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之舞_(美)弗莱德曼主编_9787567557567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为家庭治疗领域前沿性出版物。全书共分15个章节，介绍了家庭治疗领域一个变革性的发展，即通过设置一个专业的观察和反映团队，给家庭治疗过程注入不同角度的洞察，并将之作为一个有效的治疗媒介，用以创造治疗和改变的新契机，为来访的家庭带来有效的改变。

序言：开启反映

身在此山不识山

——Ralph Waldo Emerson

回到1978年，当时我正在马萨诸塞儿童指导中心带领一个培训小组。我们通过一个单面透视的镜子隔周观察一个家庭治疗案例。这个案例是由我的两个同事做的，而我和大约5、6个受训成员在镜子后观察。在一次治疗中，这个家庭反馈说，孩子的行为得到了改进，“在家表现好起来”。当时我们都感到很高兴。我跟我的同事很快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邀请这个家庭在一旁聆听和旁观我们观察小组针对他们的治疗变化的反馈。我们让这个家庭大约观察了10—15分钟的讨论，之后便邀请他们发表意见。这个家庭似乎对听到的讨论内容感到非常高兴，而且觉得自己家庭内部的改变得到了支持和鼓励。

很多年过去了，这段经验几乎要被我遗忘了，直到我读到Tom Andersen（1987）的一个关于反映小组的研究才意识到，一旁观察的听众会对治疗进程提供有利的贡献，他们是一种中介，可以验证改变，播种思想甚至提供更多可能。在过往的数年中，我和同事在一个健康管理中心测试了设置观察小组这样的治疗模式的效果，发现这个反馈过程非常有助于启动患者的改变。

自Tom Andersen 1987年发表了关于设置反映小组的研究成果后，家庭治疗这个领域就被这种设置，或者是说这个反馈的环节极大地改变了。实际上，这个新的研究让家庭治疗获得了变革，瓦解了旧的方法。通过对话和叙事疗法，语言和意义取代了咨询中参与的人，而成为治疗中的突出和专用要素。对话过程中自然折射出的意义，为创造新的理解和可能的改变提供了机会。

使用反映小组/旁听这个技术，可以追溯到早期家庭治疗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强调在治疗中介入拓展的家庭网络（extended family networks)(Speck & Attneave, 1973)。多重影响的治疗(MacGregoretal., 1964),即数名治疗师联合对来访家庭进行强化干预，或是由Laqueur（1976）发展出来的多组家庭群的模式（multiple family group format),这些都可以看成是过去治疗师允许外部世界进入治疗关系（Laqueur, 1976， p409)的例子。从某个方面看，家庭治疗又回到了它最初的根基——社区努力(a community endeavor)的方式。在咨询过程中引入听众或是见证人，是这类技术的关键所在。上述所提到的作者都运用了一些听众/旁听的技术，去启动治疗谈话中的新想法。

心理治疗的发展导向，往往反应了其文化背景的变化。自救运动的兴起，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公众论坛去解决个人问题。互联网创造了一个“虚拟的”社区，连接起世界各地的人。我的一个来访者告诉我，她将自己在一个艰难时段的悲伤分享到了网上，结果收到了数以百计的电子邮件来支持和鼓励她。而在美国，电视真人秀这种模式也确实让个人化的困境被呈现给公众。电视访谈秀通过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的互动对话来展现人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数以百万的人们则通过观看来了解。实际上，知名电视访谈秀的主持人Oprah Winfrey还获得了家庭婚姻协会颁发的一个特别成就奖，奖励她的节目对大众了解婚姻和家庭议题起到的教育作用。虽然这类节目追求的是满足大众的偷窥欲，但它们的确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展现人们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社区访谈对话的方式被创造出来，这个方式提供了大量关于个人和人际间生活的观点。在此前所提到的作者都致力于利用社区的知识——专业而又个性化的——提供给人们一个改变生活困境的可能和选择。

本书可以看作是一场咨询师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对话，这种对话为新想法和新远景创造了一个空间。这些合作对话的专家作为本书内容的贡献者，并不顺从传统治疗方式。事实上，本书所提供许多观点完全与传统的治疗过程相悖，对心理治疗这个领域有一个变革性的影响。本书的作者实际上并不是通过对话去评估和修正“问题”，他们也不会使用诊断标签这样的方式，实际上，他们不重视甚至弱化诊断标签。他们谈论过去也好，给予解释也好，都是为了启动当下的变化。

本书所呈现的内容，包含了一个社会构建理论的理念，即借助对话可能创造出（多种）意义，来为人们提供一个创造个人现实的可能(Anderson & Goolishian, 1988)。问题不再被视为是结构化的，而是一种不断在人生中发展变化其意义的自我构建/故事。治疗变成一个对话平台，在这里来访者的故事被重写和重构，以便建立来访者的力量感和成就感。叙事疗法的先锋人物Michael和David在他们的创新性的研究中表明，治疗师扮演的角色旨在带来新的故事，这些故事里带来希望、弹性和力量，来访者带着这些新植入的故事面对外部世界，以期将故事中所获得的一切延展入自己的社会生活，并浑然一体。

本书的章节从传统的治疗模式入手，逐渐引入合作对话的方法(例如，Friedman, 1993; McNamee & Gergen, 1992)。本书展现了合作对话可以如何被运用于主流的治疗领域，呈现出其复杂性。在家庭治疗领域，世界各地出现了许多新方法和新实践，拓宽和加深了这个领域的思考和实践。这其中有八个代表人物，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一起构成了一个具有多样文化背景、政治理念和世界观的（新）论点。本书主要呈现的是，叙事疗法是如何基于语言为来访者提供新契机和新希望。

章节概览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们描述了如何通过结构治疗性的对话，来创造出这样一个空间：多元的观点被表达，协作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呈现。以多元临床和文化为背景，作者们展现出的观点和方法带给读者一系列合作对话的图示：参与者的声音被听到，参与者的想法被求证，即便是在传统社会中，“边缘化”和极端化的小众也得以参与其中。治疗过程变成了一个对话过程，形成公众可参与的平台，允许想法以递归的风格流动起来。因为所有参与的声音都被呈现，由此产生的解决方法又确认和尊重了所有参与者的尊严。

Andersen（第一章）向读者展示了反映这个环境出现和发展的历史。他相信人是一种信息集合，他将自己的来访者看作是可以共同合作探究各种可能的合作者。Andersen提出了他的临床假设并详述了在不同环境下实践反映的几种有价值的方法。瑞典的Kjellberg及其同事（第二章）谈论了当治疗从传统权威式的模式转向相对平等的关系时，他们觉察到的变化、困惑以及针对这种更自由的咨询方式的感受。他们当时在乡间的社区服务，常遇到暴力和虐待儿童的情况，于是他们就将地方的服务部门和当地家庭组织在一起，共同聆听这些情况并协同开展治疗。而在芬兰的Seikkula和他的同事（第三章）遇到的案例是一些深受“精神病患”影响的人，他们详述了一种更新、更开放的系统治疗方式的发展和组成，即在治疗中的优先对话和讨论，而治疗师的功能则被弱化。那些精神病患的家属和医院工作人员被集合组成一个“多元声音讨论组”，借此来降低精神疾病发作这种情况所引发的影响。

Griffith和Griffith(第四章）举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例子，他们讲述了如何通过反馈去重新平衡存在于医疗专业人员和病患之间的权利关系，这个方式改变了病患的情绪状态，使他们转而更加开放和有弹性。Swim（第五章）受到Harlene Anderson和Harry Goolishian的启发，介绍了一种创新的运用反映机制的方法，去帮助那些曾经被界定为情绪紊乱的学生，消除阻隔，战胜困境。校内人员聚集聆听、分享，借助叙事将一个悲观和扭曲异常的故事转变为一个充满希望和（各种）可能的故事。McCarthy和Byrne（第六章）通过并列故事的方法，帮助人们从旧的脚本中解脱出来。通过借助爱尔兰传统故事和神话，他们将治疗团队和要处理的困难结合在一起，从而给读者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价值的社会构建理论的理解。他们这种创新疗法有助于那些受困于古老传说中的恐惧和孤立的人们获得解脱。

本书第二部分，作者们提供了许多不同临床环境下操作反映小组这种技术的实用指南。利用叙事中的隐喻和焦点解决的思路，罗列了许多具体的观点和有用的临床案例，去展示如何有效地组织反映小组。经由反映小组产生的观点被植入临床治疗中，去支持、激发和激活个体/家庭案例去促进改变。

Lax（第七章）通过解释学和社会构建理论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反映技术的建议，以及如何将“规则”置于相关的背景之中从而使治疗的透明度提高，并从治疗中的“误解”中获益。Janowsky, Dickerson和Zimmerman（第八章）富有创造性地把反映整合进了叙事疗法的框架。他们展示了一个临床案例，来访者在治疗中提供了她自己对治疗的反馈，作者说明了让来访者反馈在治疗环节中是如何起到其重要意义的。Friedman, Brecher和Mittelmeier（第九章）将反映小组看作是“催生新观点和行为动机的跳板”。他们展示了一些在健康管理中心服务时用到的反映小组所拍的图片，并说明了使用反映小组的好处。Selekman（第十章）论述了雇佣他人做同辈的观察反映者可以从家庭治疗中获益。作者在问题解决这一大的框架下，展示了这种创新方法在家庭治疗中的多种运用，从而有利于家庭客户接纳新的观念。

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作者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新方法将治疗扩展到了大的社区团体中。大批的旁听者被邀请共建并传播更好的故事，把人们从主流的文化思想中解放出来。通过将人和问题分离开来，就有可能改写和共建新的故事，从而带来新的期望和机会。当人们在团体的关注中不断呈现挣扎并取得进步时，新的人际网络就产生了，在这个网络里隐含着联结和希望。

Lobovits, Maisel和Freeman（第十一章）巧妙地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通过许多新颖的方法展示了如何通过听众来传播想要推广的观点。在治疗中的一些重要道德议题也被关注和探讨。Madigan和Epston（第十二章）在他们的抵抗贪食和厌食的讨论团体中，展示了如何通过听众来启动变化。这些“团体（含听众）”就像是一个信息储备银行或是大数据夹，内含了许多有益的知识，以便于在成员中被传播循环。作者通过实际案例展示了这些人际网络可以有效地将人们从自我问题的沉浸中释放出来。Epston, White和“Ben”通过一个协助研究的来访者（第十三章），充分展示了在一篇曾在达利奇中心日报中发表过的一个观点：人们如果可以跟有效解决问题的知识关联起来，他们就可能成为自己或别人的心理咨询顾问，就会具备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作者展示了一个有趣的临床访谈，一个来访者作为协助研究员和治疗师，一起辨别、收集可能有用的知识，并将知识在团体中传播，人们因此获得了新的希望。

Nichols和Jacques（第十四章）创造性地将叙事疗法的框架植入了一个针对青少年问题的治疗当中，他们雇佣了这些问题青少年社区里的人们作为青少年成长和进步仪式的见证者。Adams-Westcott和Isenbart(第十五章）证明了反映技术在针对幼年时遭受性虐待的成人治疗中的成效。通过团体治疗的形式，将治疗过程看作是一段“旅程”，作者展现了观众的反馈是如何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许多新的想法，可以帮助别人构建自己的（更好发展）故事。最后，我来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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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在亚利桑那州开会之余，我去参观了Taliesin West，这是建筑师Frank Lloyd Wright在沙漠中建筑的一座房子，设计师和家人、学徒在房子里呆过许多冬天。这个著名的建筑物就好像是长在沙漠里一样。它突破了传统的矩形构造，创造出一个融入了光和幻想力的空间。Wright把这个设计看作是一种个人成长：既要重视建筑物所处的地理地域，同时也要注重当地文化是如何利用空间的。一座建筑物需要因地制宜。其内在的空间需要结合外在环境从而融为一体。这个设计利用了有机流动性这样的建筑理念而成。

而治疗过程，从社会构建观点来看，道理是类似的。治疗师和其团队将来访者的语言和认知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协同设计一些方式，让来访者从束缚中释放出来，并提供机会或是启动改变。通过这样的方式，曾经的束缚或是受限的结构（阻碍）就会被抚动，从而创造出空间来容纳新的意义、理解和可能的变化。Lynn Hoffman(1993)曾说过，大部分的治疗都是移动阻碍（壁垒），指出希望（窗户）。人们总能找到他们的窗户（p155)。我希望本书能打开新的局面，让大家能更容易地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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