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2016年环球时报社总编辑胡锡进所主笔的，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的国际评论和单仁平文章。许多评论文章受到中宣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扬，被认为表达了中国主流社会在国际问题上的态度、看法和立场。
“弄潮”会弄湿衣服，但别弄湿心
我这个人是个爬格子很彻底的总编辑，差不多每天都要写两篇社评，或者一篇是社评，另一篇用“单仁平”的署名发表。最理想的状态是，两篇文章，一篇评国际的事情，一篇聊聊国内的热点。出这两本书，正好前一半文章收录到《大国焦虑——躁动的世界》里，后一半则收录到《大国态度——复杂的中国》里。
我的生活很平淡，每天就是环球时报管理工作的那点事，再就是写文章。白天的事情比较杂，晚上就成了给报纸和网站写文章的“小编”。但我的生活又很激烈，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个国家甚至这个世界的风口浪尖上“弄潮”，贡献我们编辑部的一个声音。有时我会因此而自作多情，为我们这个编辑部在这个时代没有做“跑龙套的”，而是坚持了自己的思考，说了很多我们自己的真话，并且“被世界听到了”，而感受到一份知识分子特有的欣慰和骄傲。
作为环球时报的“主笔”，我写了这么多，而且都是每一天中国社会眼里最热门的国内外大事，无意间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名记录者。由于我的记录有自己的价值观，打上了我个人经历的烙印，所以未必所有人都喜欢我的记录。有的人会觉得，我的记录是扭曲的，令他们难以接受。对他们的这些批评我至少表示理解，我知道自己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从事时政评论，虽然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客观”，但我知道绝对的、不带立场的“客观”在新闻里根本不存在，我也不会那样去难为自己。
天天写不意味着我是一名“纯评论员”。我主持着一家有影响力的市场化时政媒体，肩上有一份很重的责任。五十几年的人生路和从军人到国际新闻媒体总编辑的命运主线塑造了我的立场。在六十几个国家都走进普通家庭的攀谈，给了我特殊的感悟资源。我经常搞不清楚，什么才是我的主业，做总编辑是我的“业余工作”，还是写评论是我的“业余工作”呢？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爱国，我也是有这种信念者的其中一个，就像前面说的，我会不自觉地看重自己工作的意义，因而对自己“说得有道理”，“要对写下的每一句话负责”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因为几乎我的每篇文章都至少有几百万读者，有时会有几千万甚至更多，如果我的文章被人当成一个笑话看，如果其中有一个错误被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是让我非常非常伤心的事情。
有这么多的“责任”和乱七八糟的想法，使我写评论时既很着迷，又经常走神。有的时候我会写得“身临其境”，觉得自己就是事件的“参与者”。我不是在写文章，文辞的工整或优美已经很不重要，因为文章真的成了“匕首”和“投枪”，我们不知不觉中投入到了，或者说卷入到了一场战斗中。
我知道自己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有时我会这样想：这个国家都饱受争议，受到各种攻击，这种时候我胡锡进的羽毛能值几个钱呢？有人骂我就让他们骂吧，国家进步是需要合力推动的，我是这当中数不清的力中的一个。只要国家进步的最终结果是好的，我就不必为自己作为一份力的参与而羞愧，而且很明显的是，我贡献的这点绵薄之力，与中国共产党这一国家领导力量用力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好了，围绕我的争议就说这么多。从时政评论的技术角度看这两本书，让我聊以自慰的是，它们大概达到了这个时期中国主流媒体时政评论的最大宽度。我写的社评和“单仁平”文章触及了大量被认为是“敏感的事情”，我觉得作为媒体时评员，当大事和敏感的事发生时，我们能够给出自己的评论，而不是沉默，这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第一个交代。
中国媒体行业有与国家政治体制相对应的行业管理，这催生了中国媒体行业的独特性。我们的新闻实践需要与中国的现实相契合，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这恐怕是唯一选择。我认为既不能以西方媒体为榜样做新闻，因为那样肯定走不通，有一系列的事实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又不可放弃对新闻自身规律的探索，为了“不出错”能少说就少说。新闻就是要影响大众，如果大众关心的话题我们都默不作声，那还要我们媒体做什么？
环球时报为开拓各种“敏感话题”做了不懈努力，这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与党，与这个国家的人民同心同德，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最广大民众的利益是我们写每一篇文章的真实出发点。这个国家在发展，改革在被倡导、推进，保持社会稳定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我们说真话和实话，恰是这个国家最欢迎、也最能承受的一种言语方式。我写的社评，很少掉书袋，也很少秀辞藻，它们就是一些大白话。一开始，官方和民间都有人不习惯，因为主流媒体过去很少碰那些话题，互联网上则有些人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而由媒体公开谈论“异见人士”，在国家没有就对外冲突表态的时候一家媒体发表旗帜鲜明的评论，或者把地下教会的事情放到大众传媒上做尖锐点评，这些都是中国媒体的新鲜事，我们为此承受了风险和压力。
我认为这样的探索是有益的，我们的善意动机逐渐得到了体制内外的广泛理解和谅解。由我做主笔的环球时报社评能走得比较远，我认为显示了中国社会总体的宽容和弹性，我所说的社会，体制也包括其中。很多人以为，体制是密不透风的，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实际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个人的感受是，任何体制都有它的问题，都会造成一部分惰性和放弃，但也都有创新的大量空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我们自己创新的积极性因为挫折而泯灭。
很多感慨不是今天能够说透的，我是一名新闻实践者，作品的积累比如何表白都更能说明自己，也更有意义。我知道那些评论有不少缺陷，导致那些缺陷的各种原因最终都不能成为我为自己申辩的理由。至于那些评论中所透出的探索是否值得珍惜，也不应由我说了算。总之，最近一年多由我主笔、引起了很多关注和争议的文章，大多收录在这两本书里，通过结集出版，把它们留下来，这算是我敝帚自珍吧。
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1960年4月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198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至1996年任人民日报常驻南斯拉夫记者，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1996年至2005年任环球时报副总编辑。2003年前往海湾前线报道伊拉克战争。2005年起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著有《胡锡进论复杂中国》《胡锡进论激荡世界》《大国不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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