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文化读本之二 历史足迹：文化名人与北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勾勒出宋庆龄、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徐悲鸿和梅兰芳等八位中国文化名人在北京的生活场景，以通俗直白的文字叙述，展现了文化名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文化担当的精神风貌；也通过介绍他们点滴的生活事件，去还原一个个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历史人生。
这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璀璨历史。这是一批具有时代风采的文化名人，其中以宋庆龄、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徐悲鸿和梅兰芳等人为代表，他们用自身的智慧和担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以宋庆龄、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八位文化名人，他们在文学历史、艺术表演、社会政治等方面，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代表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平。通过对他们创造的文化成果的展览展示，可以生动而准确地展示出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在他们的一生中，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法，辗转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北京便是他们人生地图的交集点。
对于这八位中华名人而言，北京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存在。他们中的有些人，把北京看作自己生命的全部。老舍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生于斯，长于斯，并且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构建了一幅幅北京的画卷。也有些人把北京作为自己走向世界舞台的起点，例如鲁迅和郭沫若。鲁迅在北京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的创作，由此开启他的新文学主将的人生序幕；郭沫若则是从北京踏上了留学日本的征途。还有些人把北京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例如茅盾，青年时考取北大预科班，在北大红楼留下了追求真理的印记；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在北京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殚精竭虑。
正如北京对这些文化名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名人故居在北京文化建设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首先，浓郁的京味建筑艺术，是北京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的典型特征。纪念馆大多都是坐落于北京的胡同，是北京四合院建筑的集中体现。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纪念馆，是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而位于什刹海后海北沿的宋庆龄故居，则是皇家园林的缩影。无论是坐落在寻常巷陌中的普通四合院（如北京鲁迅博物馆、老舍故居），还是承袭于王府旧宅的深宅大院（如宋庆龄故居、郭沫若纪念馆），每当走进这些名人故居，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化氛围。它们的每一座建筑都有一个典故，每一个角落都有一段历史，每一处雕梁画栋都充满艺术魅力，这就是北京的文化底蕴。北京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凭借各自不同的建筑风格，成为北京风俗文化长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从2000年开始，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开始联合举办活动，承办展览。他们尝试着每年选取一个主题，借助八位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宣传中国近现代文化，传播中华民族精神；并且通过八位名人在北京生活的影像资料，展示北京文化的发展脉络。这些展览也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北京文化建设的阐述：“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的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现代北京之所以保留着许多的历史印记，与生活在其中的文化名人不无关系；而文化名人的探索热情和爱国情怀，也与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当这八位文化名人与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相遇时，就演绎出了一段段精彩的乐章。
前言
京城尽瘁国事精神光耀千秋——宋庆龄与北京
铁肩道义千秋名垂妙手文章万古流芳——李大钊与北京
鲁迅在北京的日常生活
看罢牡丹看秋菊四时佳气永如春——郭沫若与北京
人间正道是沧桑——茅盾与北京
又是一年芳草绿春风时节想北平——老舍与北京
践行美术革新思想奉献毕生艺术才情——徐悲鸿与北京
佳人君子一身芳梅韵悠长伴京华——梅兰芳与北京
后记
《北京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文化读本之二 历史足迹：文化名人与北京》：
1927年李大钊被捕时，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300多人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女。陈情书里这样形容李大钊：“生长僻壤，游学津门，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如是者数载。”石驸马后宅35号这处居所，见证了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实践活动。那么，李大钊又是怎么搬离这处居所的呢？二七大罢工后，李大钊受到敌人的注意，家人也受到敌人的骚扰。1923年李大钊离开家不久，有一天李葆华在门口玩，胡同里忽然冲出一伙流氓，围住李葆华就是一顿痛打。李大钊外甥赵希增看见了，急忙跑回家，抄起李大钊从小市买的带有铜人头的紫檀木手杖出去还击。因为院门打开了，流氓们便趁机蜂拥而入，闯入李大钊的书房乱翻一阵，把书架上、书柜里的书和文件翻检了一地，捣乱以后，他们就溜走了。
这件事后不久的一天夜里，刮起了大风，和李大钊次子李光华同住在东耳房的奶妈听到屏风门的响动，出来看个究竟。她刚打开屏风门，一只恶狗便闯了进来，半夜里全家人都起来打狗。万幸的是，恶狗没有咬伤李大钊次女李炎华和次子李光华，但奶妈和家里养的3只小狗被咬伤了。令人后怕的是，那几只小狗3个月后相继疯死了，可见那条恶犬是只疯狗。由于李星华每日随奶妈到首善医院治疗打针，奶妈得以安然无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之后，匪徒还曾盗窃李大钊家的东西。1923年冬天的一个黄昏，天刚一擦黑，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到东耳房去照看李光华，李葆华和李星华在北房的里间屋玩。因为院子里的夹竹桃被风吹得叶子哗啦啦作响，李葆华和李星华感到害怕了，由邻居带领去东耳房找妈妈，待到赵纫兰同孩子们回到北屋的时候，只见报纸和杂志散落一地，虽然赵纫兰特意向家里帮忙做饭的雨子妈询问缘由，但大家都误以为是孩子们嬉闹造成的，并没有发现家里的一只白皮箱子已被偷走了，自然也没有联想到这些报纸和杂志是匪徒从北屋搬走箱子时从箱盖上掉下来的，更不会对失窃予以警觉了。赵纫兰只是提醒今后要关严屋门以防意外，李星华在书中回忆此事时，用了句俗语形容——“贼走了，才关门。”第二天一早，奶妈抱着李光华玩时，发现在常年没人住的门房里的土炕上摆着一只白皮箱子，立刻告诉了赵纫兰。赵纫兰还不相信箱子是家里的东西，打开箱子发现，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了，只留下了两顶帽子，其中一顶是李星华的黑地印着彩花的法兰绒帽子。赵纫兰发现这确实是家里的箱子后，连忙把失窃的事情报告了派出所。虽然来了两个警察，但他们只是哼哈着应付赵纫兰向他们讲述的失窃经过，而且还埋怨家里没有关好门。最终那两个警察一去不复返，派出所也没有解决被盗案件，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以后，家里人经常在天一擦黑就听到房顶上有沉重的脚步声，这些现象逐渐引起了李大钊家人的警觉。赵纫兰逐渐意识到，被扔在门房的白箱子不是普通的偷窃，赵纫兰的弟弟赵小峰回想起警察可疑的态度，也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并建议搬家，但赵纫兰苦于年底搬家不宜。就在赵纫兰和赵小峰商量搬家时，只听“咚”的一声，一个人从西耳房跳到书房的屋顶上去了。李葆华、赵小峰等人拿着棍棒从北屋闯出来，顺着响动追过去，边跑边喊：“捉贼！捉贼！”赵纫兰在北屋里护着李星华，对院子里喊：“放他走吧！不要把他打伤呀！”话音未落，东耳房的屋顶上砸下一块大石头，将房檐下一个绿釉洗衣盆砸了个粉碎，赵小峰闻声带着李葆华等人回到院子当中，向着北房屋顶质问为何骚扰他们一家。尽管此次驱走了匪徒，但此后匪徒依然天天夜晚到家里捣乱，报警后任凭怎么详细地向派出所报告，警察依然不闻不问。眼看年关将至，赵小峰也打算回老家过年，苦于这种情况，赵纫兰最终决定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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