下乡的成效取决于其与乡村治理机制的互动结果,失败治理必然引发农村社会反制;第二,必须警惕资本权力化问题,资本、基层政府和村庄社会的均衡机制至关重要;第三,必须平衡资本逐利性和农民土地权益保障以及发展之间的冲突。
当前,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一个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体现在基层政治和社会方面,就是利益诉求空前多样化、利益格局空前复杂化、利益诉求渠道空前壅塞化以及利益表达手段的空前激烈化。这无疑是我们进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附带结果,为我们进一步推动改革深化设置了有待克服的棘手难题。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政治报告都从发展基层民主和完善社会管理两个角度提出了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应对机制。报告指出,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做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的有机结合。
推进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深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将发展基层民主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结合起来,将民主政治所推动的市民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与基层治理机制民主化所铸造的管理社会的能力有机联结起来,从而实现国家通过社会管理这个中介和载体,建构起政权体系与社会力量之间有机的博弈互动机制,从而推动两者并行的现代建构。简言之,让国家接地气,让社会进国家。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至少有六个重大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如何提炼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中推动基层民主发展的理论命题,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提供理论解释。当前,不少人对于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和重点缺乏深刻认识,对于基层民主发展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在理论上还存在不少困惑。如:新时期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及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城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基层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基层民主制度与现存的乡镇(街区)治理体制、村(居)民自治体制是什么关系?基层社区自治组织与社会自治组织建设的关系是什么?等等。
第二,探讨社会自我管理机制与基层治理机制民主化机制相结合的制度结构和运行机制,为深化基层民主、优化基层治理提供可行的制度选择。虽然我国基层民主制度已经走过了30年的制度探索、组织机制创新和经验积累过程,但是当前依然面临如何深化民主机制、发展民主能力、扩展民主空间的紧迫问题,并使得基层民主的发展出现“成长的烦恼”和“发展的瓶颈”。由此,社会各界对基层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存在疑虑,对如何推动基层民主的持续健康发展更是莫衷一是。
第三,探讨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中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实践的内容及方式,进一步明确健全基层民主建设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解决当前矛盾多发、利益分化、诉求多样现实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它能够将有序的民主政治参与、适度的社会组织压力和更为优化的基层治理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确保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积极塑造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体制认同有机连接起来,从而建构起基层社会和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构性平台,使得利益冲突和斗争转变为构建现代国家正常运行机制的动力和基础力量。如何解决长期存在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实践发展滞后的问题,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四,探讨如何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中推动基层民主发展的政策与策略,为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当前我国城乡基层民主建设仍处于不断试验和摸索经验的阶段,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成熟方案。特别是我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地区条件差异较大,如何立足当地实际,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中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实现社会管理优化与基层民主质量提升、范围扩大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五,探讨如何为基层政权的管理社会和社会民主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建构起制度性和组织化平台,由此既克服基层政权与社会之间的断裂问题,又克服社会民主自治在发展中的混乱问题,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约束与相互赋权。在实践中,这一课题提出的问题解决平台和载体是城乡社区的公共服务机制。当前,城市社区中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已经走出了一些好的路子,城市社区建设早已突破单纯在社区层面考虑问题的窠臼,坚持社区自治方向,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其核心是将优化政府管理体制与培育社区居民自治结合起来,探索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运作机制。需要我们将城乡社区公共服务机制建设作为推动基层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博弈互动的一个政治框架和载体来看待,研究通过社区建设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建设,建构融合社会管理与基层民主机制的制度性平台,让国家接地气,让社会进国家。
第六,对我国基层民主改革创新的实验和实践及其发展历程进行理论分析和总结,进一步加深对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本规律的认识。相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基层民主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微观研究。然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和普遍存在的各种问题通常可以在基层民主发展中表现出来。因此,通过对基层民主发展实践和创新的典型调查、社会实验,“解剖麻雀”,见微知著,既可以认识基层民主建设的特殊性、个别性,又可以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共同特点;既可以针对不同区域基层民主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基层民主管理发展规划,又可以据以制定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决策。特别是,社会的矛盾首先体现在基层,利益冲突和诉求首先发生在基层,新的社会关系变动和民众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的变化也最先体现在基层,对于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不同层面的研究,不仅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基层民主建设道路的重要途径,也是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基础和重要途径。
本书是本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推动基层民主发展”(11&ZD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刘义强教授作为项目的主要承担人,组织课题组开展了对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问题的持续追踪,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回应了这些问题,也展示了我国城乡社区民主建设和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是对基层社会发展现实的追问和探索。
刘义强,男,1978年9月生,湖北省谷城县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职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目前担任中国农村研究院海外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学术集刊《中国农村研究》(CSSCI集刊类)执行主编。2013年入选中央组织部首批“万人计划一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方向是乡村治理、城乡基层民主以及农村发展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2013-2014年曾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发表研究报告和政策咨询报告多篇,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政治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4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课题研究、15项省部级一般课题研究。
总论:资本下乡的三个论题域
一、引言
二、研究概述
三、研究要点
第一编 涉农公司与村治
第一章 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司下乡
一、价值判断:公司下乡必要性的理论分析
二、农村稳定:公司下乡对农村整合机制的改造
三、粮食安全:公司下乡对粮食种植管理机制的理顺
四、结语
第二章 公司引入下的乡村资源重组
一、组织再造:公司下乡对传统乡村组织的整合
二、市场引入:公司下乡对传统乡村经济资源的整合
三、文化创新:公司下乡对乡村文化资源的整合
四、结语
第三章 资本权力化下的村企关系
一、涉农企业及人驻的C村
二、涉农企业进入村庄: “一场包办的婚姻”
三、“强扭的瓜不甜”:村企间的冲突和博弈
四、“冰释前嫌”与“渐进融合”
五、从冲突到融合:村企关系的变迁路径
第四章 公司下乡后乡村关系“行政化”
一、公司下乡中乡村关系行政化问题
二、公司下乡中乡村关系行政化原因
三、公司下乡中建立均衡多元乡村关系的政策建议
第五章 公司下乡后的村庄治理困境
一、涉农公司下乡影响的村治
二、涉农公司下乡后村庄治理的有益经验
三、涉农公司下乡后村庄治理的政策建议
第二编 资本嵌入与村治
第六章 资本嵌入差异下的村庄治理
一、资本入场前的村庄管理分析
二、资本入场对村庄管理的冲击
三、差异化管理方式下农民的不同反应
四、结语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第七章 村治场域中的资本转换逻辑
一、乡村社会的“场域”和“资本”
二、乡村治理场域中行动者的资本解析
三、乡村治理场域中公司下乡的资本转换
四、结语
第八章 流动与互动:涉农公司下乡后的村庄治理
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二、关于村庄治理的既有研究成果
三、涉农公司下乡的必要性及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四、以互动为原则实现对流动村庄的治理
第三编 地权变动与村治
第九章 土地产权变动下的村庄治理
一、缘起
二、村庄及其解放后土地制度变迁史
三、地权变动与村庄治理资源基础的变迁
四、地权变动与“乡一村”关系的嬗变
五、地权变动与村庄权力格局重构
六、地权变动与村庄社会文化的转变
七、结语及延伸思考
第十章 产权视角下农民身份的历史变迁
一、宗族化小农:家国一体产权对资本化生产的排斥
二、革命化小农:国有产权结构对国家工业化的保障
三、社会化小农:产权结构调整对市场化生产的推动
四、农民市民化:农村产权明晰对公司下乡的支撑
五、结束语
第十一章 农地产权主体多元视角下的乡村治理
一、土地产权变革中的主体多元
二、产权主体目标的冲突与协调
三、土地流转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取向
四、结语
第十二章 农业产业化中的土地流转模式探析
一、X县土地流转的现状和困境
二、土地流转困境的原因与分析
三、土地流转的路径
四、以社会管理创新推动土地流转
五、结语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二、期刊类
后记
《资本下乡: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
(一)涉农公司(市场组织)与村治在现代农业改造中,涉农公司作为新兴的市场主体,是以紧密的利益组织形态形塑的。涉农公司下乡一方面具有重构农业的市场结构的优势,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另一方面,涉农企业作为嵌入乡村社会的市场组织,必然会对固有的乡村秩序形成冲击,改变现有的农村政治社会格局。
(二)资本嵌入与村治
资本是涉农公司的核心要素,也是市场社会中最为活跃的要素。资本下乡是公司下乡的内在核心,资本具有逐利性,它嵌入乡村社会一方面具有以利益改造乡村社会既有资本的优势,但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应该警惕资本的权力化倾向,合理规范资本的进入方式和投资流向。
(三)地权变动与村治
企业进入乡村,所着眼的是自身利益,而由政府所推动的公司下乡则有着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愿景,这些不同愿景在农村的博弈表现在农村土地资源上。规模经营才能实现农业整体效益的提升,规模经营是实现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础,规模经营是对传统家户经营的超越,这种张力尤其表现在土地流转上。
总的来说,这三个论题域是紧密相关的,涉农公司进入农业领域是依靠资本推动的,而对农业的改造必然在土地问题上展开。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有着三方的博弈,即涉农公司、家户农民和基层政府,正是这种新的博弈造就了乡村治理的新格局。
河南省在十八大之后,提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核心任务,就是“一条路子”,即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简称“两不三新、三化协调”。河南省许昌市积极探索“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2011年底以来,按照“集中连片、先行先试、示范带动”的思路,市委、市政府启动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试验区建设,在57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规划建设石象乡、陈曹乡、五女店镇、陈化店镇、小召乡5个中心镇区和37个新型农村社区,积极进行“三化”协调的探索,成绩突出、成效显著,但是也展现出了“三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2012-2013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资本下乡”课题组与河南省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合作,成立了联合调研组,集体攻关,深入各个试验区,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认识这场变革的价值和意义,并反思在传统村庄的现代化改造中必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本书就是这次联合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
二、研究概述
(一)资本与农业关系研究
1.现代农业论
马克思、恩格斯、韦伯、考茨基等从现代农业的角度解释资本与农业的关系,他们认为资本与土地的结合会促使小农经济的解体和衰亡,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社会积聚。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①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扩展下农村的前途有着深刻的思考。韦伯认为,传统农村和现代资本主义秉持不同的经济逻辑,传统农村的经济秩序关心的是如何在这块土地上养活最大数目的人口,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关心的是如何能在这块土地上以最少的劳力向市场提供最大数目的农产品。随着资本的进入,家庭农业经营将会被市场化的农业企业所取代,村庄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也将逐渐瓦解。②考茨基提出让资本广泛进入农业领域,建立“大农业观”。考茨基认为大农业可以更大程度地节省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资料,可以实现农业更加科学合理的布局。资本一旦充分运用起来,它将使整个农业屈服于自己,从而促使传统农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③
2.传统农业论
传统农业论者否认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认为资本的进入不会对传统的小农经济产生影响,其代表者是伯恩斯坦、大卫、布尔加柯夫和恰亚诺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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