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露的亡灵》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小说，从一个年轻女孩爱情与死亡的故事，串联起多个人物的爱情与生死。人物爱情错综复杂，两代人的纠葛千丝万缕，层层谜团。小说结构和语言极度简洁，一气呵成，浑然一体。
夏商被评论界和媒体称为后先锋作家，意即略晚于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派作家后起来的一代。有时，他也被认为是海派叙事的代表作家，但不同于施蛰存的传统，有异于张爱玲的模式，笔下的故事奇谲而带有精神分析色彩。（葛红兵）
作品之外，夏商言辞直率，有些不驯，比如当年高调退出上海作协、参与韩东朱文发起的断裂问卷活动，比如，有时路见不平他会以拳头说话。这些都难以与外界印象中的上海男人画上等号。他在体制之外营生，可能和官方关系的疏离，反而成就了他，写作从而可以成为他纯粹的私好，一种隐秘的幸福追求。他说：严肃文学式微，身边很多朋友渐渐不写了。我始终未辍笔，虽杂事干扰，进展很慢，依然在写。对我来说，写作早已不是功名之事，而是生命状态。尤其近年，对时事和制度失望，更觉得用文字进行表达和反思是多么重要。我心中真正的祖国，是母语。
我心中真正的祖国，是母语。我看到这句话时，心中顿生感动。
夏商出生于当年的上海郊区浦东，没有读完初中便进了工厂，靠自学成才，成为作家，放在现在可以打上草根的标签。然而他虽和学院派无缘，却比知识分子们更积极讨论公共话题，他说：学习做一个知识分子，是每个作家艺术家的重大课题。
某种程度上，他和上海的作家若即若离，难以归类，有人甚至说他是中国先锋文学后崛起的一个异数。（陈思和）
于我而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夏商是我进入上海的活地图。那时他是个青年作者，我是个普通编辑。身为一个南京大萝卜，如今又兼岭南蛮夷，虽然祖籍无锡，上海对我来说却总是隔膜的。情况在我做了夏商的责任编辑后起了变化。我去上海，不再那么心虚了。夏商会帮我订好住宿，不仅考虑到一个小编辑可以报销的限度，还最大限度兼顾到住宿条件的舒适，更考虑到出行的便利，说是便于我去组稿。他简洁地告诉我出门便是地铁，搭上后半小时就可以从浦东到达人民广场，从那里再想去哪里都方便了。那时广州还没有地铁，我便像乡下人一样喜滋滋地感受了上海地铁的便捷。
夏商对美食颇有追求。我有幸享用过他亲自下厨的菜肴，很赞。有了微信之后，他把微信和微博的内容截然分开，在微信上晒厨艺，在微博上谈时事。久居岭南的我馋江南的味道，但在没有网评的年代，我在上海一头扎进的往往是味道可疑的饭馆，次次失望。这时夏商起了如今大众点评网的作用。一想到上海，我便会想到和他、和我去了天国的好友王乙宴在一起的时光，有时在小饭馆，有时在新天地，有时在他办公室里，就着冬日午后的阳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剥奶油小核桃。
这是一个追求生活细节的夏商。这个夏商，与文学的夏商更为接近。他在私密的文学空间里，研究写作的手艺，摆弄一些抽象的问题，甚至以相当极端的方式，虚构尘世中的故事。
2001年第一期，长篇小说《全景图》在《花城》杂志发表，同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易名为《裸露的亡灵》。两本都是我责编。奇怪的是，我的记忆总定格在《全景图》这个标题上，也许是先入为主。亡灵居住在活人耳朵里这个细节，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十六七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初读时的心动和兴奋这些优雅无比的亡灵，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不仅可以在阴阳两界自由飞翔，还栖居于生者幽暗的耳蜗里，洞察人世的一切秘密多妙！引人无限联想。作者也借此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跟随亡灵获得了超越生死、俯瞰人间的全能视角，取名全景图或许就是此意吧。
到做单行本《裸露的亡灵》时，我的心思都集中在了它的包装设计上。书是夏商亲自设计的，长期从事平面设计的夏商，对时尚和潮流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裸露的亡灵》同时出版的，还有夏商的另一部小说《标本师之恋》（后来推倒重写为《标本师》），它们像是一对姊妹书：薄薄的、素雅的小开本，白色特种纸封面，有一幅线描手绘图。它们与当时粗犷的大开本潮流逆向而动，显得玲珑而别致。十多年来，它们一直立在我的书柜中，每当找书时和它们不期重逢，我还会随手翻翻，雅致舒服，至今毫无陈旧土气之感，很是难得。
当然，夏商的设计，不仅体现其本人的趣味，更重要的是与小说的唯美基调吻合。
白色、美妇、人伦、爱情、死亡，这些关键词构成了《裸露的亡灵》柔美现代的风格。我猜测夏商酷爱白色，他的很多设计都呈白色极简之态，这和自称有洁癖的他相吻合。他的办公室和家，皆给我留下一尘不染的印象，毫无多余之物，不知怎么做到的，令我这个处女座无地自容。
《裸露的亡灵》是个阴阳相间，人鬼共存的故事，同时披着悬疑的外衣，核心却是生死这个形而上的古老话题。对死亡的迷惑，对通向死亡之路的探究，对爱和生的追问，复杂而庞大的构架，以凄美的亡灵贯穿，形成一股氤氲之气，遮蔽了死亡的恐怖阴影，使小说基调明丽。夏商似乎找到了答案：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孤独。因为如果所有的人一起死亡，那么死就不可怕了，或者恐惧的程度就削弱很多……假如在一个孤岛上，有一千个人，他们已经生活了许多年，相濡以沫，然后突然有一天说全部要死亡了，一个都不活，我估计他们对死亡的感觉不会太强烈反正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彻底的消亡。但如果当中有一个犯了罪，必须处死，其他九百九十九个人还活着，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想法还真新鲜。
他对简约的追求也体现在对小说文本和结构的控制之中，我想，他一定像不能容忍垃圾一样，不能容忍语言的芜杂和小说体态的臃肿。
而简约不是简陋。
夏商是上海人，但《裸露的灵魂》不是一部典型的沪上小说，几乎没有沪语词汇，故事的时间地点也是虚化的。彼时三十刚出头的夏商正执着于一些抽象问题，要在十来万字的篇幅内，容纳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凸显对死亡、爱情这样宏大议题的终极思考，同时还不能粗枝大叶，要有精致的细节，殊非易事，非拿出快刀斩乱麻的决断不可。夏商做到了，就像他处理食材那样，既考虑营养又考虑口感，还要考虑视觉美感。
虽然夏商自言对这个完成于而立之年的长篇敝帚自珍，又说他采用一些技巧，使其具形式感，为的是藏拙。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夏商对自己的创作布局，应是早有些安排。几年前四十多万字的长篇《东岸纪事》的出版，证明他已跨越了早年这种藏拙阶段，对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一部史诗已经成竹在胸，足以在多年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实现为自己的出生地浦东立传，写一部浦东的清明上河图的心愿。
历经中国急速蜕变的一二十年，物是人非，对当年谈论的一些观点，夏商已不再坚持，唯一坚持的是坚持写。从当年面对格子稿纸，到如今面对屏幕，他独自耕作，在寂静的幸福中窃喜，忘记了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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