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增订本）_杨国强_9787108058942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发生历史大变局，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人，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效西法图自强，深深卷入历史变迁的过程，一代一代地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为民族寻路，因之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与儒学相依的传统士人自身也发生了节节嬗蜕。本书汇积了作者对晚清士人及他们那个世界的思考、理解和解释，围绕着科举制度下的功名与富贵、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十年新政与社会解体等主题，通盘解读近代化过程中的士人和社会，融深刻的洞察于历史叙述之中，很富于思想启发。增订本新补一文，论甲午乙未间清流的重起和剧变，这是作者近年对晚清士人世界再考察的力作，依然贯彻了透过士人看世相的切入角度

　　读史多年，大半都在与晚清士大夫缠磨于古今中西之变的感慨苍凉之中。因此积久而发为论说，其间的一得之见便多以这段历史里的士人与世相为题目。
　　在二千多年的自成路轨之后，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脱出了旧轨。时人称之为“万国梯航成创局”，称之为“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称之为“智勇俱困之秋”，说的都是不能用历史经验来对付的陌生和蹇迫。而七十年中立起于陌生和蹇迫之间，自觉代表中国社会回应西潮逼来的，则始终是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大夫。在当日统称“四民”的人口中，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随后，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他们又成了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的中国人。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以“师夷智制船造炮”说借法自强，沈葆桢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说借法自强，用意都在取新法以守护旧物。而二十年后王韬议时政，已主张“取士之法宜变”，“练兵之法宜变”，“学校之虚文宜变”，“律例之繁文宜变”，他也在回应西潮，但笔下的这一串排比的“宜变”则显然地说明，借来的西法正在化作尺度，并被直接用来规范本自另有一种尺度的中国。至90年代康有为、梁启超引“万国行立宪之政”比中国，从西方移入的是“明定宪法，君民各得其分”。同时的严复取“天演公理”说物竞天择，其笔锋扫过，摧折的都是儒学义理。他们志在借西法以尊中国，然而由此牵动天下，以取新卫旧为愿想的过程已不能不一变而为日趋日急的除旧布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非常明白地显示了同一个社会群类的一变再变。这是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而晚清的士大夫则因之而成了当日变化最剧烈的中国人。与这种剧烈变化相伴随的，同时是士大夫群类在整体上由分化而分裂。
　　以取新卫旧为愿想，借用西法本与“万不得已之苦心”的那一腔委屈不平相表里。而在除旧布新的旨意里，却是委屈不平正在化为羡慕和向往。谭嗣同说：“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遑言变夏。即如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亦即公羊春秋之律。”这种举“人心风俗政治法度”统括而唾弃之的独断论，正说明了羡慕和向往西法，相对应的一面便不能不是中国自我形象在人心中的整体破碎。因此樊锥说：“事至今日，欲中国之必不亡”，则须“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更极端一点的，是唐才常说：“既不得有中外夷夏之疑，又乌有并为人类而无可通种之理。”易鼐说：莫若以郡主县主嫁西国世子，又以亲王贝勒娶列国之公主郡主，并官绅庶民各与泰西互相嫁女娶媳，“此所谓以爱力绵国运，以化合延贵种也”。他们仍然在竭蹶地回应西潮逼来，而脚下的重心却已移到了中国的西化。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士人由夷夏之辨走到了“以化合延贵种”，其间图强的血诚和惶迫中的臆断交相为用，而由此造成的一派天翻地覆则使后人读史常常要百感交集，既惊且诧。当庚子与辛丑过去之后，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已广涉兵制、教育、法律、财政、官制以及地方自治与满汉关系等等。在西法的笼罩之下和比照之下，十年新政一个一个地打破了曾被称作祖宗家法并久经苦心守护的东西，而锤起锤落，主张都出自一时之士议。其中最耐久想的是历经千年的科举制度与彼时的兴学育才之旨相扦格，而后这种为万千士人托身托命的制度也被推到了砧上，在士议的重锤之下打得粉碎。士议促成了科举制度的废止，然则以一个特定的社会群类而论，士人也自己消灭了自己。在人类的历史演化里，一个群类消灭另一个群类的事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像这样同一个社会群类自己消灭自己则显然是一种异态。以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为背景，这是一种逼出来的异态。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士大夫在效西法图自强的过程里一变再变，一直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们无负于那个多劫多难的时代。然而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这个过程留给历史的正面和反面又都是以他们为源头的。因此后来人沿波讨源，他们便非常自然地成了被追究者。当举子士人的时代过去之后，后起的“智识阶级”出自学校，已属另外一类。他们各自从西方取来理想，以此相聚，也以此相分。随后的漫长岁月里，知识人做成的是一种理想的冲突，并以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变迁。与上一代士人相比，已是别成一重境界了。
　　收入本书的各篇文字都是在这一理路之下写出来的。它们汇积了我对晚清士人以及他们那个世界的思考、理解和解释。而一脉蜿蜒，亦间有论及民国初年者。其中的一部分曾收入《百年嬗蜕》一书。承蒙孙晓林女士的好意和建议，这些原本分散的文字才得以辑集出版，成了一本可供评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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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增补本）》：
　　太平天国曾经想实现“通天下皆一式”的平等，但历史限制了超越历史的空想。《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仅仅半年之后，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提出并经洪秀全批准，“照旧交粮纳税”成为一种求实然而并无平等意义的普遍经济政策。“照旧交粮纳税”以土地所有者为赋税征收对象，在承认旧有的土地所有权和租佃关系合法性的同时也承认了地主收租的权利。容忍地主的收益无疑是间接保证田赋来源的手段。因此，太平天国区域中，地主经济依然存在。但农民战争所造成的社会震荡是一经产生便无法平复的。由此形成的破坏和冲击又会使旧的经济关系在逼扼中节节变化。
　　太平天国在大片土地上摧毁了旧日的权威和秩序。在这个过程里，直接依附于政权的一部分土地业主多在锄灭之列，曾经依附权势的缙绅地主因之而破败衰落。其次，长期的战争造成了长期的重征。太平天国对于“富室”和“积谷之家”的无情勒逼成为地主经济不可解脱的重负：“军行先数百里，即遣人前往遍张告示，令富者贡献资粮”，“必千金数百金，谷米数百担，猪数口，鸡数十只，配以群物”，名为收贡。继以挖洗搜剔，抄没浮财，“虽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所沉之银，亦无有免者”，名为“打先锋”。继以派捐，“曩称富人，重为刻剥，名日‘大捐’。千金万金亦不等，不受者，械击之”。太平天国后期还有名目极多的杂税。以田亩计征，则有火药捐、田凭费、田捐、局费、礼拜捐、柴捐、军需捐；以户口计征，则有门牌捐、船凭捐、船捐、丁口捐、房捐；以营业和财产计征，则有商税、特捐，等等。以理推度，其中一部分负担是由商人和小农承受的。但揆之计征对象，大部分压力不可避免地会落在业主的头上。因此，被称作“业主”和“田主”的人们存在于天国政权之下，不过是一种可资取给剥夺的现成物。与重征俱来的另一面，是旧政权瓦解过程中勃兴的佃农自发抗租风潮，其激烈者竟至“乡官劝谕欲稍收租，而佃农悍然不顾，转纠众打田主之家”。在这些地方，地主“收租如乞丐状”，甚者“业主二年无租，饿死不少”。抗租造成了租佃关系的困厄。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屡被征派之后，积财殆尽，田租所入是他们用以交纳赋税和维系生计的唯一来源。这种来源的萎缩不会不使重征下的地主经济在交困中难乎为继。它带来了两重结果：一、相当数量的田主因窘迫而逃亡出境。上海一地曾为之“顿增十万烟户”。业主的逃避，意味着赋税征收对象已不复存在了。二、佃农的持续抗租使业户“租米无着”，收赋成为一个难题。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区域已有乡人不肯纳租，粮米追征不齐之事。随之，没有出逃的田主也开始失去了赋税征收对象的意义。这并不是太平天国所期望的，否则，太平天国的地区当局者限制或镇压佃农抗租风潮就变成不可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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