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余欣主编的《中古中国研究》的第一卷，收录了来自中、日、美、法等多个国家学者的13篇论文。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思想、宗教、美术、社会生活等众多领域。既不乏对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的成果，也有以往关注较少的比如历学方面的研究。
在新材料和新理论的推动下，中古中国研究的论域与视角日益呈现多元化态势，中外学者运用文献、考古、艺术相结合的方法，不断开拓新学境，创获甚丰。而本书以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整体研究作为把握中古时代基本历史脉络，构建“世界图式中的中古中国景象”，并藉此对中古时代的文明和气质进行博观与省思。
弁言
在新材料和新理论的推动下，中古中国研究的论域与视角日益呈现多元化态势，中外学者运用文献、考古、艺术相结合的方法，镕铄古今，会通东西，不断开拓新学境，创获甚丰。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在认识并揭示制度与社会变迁进程与趋向外，更为活性化地探求中国历史深层波澜之源和天数世道潜运默移之故?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研究范式所构建的“大印象”之外，是否可以尝试更真切地触摸感知时代的气息和脉动?在中国史研究逐渐被纳入世界史叙事的今天，如何在与国际汉学的对话中发现中国学术内在理路与精神?换言之，重绘中古中国的时代格，是否可能?如何进行?前景何在?亟须海内外学界共同构筑新基盘。有鉴于斯，我们创办《中古中国研究》，以期为学术与思想的激发，埋下一颗新的燧石（Firestone）。
以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整体研究作为把握中古时代基本历史脉络，构建“世界图式中的中古中国景象”，并藉此对中古时代的文明和气质进行博观与省思，是论丛的基本理念。尽管论丛发起者“复旦大学中古中国研究班”主要成员多为历史学者，但这并不是一个校内同仁刊物，也不以史学研究为限，而是开放给所有跨界“游牧者”的新天地。
“梯山航海访收储，要为天朝补石渠。故园猿鹤应笑我，难将身迹混樵渔。”内藤湖南于惊涛骇浪里作《航欧舟中》，慷慨意气，挥斥八极。夫岂不怀，高山仰止，悬于卷首，以明心志。
余欣，1974年生，浙江黄岩人，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学、中国古代博物学、中古宗教社会史、写本文化与知识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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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年号与道教“劫运”思想（刘屹）
How to Stop Eating: Natural and Intentional Approaches in the Taiping jing, Laozi Xiang’er zhu and Xiandao jing (Stephen Eskild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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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s and Aims of Mid-Tang Muzhiming: A Preliminary Study (Alexei Ditter)
“开皇”年号与道教“劫运”思想
刘屹
一引言
1957年，芮沃寿（ArthurF.Wright）先生在讨论隋文帝治国的意识形态时，认为隋朝的第一个年号“开皇”，有可能是文帝受道士张宾的影响而采用的道教术语。周一良先生亦认为“开皇乃道家语”，“盖杨坚取周而代之，故多方制造舆论，援引道家之说亦大有可能。”李刚先生进而坐实其论，认为“开皇”是隋取材自道教神仙系统的年号，以此作为隋文帝力用道教大作宣传，为其政权合理性寻找依据的例证之一。多年来，学界持有类似观点的论述还有很多，当然也有并不强调此年号是来自道教的观点，在此无需一一列举。总之，这似乎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而无论对“开皇”年号取自道教的观点是否认可，学者们所依据的都是有限的史家记述，一直缺乏从道教教义角度出发的观照。
例如，论及“开皇”年号时，被引用最多的是《隋书?经籍志?道经序》的相关记述：
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宁远，莫知其极。所以说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以为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亿万载。
这段话中关于道教“劫数”的论述，应是本自魏收的《魏书?释老志》：
又称劫数，颇类佛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皆其名也。及其劫终，称天地俱坏。
两相比较，还是能看出些许的差别。例如，《魏志》认为延康、龙汉、赤明、开皇都是“劫数”之“名”，《隋志》认为延康、赤明、龙汉、开皇，都是元始天尊“开劫”的“年号”。这就引出了新问题：如果道经中的“开皇”是元始天尊“开劫”时所使用过的年号，那么杨坚是为要模仿元始天尊的“开劫”才使用“开皇”年号吗？但他为什么不选择其它三个同样是元始天尊“开劫”的年号？
实际上，《魏志》和《隋志》对所谓道教“劫数”的论说，并不能与道教经典教义完全符合。无论是魏收，还是《道经序》的作者，对道教相关理论都存在一知半解的情况。这提醒我们在利用《魏志》和《隋志》来解说中古道教时，应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当然应该不满足于仅凭这两份来自史家的记述来做出判定，而应去追溯道教方面有关“开皇”的“劫数”理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概念？这才是判断杨坚究竟是不是在了解和接受道教“劫数”概念的前提下而采用“开皇”年号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我想在本文中要解决的一个具体事例。而在这一事例的探讨过程中，还想关注一个或许更重要的问题：在道教内部历经多次反复后，在经典文本中建构起来的某种新的理论或知识体系，在实际中又能够对中古时期的道教内外产生怎样的影响？从中又可反映出经教道教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怎样的一种互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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