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著名文人李健吾的传记。李健吾以文学批评家闻名于世，实际上他的小说、散文创作以及翻译都很出色。本文作者围绕李健吾丰富的一生，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多方搜寻档案材料，走访作者家属以及亲朋，真实而全面地刻画了这位现代文学大家的丰厚人生。
进入太太客厅
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号出版，郑振铎、章靳以主编，冰心、朱自清、沉樱、吴晗、李长之、林庚、李健吾等为编辑人，特邀卞之琳等一百零八人为撰稿人。这是三十年代中期北方最有影响的大型文学专刊，十六开本，平均每期三百五十多页。
创刊号的作者，如同一个强大的方阵。除鲁迅、郑振铎、老舍、巴金等当时已饮誉文坛者外，其余作者，大都是崭露头角的新秀，不几年便声名远播了。
众多的作品中，李健吾的论文《包法利夫人》尤为引人注目。此系正在整理中的《福楼拜评传》中的一章，后来出书时为第二章。名气归名气，作品归作品，或许是熟悉，那些名家的篇章，并未获得多大的反响。反倒是李健吾，这暌违两载，显得有些生疏了的名字，因了这篇确实令人钦佩的论文，引起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注意。
当年的北平，有一个著名的文学沙龙，便是一代才女、风韵动人的林徽音（徽因）女士那雅致的梁家客厅。冰心曾有小说，名曰《我们太太的客厅》，虽不无调侃，对林徽音的这个文学沙龙，有如实的描述。非是因了冰心的这篇小说，而是当年的风气，文化圈里，好些人都称梁家客厅为“太太客厅”。对于任何一个文学青年来说，能蒙林女士召见，进入太太客厅叙谈，亚似金榜题名。论文《包法利夫人》发表后，从未谋面的林徽音，给李健吾写来一封长信，约他到梁家会面叙谈。李健吾自然是奉命惟谨地去了。
有了最初的邀约，也就预定了以后的来往。此后一年多，直至去上海前，李健吾免不了常去太太客厅叙谈请教——
对我生活最有影响的是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包法利夫人》。这篇论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从未谋面的林徽音女士看后，给我写过一封长信，约我到林家见见面。我的老师金岳霖住在她家的后院。我每次去，总到他老人家房间坐坐，房间似乎有些发黯。常去（林家）的客人仅仅记得有张奚若、杨振声；我偶尔也遇到沈从文。她那封长信我一直保留着，后来日本宪兵队逮捕我的时候，可能在骚乱中丢失了。
进入太太客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一个青年文学家进入了当时主流派文学的中心。
对这篇文章激赏的，还有郑振铎。转年夏天，郑出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就是因了这篇文章，毫不犹豫地聘任年方二十九岁的李健吾为法国文学专任教授。
如今来看这篇文章，林徽音、郑振铎诸人如此赞赏，与其说是为文中艺术分析的精辟所折服，还不如说为作者行文的大气磅礴而又机警诡谲所倾倒。这样的文风，在当年的中国文坛上，确也前所未见。且看对福楼拜由浪漫主义的泥淖中挣脱出来，悟出为文之道，最终显示出一个强大自身的过程，李健吾是怎样叙述的——
在这一群浪漫主义者之中，有一位生性浪漫，而且加甚的青年，却是福氏自己。他和他们一样的热狂，一样的沉醉，一样写了许多过分感伤的自叙的作品；他感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欢悦；他陪他们呻吟，陪他们流泪，陪他们狂笑。这是一个心志未定的青年，在滚滚而下的时代的潮流中，随浪起伏；他飘浮着，然而他感觉着、体验着、摸索着，最后在一块屹然不动的崖石上站住，晓得再这样流卷下去，他会毁灭，会化成水花一样的东西，归于消蚀。他开始回忆、思索、无微不入；他悟出一个道理来，这道理是：从文章中把自我删出，无论意境上，无论措词上，如果他不能连根拔起他的天性，至少他可以剪去稠枝密叶，裸露出主干来，多加接近阳光，多加饱经风霜。
多么酣畅，又多么警策。写下这样文句的作者，怎能不让爱才若己的林徽音急欲一见？
李健吾还和林徽音等人一起参与了《委曲求全》一剧的演出。这个剧本是王文显先生用英文写的。出国前，李健吾将它译出，交给内弟尤炳圻经营的人文书店出版。1934年春天，北平东城青年会的赵希孟、舒又谦等人，深感当时文化界的沉闷，想演一出喜剧活跃一下气氛。经魏照风提议，一致同意演出王文显的三幕喜剧《委曲求全》。遂以青年会的名义排演。李健吾担任导演，司徒乔、林徽音和刚从法国回来的秦宣夫担任舞台美术设计。演员全部穿中装，以体现民族风格。
不光导演，李健吾还在剧中扮演董事长。那时他比较胖，很适合演这个角色。赵希孟饰顾校长，魏照风饰丁秘书，舒又谦饰关教授，马静蕴饰王会计之妻，马肇延饰王会计，周礼饰宋注册员，辛志超饰大学生，刘果航饰校役陆海。全剧三幕一景，共排练了三个月。1935年3月11日起在协和礼堂公演，立即轰动了文化界。李健吾的动作很夸张，语言很够味，成为一个被鞭挞被嘲笑的丑八怪。这也是他第一次扮演男角。后来还去清华大学演过一次。
或许正是进入太太客厅的缘故，这一时期，李健吾还参与了“新月派”后期刊物《学文》的活动，为其同人之一。
《学文》的主编是叶公超，从1934年5月到同年8月，共出了四期。参与者除《新月》的原班人马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林徽音、余上沅等人外，新人有朱光潜、杨联陞、李健吾、赵萝蕤、季羡林、何其芳、常风等。叶公超1929年秋季开学后来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李健吾1930年由外文系毕业，是否听过课不得而知，是老师该是不成问题的。
为什么要办这么个刊物呢？
据叶公超说，当初一起办《新月》的一伙朋友，如胡适、饶孟侃、闻一多等人，由于《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因种种原因已告停办，彼此都觉得非常可惜；1933年年底，大伙在胡适家聚会聊天，谈到《新月》时期合作无间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继续同心协力创办一份新杂志的问题。讨论到最后，达成一个协议，由大家凑钱，视将来的钱多少做决定，能出多少期就出多少期。当时一起办《新月》的一群朋友，都还很年轻，写作和办杂志，谈不上有任何政治作用；但是，这些人受的是英美教育，对于苏俄共产主义文艺政策，本无好感，对上海一些左翼作家走上共产党路线，更是激烈反对，一致认为对中国未来新文艺发展具有不良影响。要对抗他们，挽救新文艺的命运，似乎不能没有一份杂志。《学文》的创刊，可以说是继《新月》之后，代表了这些人对文艺的主张和希望。
这样明确的政治目的，怕只有主要参与者叶公超诸人心里清楚，像李健吾、季羡林、何其芳、常风诸人，怕就未必有这样清醒的意识了。
台湾学者秦贤次，曾对《学文》的情况做过总括性介绍：在《新月》停刊一阵后，叶公超又鼓其余勇，与同在清华的闻一多，以及林徽音女士等《新月》同人，创刊《学文》月刊，自任主编，由余上沅担任发行人，自1934年5月起到8月止，共出版四期。停刊原因，系主编叶公超在清华任教满五年，依例可到国外休假一年，因编务乏人主持而停刊。《学文》可说是《新月》的后身，《学文》同人除了《新月》的原班人马外，多了一些新人，他们大抵都是清华及北大的高才生，由于这些生力军的加入，确实使《学文》生色不少。他们之中，肄业清华者，如季羡林在外文系，杨联陞（莲生）在经济系，赵萝蕤（陈梦家夫人）在外文研究所。肄业北大者，如包乾元在外文系法文组，何其芳在哲学系，徐芳（女）在中文系。又闻家驷系闻一多之弟，法国格林诺伯文科毕业，为研究波德莱尔专家；又李健吾（笔名刘西渭），1930年清华外文系毕业，后留法，为研究福楼拜的专家。
正是因了这个原因，台湾出版的《叶公超传》，说李健吾是“新月”后期人员之一。不足为奇。毕业于清华，又留学欧洲，个人性情与艺术主张的相近，李健吾在二三十年代，与徐志摩、林徽音、余上沅等“新月派”人士的交往是密切的。再说，“新月”并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只是个松散的结合，指其为派，乃是后人的简便。“学文”时期，更是缺少凝聚力。说李健吾是“新月”后期成员之一，无褒无贬，不过是说他与“新月”前期人士的交往延续下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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